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能攻下北京，还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得都城后却迅速败亡，这确属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观。对那位擅长万里流动作战的“闯王”的教训，后来的政治家、史学家进行过多方面总结。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特别提出，不能搞“李闯式的流寇主义”。李自成军队那种“随掠而食”的流窜补给方式，正是其最后一败便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民间底层造反的骨干往往是流民，下遇荒年上有昏政之时，失去生路到处游荡寻食的人就会揭竿而起。据气象学家考证，明朝末年正遇上地球“小冰河”期，连年灾荒导致饥民遍野。朝廷既无力赈灾也镇压不住蜂起的造反者。1629年至1644年这15年间，在众多反明武装中，李自成、张献忠这两支队伍崛起，掏空了明朝江山。

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北人，当地贫寒难养军队，起兵后就在十余个省流动作战。他们靠攻城破寨取得给养，打开各地朱氏王爷和官府的粮仓后，自己吃剩后还可分给饥民。如李自成部攻下洛阳杀了福王（崇祯皇帝之叔），并开仓分粮，一时有几十万饥民投奔李自成。饱受明朝盘剥压榨的老百姓，起初最喜欢听闯军编的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但口号不能当饭吃，李自成手下有庞大军队，“不纳粮”吃什么呢？他们长期采取的办法就是“追赃助饷”，攻下一地抓住官员或富户就刑逼他们交出钱粮。每个地区的官府和大户财产毕竟有限，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吃完后就只能再去夺占新地，多年转战过程中在某地短暂停留便走，当时被官府称为“流贼”。

1641年之后，李自成的部队迅速扩大，持久占领了襄阳、西安等城市，编组整顿了军队，却仍未设官理民，而是靠到别处掠钱粮供给所占城市。1644年李自成建都西安，国号“大顺”，年初便出师华北，目的还是获取金银运回陕西。此时明廷已经腐烂虚空，大顺军未经多少战斗就意外地攻入北京，马上全城抓捕官员、富户拷掠钱财。

历史证明，反黑暗政府的小股武装在起家之初可以取财于官府和豪富，建立正规军队就必须以建立政权来支撑，而建立赋税制度是政权运转的先决条件，组织生产又是获得稳定钱粮来源的保证。考查李自成、张献忠的征战活动，找不到一条关于如何组织农业生产或分配土地的命令。他们自身没有文化，又找不到有学识的知识分子辅助，而大顺军中宋献策一类的谋士都属江湖方士，只会小权谋而无治国大智慧，进城后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1644年3月，李自成的军队占领北京，这一胜利巅峰也是其走向彻底丧失民心的转折。大顺军劫掠官员富户得罪了上层，吃完富户后也会向城市平民阶层索取，“不纳粮”的希望不仅落空还出现新灾祸。此时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必然盗匪蜂起，平民的财产乃至身家性命时时不保。李自成等人只知破坏不懂建设，造成“大顺”政权建立不久就在社会多数人反对下迅速崩溃。

逃出北京后，李自成过去未建立稳固政权的弱点马上暴露，几乎退到哪里都没有官员征粮来供应，在清军追击下处处站不住脚。几十万大顺军只好恢复了流寇做法即“随掠而食”，并迅速溃散。李自成本人随身只剩20余骑，在湘鄂交界处遇到民间武装时被杀。他所留下的一条重要教训，那便是流寇不能得天下，没有根据地和地方政权支撑的军队纵然能一时强大，最终也只会走向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