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总是争议不断。

首先，在战前的规划中，彭总因考虑到志愿军在前两次战役中的巨大消耗，本预备休整一段时间，以积蓄力量、待天暖后再战。但主席着眼于国际政治环境与半岛局势的总体考量，还是要求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这也成为这场战争中，两人在战略方针上仅有的一次重大分歧。

其次，此次作战并未能抓住敌重兵集团，歼敌不多，似乎有些得不偿失。

再者，正是因为在第三次战役中拉长了志愿军的运输线，并暴露出了志愿军在后勤补给上的缺陷，才给了敌军后来在第四次战役中针对我军弱点实施反扑的机会。

所以综上所述，有人认为第三次战役打得十分勉强，甚至是完全可以不打。

第三次战役态势图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第三次战役到底该不该打呢？

（一）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彭总深感再战之困难

早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前，1950年12月8日，彭总在给北京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出拟于战役结束后，部队停止在三八线以北数十公里，做一个时期的休整，暂不作战，待1951年开春后再战。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彭总又再次致电主席，表示希望能得到2-3个月的休整期，以利补充人员、装备、加强炮兵、坦克、防空等诸技术兵种建设，待1951年春再战于我较为有利。可见，作为志愿军战场最高指挥官，彭总早就在心中谋划了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暂不发动第三次战役的构想。

应该说，彭总的这一构想，是在充分考虑到目前战场态势、敌我双方形势后所作出的。当时，志愿军连打两个高烈度战役，伤亡已达4万人，加上非战斗减员和留守兵力，东西两线可以参战的机动兵力已由入朝时的40万人下降至28.6万人，且官兵十分疲惫。在长津湖之战中，第9兵团损耗巨大，更是短期内无力再战。而且此时半岛天寒地冻，后勤运输极为困难。而敌军在保有整个半岛海空优势的情况下，虽遭打击但仍能站住阵脚，尚未有崩溃的迹象。且敌人越往南撤，战线幅度越窄、兵力越集中、纵深力量越大，有利于联合兵种作战。因此，彭总认为第二次战役后，全军休整一个时期，恢复力量、补充损耗，同时加强技术兵种建设，对于下一次战役的发起是有利的。

后勤补给困难是志愿军最大的难题

可以说，彭总的考虑是十分合理的。后来，李奇微在就任联军总司令后，也认为己方越往南撤越有利于巩固阵地、积蓄力量，敌人（指中朝军队）则将被迫拉长补给线，从而易遭联军优势海空力量杀伤。如此可见，彭总对于战场形势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二）身为最高统帅，主席着眼大局目光精准独到

不过，作为最高统帅，主席对于第三次战役却有另一番考虑。

当时，虽然连续遭到第一、第二次战役两轮重击，但美英等国对于志愿军参战的意图仍不甚明了。其高层认为，志愿军很大程度上会在三八线停下来，以恢复战前半岛的状态。而且从战场态势上看，他们也希望志愿军止步于三八线以北，这样他们就有时间、有能力补充力量、以图再战。为此，美国操纵联大方面于12月5日通过了菲律宾等亚非13国提出的“交战双方停火于三八线南北，而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提案。12月14日，联大又在美国的授意和压力下，通过了成立一个三人停火小组，以监督双方在半岛先实现实质的停火、再经谈判解决所有问题。

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横渡汉江

对于美国人的所思所想，主席岂能不知？作为深谙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代伟人，主席将美国“先停火、后谈判”的主张，自然地与万历抗倭援朝之战中日本的表现联系起来（在明军入朝后、日军遭惨败的情况下，日本使用相同伎俩，于1595年与明朝达成停火，却在谈判中虚与委蛇、拖延时间，并最终在两年后重新积蓄力量卷土重来，差一点将明军赶出半岛）。

所以，12月22日，由总理代表中方针对联大决议发表声明，揭露美国的阴谋：“当美军登陆仁川、越过三八线乃至逼近鸭绿江的时候，他们不会赞成停战，更不会举行谈判；只有在美国侵略军失败的今天，他们才会赞成停战……很明显，昨天反对停战，是为了美国可以继续侵略扩张；今天赞成停战，是为了美国可以赢得喘息时间、以备再战”（《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如果答应了先停战、后谈判，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谈判议程和内容上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其结果就是：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中国人民对于这种‘马歇尔公式’并不陌生！”（《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

实际上，就连美国人自己也认为，他们这一“先停火、后谈判”的主张并不高明，很容易让人们看出其积蓄力量、以备再战的目的，美国学者约翰·斯帕尼尔在其所著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一书中就写道：“由于停火将使前线冻结，这就让联军在遭到敌人打击之后能够有时间恢复元气。”

这种形势和环境，决定了志愿军不能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就停滞于三八线以北，必须立即再打一仗越过三八线。在回复彭总12月8日来电时，主席指出，目前英美各国均希望志愿军停在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故“如我停止不前，将在今后面临很大的不利”。在回复彭总第二次来电（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的那封来电）时，主席又表示美英现正利用三八线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企图诱我停战，故我“打过三八线后再做休整甚为必要”。

（三）虽有分歧，但将帅迅速达成一致

可以看出，主席是站在全局、站在事关大局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正如主席后来针对第三次战役时所说的，要是不打这一仗（指第三次战役），从当年（1950年）12月开始至明年春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势必引起世界各国许多揣测，东方阵营各国也会有颇多议论，这也不利于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军克服困难、再打一个胜仗，则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东方阵营各国人民，振奋他们的精神，同时加重帝国主义的失败情绪，扩大其内部裂痕。

同时，从战场的具体军事问题而言，主席认为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是有必胜把握的。当时，第二次战役给联军以重击，其装备损耗极大，而补充物资尚未到位。对于联军来说，其克制志愿军的最大王牌便是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足够的装备，是很难挡住志愿军犀利的攻势的。正因如此，当时联军的部署是以遏控交通要点为主，且第一线多为战斗力差的韩军，明显是一副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撤的态势。此时志愿军如立即进攻，敌大概率会继续撤退。如果暂停攻势，使其后备生力军抵达并完成装备整补，那么第三次战役的困难就会更大。志愿军眼下虽有困难，但并非不能克服。可见此时立即南下越过三八线，正是取胜的良机。

在看完主席的两次回电后，彭总当即明白了马上进攻的重要意义，于是毫不迟疑地开展战役动员并部署作战计划，这充分体现了彭总作为一位伟大军事家的大局观和责任意识。

（四）第三次战役歼敌虽少，但意义重大

第三次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结束，志愿军虽只歼敌1.9万人，且没有抓住敌哪怕一股重兵集团，但却向前推进80—110公里，攻克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汉城，抵近至三七线附近，这本身就是重大的胜利。这次战役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震动，不但粉碎了美英等国妄图实现三八线南北停火的企图，还大大提高了志愿军乃至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正是从第三次战役之后，美国当局不得不开始“到处去寻找与红色中国进行谈判的机会，就像猎狗一样对每个可疑的气味都不放过”（《最寒冷的冬天》）。

至于说第三次战役刺激了美军，以至于其不待志愿军休整完毕就发动反扑，迫使志愿军仓促投入第四次战役，并失掉了之前夺取的包括汉城在内的大片地区。实事求是地讲，此说并不靠谱。

就美高层而言，即便前三次战役连翻失败，其最终的战略目标，依然被确定为“在三八线以北某地结束战争”，如果无法推进至鸭绿江，则以“平壤-元山蜂腰部为宜”（《将军百战归》）。可见，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本就是美军的既定方针。而且李奇微就任联军司令后，也不止一次表示，只要条件允许，就“立刻转入进攻态势”（《李奇微回忆录：北纬三十八度线》）也就是说，即便志愿军不打第三次战役，也照样要面对敌军随后发起的猛烈反扑。

如果没有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将战线南推到三七线，那么第四次战役中在联军的凶猛攻势下，志愿军很可能会从三八线向北节节抵抗至三九线，那么美英还会那么迫切需要寻找机会与我和谈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席下令发起第三次战役是极为正确、英明的决定。而且无论是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时机上，第三次战役打得都恰到好处。虽然歼敌确实不多，但这绝不影响第三次战役对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的重大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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