五十多年前，正值上山下乡的年代，我在插队落户务农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人，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其中不乏一些伪警官和国军的军官。当时，主管公安部的谢富治颁布了“公安六条”，借此运动来进行阶级斗争，许多地方依据这些上方宝剑，将历史反革命分子定罪，强行将他们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在我下放的那个山村里，也有一位伪警官，他是个来自上海的人。异地相逢，听到乡音，彼此都是落难之人，便不再计较你我身份的差异，都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活。

他的太太是位苏州人，口音独特，嗲声嗲气的，听她讲话时，心中不禁感慨，难怪世人常说：“宁可同苏州人相骂，也不同宁波人讲话。”她似乎是住在上海南市城皇庙附近，作为中国女性，遵循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从未对丈夫的身份表示过厌恶。尽管他是历史反革命，曾当过警官，但她依然全心全意地支持着他。那位警官是旧时伪中央警校的毕业生，尽管在日本投降时尚未毕业，却参与了监管日本战犯的事务。我向他打探旧事，他告诉我，当时日本人投降时表现得非常不服气，依旧嚣张跋扈，但当他们看到我手中的警棍时，立刻变得老实了许多。上级的指示是，这些不听话的人可以用警棒来教训，我也确实打了几个，结果他们见到我时，纷纷用中文问候：“你好！”

唉，时代变迁，我如今被称为历史反革命，若当年能上到延安，进入抗大，或许命运会有所不同。我有几个同学在香港当海员，听闻船将抵达大陆，便吓得立刻下船。还有几个同学在镇反运动中被政府枪毙，或是被送往西北劳改。这些往事，都是在务农闲暇时，他向我娓娓道来。

由于他的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在田间劳动时，宛如鹤立鸡群，年纪也比我大十多岁。我们都是上海人，言谈间格外投机。他提到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点名枪毙日本战犯时，那些战犯高昂着头颅，毫无畏惧，反倒是那些大汗奸却吓得动弹不得，甚至尿都吓出来了。最终，由于他擅长修理发动机，最后被调到公社农机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