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华侨的经历是海外各地华侨经历的一个缩影，但也有自己明显的特色。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华侨曾是墨西哥北部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集团，然而，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华侨被驱逐出索诺拉州（Sonora），他们企图继续致富的希望破灭了。

索州是华侨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居住区。从此，墨西哥华侨变得无足轻重，他们早期的历史几乎全被遗忘。贫穷而具有创业心的亚洲移民初到墨西哥大陆时，就发现了他们比原居住民更有经济方面的才能。当北美人、欧洲人和部分墨西哥人把大量资金投入矿产、交通、商业性农业时—这一切导致了城市化、人口增多和工资劳工的增多—华侨却到了经济水平较低的地方，从事地方贸易和商业。到了迪亚士（PorfirioDiaz）统治晚期，华侨已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

当时，华侨所取得的地位并没有取代墨西哥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地位，华侨的工作能够满足墨西哥急剧发展对外商品和各种服务的要求。但是，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兴起的新的国家和民族主义意识，使华侨的地位发生了转折。1910年革命向低贱的受剥削的劳工群众保证要给予社会公正，对所有的墨西哥人保证国家要控制资源和经济。华侨在北方许多地方尤其是索诺拉州商业上的优势变成了民族发展的障碍，最重要的是亚洲移民阻碍了北方那些想提高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中下层阶级愿望的实现。因此，驱逐华侨被认为是唯一解决这种不可容忍的形势的办法。

尽管直到19世纪，还没有大量中国人移民墨西哥，但早在两个世纪前中国人就曾来过这个国家。虽然当时他们很难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但他们在墨西哥人中引起的骚动却预示了他们未来的麻烦。1876年，随着迪亚士将军政治力量在全国的上升，墨西哥开始了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而这又需要外资、技术、专家和市场以及国内的团结和稳定。其代价则是独裁统治和外国移民的进入。由于缺乏可用土地和收入较好的工作，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欧洲天主教徒移民人数不多，所以墨西哥同意接收少量的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开拓者，其中包括温顺耐劳的亚洲移民。当初迪亚士政府亦希望改善与中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

1893年，经过几次挫折，墨西哥终于与中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其中包括“最惠国”待遇条款。因为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实际上终止了中国移民进入美国，因此墨西哥便成为对中国移民有吸引力的去处。事实上，到1893年条约签订时，华埠已在北方几个州建立起来，如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ia）、锡那罗亚（Sinaloa）、奇瓦瓦（Chihuahua）、塔毛利帕斯（Tamaulipas）以及可哀委拉（Coahuia）和索诺拉（Sonora）。

1890年，索诺拉州州长科拉尔（Ramon Corral）在一份按人名逐个进行的调查报告中说，索州的外国人中有229名华侨，仅次于北美（337人）居第二位，超过了德国、英国、西班牙移民，当时，索州的总人数约为5.6万人。

从那时起，索州的华侨就被列为该州数一数二的外国人集团。毫不足奇，科拉尔的人口调查报告中提到的美国人大多数是矿主、矿业投机商，其次是农场主、铁路雇员、制造商、商人、熟练的手艺人—如木匠、机械师、化验员、医生、厨师。华侨中只有一人经营矿产，大约半数以上（约161人）为鞋匠、裁缝师或铁匠，他们受雇于该州的华侨鞋厂和服装厂。其中两家工厂—Siu Fo Chon和Tung Chung Lun—是1873年在瓜伊马斯（Guaymas）成立的。报告中提到华侨的其他职业有日班工、农场劳工、厨师、面包师、医生（可能是走江湖卖药的），只有20人，不足10%的华侨是商人或生意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报告中没有提到华侨做矿工或铁路劳工，而这两种职业正是19世纪亚洲移民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典型工作。在矿区和铁路集中的墨西哥北部地区，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看来已能充分地满足这两方面的劳力需求。迪亚士统治晚期，一批人数不多但很出色的华侨企业家继续扩大生产廉价鞋和服装以满足当地兴起的工人阶级的需求，到1903年，索诺拉州37家鞋厂中至少有10家是华侨拥有的，每年生产10万美元商品。然而，华侨仍不能与其他外国集团和土著墨西哥商人相比——1897年，索思沃思（John–R.Southworth）主持索诺拉州商业考察，在按地区统计的所有重要公司中，只有一家华侨公司，即SiuFoChon制鞋厂。

德国、美国、法国和墨西哥商行都作为主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占据显著地位，而北美人大多经营矿业。索思沃思认为，低水平的不值一提的沿街叫卖的小商业、杂货、缝纫、洗衣、厨师等正是贫穷的华侨所擅长的。华侨宁愿不声不响地流向各地以满足由于开设矿区、建设铁路、扩建城镇和扩大国内市场而出现的商业上的要求。据1903年人口调查，索诺拉州3000华侨尽管分布于许多城市，但大多数华侨集中于繁华的市镇中心，如马格德雷纳（Magdalena）、河莫西罗（Hermosilo）、瓜伊马斯（Guaymas）和矿城卡纳内阿（Cananea）。卡纳内阿是这类城镇中的一个例子，该城所以在20世纪吸引了中国移民，是因为该城能提供许多机会使华侨获得较好的生活。

该城4000人中华侨占800人，是典型的公司域，它被格林联合铜公司所控制。在好年景里，这个城镇具有繁荣城镇的一切特点。该城大多数居民是墨西哥矿工，他们是社会的底层，而上层是少数美国经理和技术工人，多数华侨没有做矿工，如果他们为了工资而工作的话，也是受雇于美国人家庭做厨师、保姆、洗衣工。许多华侨开设无需大量投资的商店，为都市工薪人员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到1907年，华侨商人在索诺拉州的地位已较明显了。据该州1905—1907年“最重要的商业”调查，87个城镇中21个城镇有华侨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在所登记的968家商店中占了52家。所有的华侨都被描述为“商人”，但调查中在卡纳内阿的标题下没有记录华侨的名字和华侨的生意。这一疏忽也许是出于对华侨的某种偏见，因为这个调查里的其他地方记述了有名的马格德雷纳城的Juan Lung Tain公司在卡纳内阿的两个分公司。1905—1907年的商业指南上有一些大公司的广告，这些广告有的是整版的，有的是1/4版。整版面的Quan Gun Lung Y Cia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华侨公司，这个事例足以说明华侨大富翁的性质，至少反映了墨西哥官员20世纪初对华商的态度。该公司1894年成立，是索诺拉州阿拉莫斯（Alamos）城的主要商业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相当广泛，有杂货、罐头、衣服、针线杂物，还经营舶来品和土特产。它拥有管理完善的制鞋厂，此外还经营墨西哥的一些特产。Quan Gun Lung Y Cia公司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圣路易斯、汉堡有直接贸易关系，在墨西哥它的势力已延伸到邻州奇瓦瓦东部和锡那罗亚南部，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分店。

Quan Gun Lung Y Cia公司的所有者是总经理Guillermo Leytón，一个西班牙化的名字，广告是这样描述他的：“一个深得民心的优秀华侨……他尤其为劳动人民所喜爱，因为他愿意且随时准备帮助他们，尤其是因为歉收或其他原因引起日用品价格上涨时，他便以微利或无利将日用品以他们能付得起的价格卖给他们，将他们从饥饿的恐惧中挽救出来。”对一个慷慨的富于感情的华侨商人的这种赞许同即将迅速传播开来指责华侨商人贪婪、卑贱、剥削墨西哥雇工、盘剥消费者的言论形成明显对比。广告里Leytón有一个华侨助理经理（Francisco Chon）和一个墨西哥首席职员罗萨诺（MadestoJ.Lozano），他被说成是“有责任心和聪明能干的职员”。Leytón雇用当地人和后来人们指责华商不雇用原住民又是一个对比。就Leytón这个名字西班牙化的事实亦说明他愿意墨西哥化，即使其初始动机是为扩大生意。商业指南里另一个整版面广告公司Juan Lung Tain公司，成立于索诺拉州有300华侨的马格德雷纳城，该公司在河莫西罗和卡纳内阿设有分店。

在迪亚士时期，关于索诺拉州和北部地区华侨小生意兴旺发达的情况知之不多，但每当城市化加剧和人口增多时，华侨经济就成为地方经济中的活跃成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墨西哥1910年革命初墨西哥人转而反对华侨之后，才获得了更多有关华侨的资料。之前，只有墨西哥最进步的激进党即劳工自由党，曾指控华侨损害了墨西哥人的利益，不过该党将其仇外情绪主要集中于美国人身上，1906年的卡纳内阿大罢工就是有名的例子。革命前，针对华侨的种族主义的言辞，尽管有许多说法并非闻所未闻，但还没有喧嚣起来。华侨时常被丑化为罪犯、懒汉和本性残忍、吸食鸦片者、赌徒以及可怕的沙眼、脚气等病的传播者。

1911年，即迪亚士统治末期，约有3.5万华侨进入墨西哥，但只有一半留了下来，余者或非法到了美国，或返中国，或转到美洲他国。不过同期的某些调查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份材料估计墨国有13203人，其中1/3居于索诺拉州，美国领事的估计稍高于这个数字，约在2万—5万人之间。无论如何，华侨显然是当时墨西哥人数最多的移民。1911年，迪亚士政权垮台后，墨西哥陷入内乱。迪亚士专横统治维持了30年之久的法律秩序遭到破坏后，潜伏着的反亚洲人的感情便表面化了。不仅如此，北方墨西哥人开始集中精力广泛普遍地排斥外国人，尤其是华侨。

由于亚洲国家没有在墨西哥设立领事馆，因而亚洲移民不得不依赖美国领事个人的帮助，这在中美关系中增加了反常的讽刺意味，尽管美国仍实行排华法案，但在墨西哥，美国人感到了自己对华侨的保护责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同是处在敌意日益增长环境中的外籍侨民，另一方面他们中许多人与华侨有着雇主与雇工、主人与随从、地主与承租者的关系。方（Fong Lewis）的经历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例证。1905—1908年，方先生受雇于布克（Booker）家做厨师，后又在美国人所有的马德罗（Madera）公司工作。

革命爆发后不久，这家公司关闭，其主人也逃到埃尔·帕索（Elpaso），方先生因此失业。1914年，方先生的前主人向美国移民局施加压力，迫使其同意方先生作为埃尔·帕索的难民。埃尔·帕索的监督站的监督指出，美国人的动机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关怀，也在于他们担心失去廉价的有良好信誉的雇工。同样地，革命时期美国人代表他们现在或过去的中国雇员向美国当局要求暂时到美避难的现象也很普遍。方先生的情况后来如何，不得而知，但在真正紧急的时候，排华法案通常暂停实施。华侨和美国人的另一种关系与美国资本存关，美国对矿产和铁路的大量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为华侨提供了经济机会。

例如，到1912年，卡纳内阿华侨人数已从1500增加到2000人，其中半数或更多[据美国领事馆人员维思沃尔（George Wiswall）估计是800—900]的华侨是“商人”。这个“商人”的概念包括为自己工作的人。华侨与美国人还有一种可能的关系，这可从可哀委拉的萨尔提略（Saltillo）地区的事例得到证明。方兴餐馆（Fong Sing）位于马萨比尔（Mazapil）铜矿公司的领地之内，事实上方兴仅拥有餐馆的一半，而美国公司控制了其余的家私和存货。这样，发财的华侨和财势雄厚的美国公司便形成了合伙人的关系。同样的经营方式可能在卡纳内阿也存在着。

毫无疑问，面对有权有钱的美国人和捉摸不透、兴旺发达的东方人，卡纳内阿原住民的排外感情是根深蒂固的。革命前，他们主要反对美国人，革命时期，他们激烈地反对华侨。引起这种反华情绪除了华侨自身的活动外，还可能由于华侨犯了和更可恨的美国人“相勾结的罪行”。1914年2月24日，两位墨西哥劳工头目发表了谴责铜矿公司经理盗窃行为的“公开信”后，一群墨西哥妇女—矿工妻子—聚集于罗克罗（Roquillo）地区“发表攻击所有外国人的言论”，这群人后来扩大为500人。他们步行至华侨洗衣店，将其内外洗劫一空，并毒打了3名被骗入店内的华工。警察姗姗来迟，毫无作为，可能因为他们本身只有8人，最后30个骑兵设法驱散了墨西哥人。这件事的严重性立即驱使美国驻诺加累斯领事辛皮奇（Frederich Simpich）到现场做了调查，因为该地处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遵照美国国务院保护华侨免遭袭击的指示，他决定在危急时把华侨疏散到铜矿公司内，在收到华侨社区指控革命派掠夺财产和滥肆征税的诉苦和告发信后，他建议华侨继续开业，在他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辛皮奇提出了最终的看法：……排外情绪，尤其是排华十分激烈，货币的持续贬值和物价飞涨……无知的矿工对美国资本家和华商的错误观念，正在驱使人们日益不安。

不管有无道理，由于大部分的蔬菜种植和食品供应为华侨所经营，因此每当食品短缺或物价昂贵时，华侨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责。而饥饿的墨西哥人则常常将华侨商店洗劫一空。1915年7月，革命军和穷人袭击了卡纳内阿40家大型的华侨公司，据业主的报告，损失多达53万美元。在发生抢劫时，地方官员采取旁观的态度，据说有一位地方官员曾劝告人们，如果华侨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墨西哥人就应该到华侨店里“随便行动，不用客气”。革命时期，华侨还受到敲诈勒索的横祸，各派革命将军强迫墨西哥富人和外国人向他们贷款或上交贡物。在北方，维拉（Pancho Villa）和他的上尉们尤其擅长这种勾当。

欧美等国的人抗议都有政府的支持，唯有可以随意压榨华侨而免于惩罚。早在1911年8月，墨西哥报纸报道216名华侨曾抱怨将军们强加于华侨店主的货款。另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强迫侨商以低于本钱的价格出售商品，以此平息士兵和穷人的不满。面对财利的损失，侨商以限制商品定货作为反应，从而使商品已严重短缺的状况更加恶化。失意的暴民往往把商品匮乏误认为囤积居奇。

在北方，对华侨攻击的频繁和激烈程度通常反映了革命形势的涨落，特别反映了维拉阵营和他的同盟者力量的变化。当维拉阵营连续获胜时，他的军队就可支持大量原来的失业者，从而缓和了战争造成的灾难。1914年，当维拉阵营衰落时，排华又趋高涨。尽管面对暴力的威胁，即使有生命的危险，华侨经商的局面仍坚持下来了。大多数情况下，某个或最多是少数几个不幸者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惹上了麻烦，死在了以射击取乐的革命士兵的手里。

然而，也有过令人痛心的悲惨事件，1911年5月15日，托雷翁（Torréon）300多华侨在一个血腥的中午横遭杀戮。这起大屠杀对于墨西哥所有华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留下恐怖的回忆，时时提醒他们，生活在一个疲于战争的国度，作为不受欢迎的异国侨民，在前途难测、认同未定的情况下，自己的地位是极其脆弱的。托雷翁位于可哀委拉州东北部，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和工业城。在1910年其3万居民中，700多华侨无论人数和财产都构成了最显著的外国移民集团。华侨经营范围除了一般的小商业，还经营旅馆、百货公司、房地产、电车业甚至还开设了一家银行。

1915年，马德罗派（Maderista）士兵从联邦政府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后，很快就有4000多难以驾驭的男女暴徒，突袭了中心商业区，抢劫了商业公司，303个外国人—大多为华侨—死于非命，85万美元的财富受到损害，华埠损失尤为惨重。从革命开始，墨西哥最繁华的亚洲区经这次破坏，再未恢复。什么原因导致了墨西哥人对向来温顺、守法、勤劳的华侨发动这突如其来的不可驾驭的狂暴袭击?入侵军队的指挥马德罗（Emilio Madero）无法证明华侨曾首先向他们军队开火而导致这起事件。事实上，墨西哥暴徒袭击华侨公司时，手无寸铁的华侨并没作任何抵抗，因此，这场屠杀是有意放纵的。实际上，墨西哥人暴行的原因并不在于华侨对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华侨为自己创造了什么。许多墨西哥人可能难于容忍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新近暴发起来的、非白种的移民集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成功，而且如此轻而易举。

华侨不像欧美人那样投资于墨西哥人所无力经营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主要是从事一些墨西哥人自信其能做到的中等程度的经济活动。这种不满情绪明显地表现在马德罗派福罗尔斯（Jesus Flores）的讲演中。福罗尔斯于5月5日，即大屠杀前10天，于托雷翁附近的一个广场（Gomez Palacio）发表演讲，指控华侨垄断了蔬菜水果种植业，说华侨不是好公民，因为华侨把在墨西哥赚来的钱寄往国外，而不是像其他外国移民那样就地消费。

最糟糕的是，华侨经营的洗衣业和餐馆业，抢走了墨西哥妇女的传统工作。福罗尔斯号召人们驱逐华侨。贫穷、低下的墨西哥妇女特别容易受福罗尔斯蛊惑人心言论的煽动。由于华侨捷足先登，优先占据了洗衣业、缝纫业和餐馆业，因此卡纳内阿妇女联合会便站在迫害华侨的最前列。托雷翁事件后，排华行为主要发生在奇瓦瓦和索诺拉州，尽管事件的严重性远不能和托雷翁事件相比，但次数频繁、范围广泛，而且十分武断。到1916年，据保守的统计，仅索诺拉州1万到1.5万个华侨中就有100个丧生。毫不奇怪，这个索诺拉州正是迫害华侨最激烈并且花样翻新的一个州。

1916年，索诺拉州出现了一个新的种族主义活动方式，事实证明它比阵发性的屠杀更具破坏性。一个所谓“学习和思考”的政治运动首次组织地方运用法律手段来对付华侨，其中包括一些“令人难以容忍的歧视性”的地方法令，这些法令表面看来适用于每一个人，但事实是针对华侨的，其目的是使华侨生活难过、生意难做，不得不离开墨西哥。不过这次运动又使墨人大失所望，华侨的承受水平毕竟还是比墨西哥人预计的要高一些，这场运动来势凶猛，直到1920年，才暂时平静下去。但是它为后来的排华活动确立了一种模式，1931年排华取得成效的那一次就是采取这种模式的。

关于排华的各种法令，在辛皮奇领事1916年4月提供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都提到过。他的材料来自于阮先生（Francisco L.Yuen）—一个杰出的商人和华侨联谊会主席。阮先生列举的法令多种多样，如阿瓜普里埃塔地方每月向侨商征收5—10元的市政税，马格德雷纳法令强制华侨于1916年5月1日放弃所有的农场经营，禁止租地用于农业；卡纳内阿和诺加累斯两地华侨被劝告完全放弃经营肉类、蔬菜、水果、洗衣业；禁止华侨占有合法租借的住房，墨西哥地主受到警告不得向华侨租地产否则没收其财产。马格德雷纳的墨西哥人被授权随意撕毁同华侨的合同而免受惩罚；埃尔蒂格雷（ElYigre）通过赤裸裸的排华法令；阿瓜普里埃塔限制华侨从一市镇到另一市镇旅行的次数，而且没有地方官员事先同意华侨间不能相互访问；阿瓜普里埃塔还要求华侨在市府官员监视下在公共浴池洗澡。

阮先生列举的各种法令自然不能穷尽地方政府恐吓华侨的各种法令，除阮先生列举的法令外，还有诸如针对华侨的卫生法规和在全国实行的“80%工作法”。这个工作法规定所有的外国企业必须至少雇用80%的墨西哥人。这项法规对华侨影响至大，众所周知侨商很少雇用墨西哥人。1916—1919年，排华运动的先锋是阿里纳（Jóse Maria Arana）—一个商人和中学教师。阿里纳和他的助手组织墨西哥小商人、地方消费者及工人，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或议院外的游说者，迫使市议会通过歧视华侨的法规。阿里纳的先锋组织叫商业和商人议会，同样的组织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到1917年，阿里纳宣称已建立了17个这样的商人议会组织，会员达5000人。除创立组织外阿里纳还办了一些小周报，如最出名的《爱国报》，这些周报丑化华侨，说什么华侨像蝗虫祸害庄稼一样损害墨西哥，并把为华侨辩护的墨西哥人说成是国家的叛徒。

对于阿里纳排华运动，索诺拉州的地方政治人物和革命将领反应不尽相同，尽管他们总的说来同情阿里纳运动，但由于美国领事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再热心歧视华侨的法令。1917年担任索诺拉州州长的索里亚诺（Cesario Soriano）直言指责阿里纳粗鄙的叫嚣和卑鄙的沙文主义，简直是利用了无知的下层墨西哥人的感情。国外的压力和国内要求节制的呼声，大大削弱了排华立法运动的影响。

这次排华之所以失败，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阿里纳派内部不团结，地方政治家和联邦官员意见不一，这意味着排华法令不可能彻底执行和达到预期结果；其二，美国政府通过其领事，成功地向墨各州高级官员施加压力，使其不能与排华运动合作；其三，华侨没有消极观望，而是立即向各级官员提出强烈抗议。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注意到了每次挑衅事件，并积极地保持了合法的商议。华侨多次使墨西哥人取代他们的努力受到挫折。阿里纳派曾指控华侨贿赂腐败的墨西哥官员。同时，华侨曾提醒墨西哥人，如果他们被迫停止生意，地方和州政府将因中断税源而收入锐减。阿里纳在1921年死去（有人想象为华侨毒死），剥夺了这场运动最初的鼓舞力量和原动力，使之失去善于蛊惑人心的领导。排华运动虽然受到挫折，但排华分子发誓决不罢休。华侨经济的发展使墨西哥人不安。

1920年后，华侨商业比以前更为强大，1920年1月，瓜伊马斯华侨联谊会主席王先生（Martin Wong）向美国领事尤斯特（Bartley Yest）致谢说，“华侨商业最近增长了100%”。尤斯特补充说，“索诺拉州的杂货、布类和日用品贸易大部分被华侨控制”。1923年，美国贸易委员会委员贝尔（P.L.Bell）说，“墨西哥西海岸除了马萨特兰两家老字号的西班牙公司外，华侨是最大的食品商，此外，华侨在大城市的一般零售商业方面也占有优势”。引起墨西哥人警觉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移民经过革命时期的衰落后，再次进入墨西哥，在1919—1921年，进入墨西哥的中国移民多达6千人，这个数字是1914—1918年移民数的两倍。另外，华侨中的两大政治派别国民党和致公党的武斗也为墨西哥排华提供了借口，索诺拉政府以华侨作为外国人成立非法政治组织为由，拘捕驱逐了300名华侨。该州州长，一个排华的狂激分子埃利亚斯（Francisco Elias）企图把华侨全部驱逐出去作为恢复已中断的排华运动序幕。

幸运的是，联邦政府很不稳定，不足以支持这场排华运动。为什么墨西哥人无力正当有效地同华侨竞争，最后不得不悉数驱逐华侨作为解决华侨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问题的关键。众所周知，华侨不仅有传奇般的勤奋和苦干精神，而且具有商业竞争经验，有些人还有很好的文化根基。尽管这些行为并不违法，但墨西哥人认为这些经验从伦理上来说是令人怀疑的，他们甚至认为华侨生活的某些方面也是造成不公平竞争的原因。华侨勤俭的精神令墨西哥人难以置信。工资低微的华侨既要储蓄又要开设自营商店使墨西哥人不可想象。但墨西哥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秘密，这就是华侨依赖家庭、亲戚、同乡的帮助。华侨在考虑雇用墨西哥人之前总是先考虑与自己有关的华侨。

如果业主合伙人，雇主是单身汉的话，通常都居住于商店里，因而节省了房租和其他生活费。墨西哥人攻击这习惯是不公平的商业活动，它加强了对华侨的保密性、宗族性和傲慢无礼的印象。华侨还喜欢在商店里贮藏各种各样的商品，大多数华侨商店被列为各种商品的销售处。侨商将商品堆在店里而不是存于仓库里，以此节省租金，这些经验使得侨商能以比墨商更低价格出售商品，而且由于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增加销售量，这对墨西哥消费者来说，到侨商那里买东西意味着节约时间和金钱。互助社团是华侨成功的又一个秘密，华侨联谊会在墨西哥的几个分会与旧金山总部都有联系，致公党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些组织为中国移民提供社会和文化上的服务，为华侨之间和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商业合作提供方便。旧金山享有盛誉的老字号华侨企业向墨西哥华侨提供财政信贷方面的服务，成为墨西哥华侨的票据交换所。墨西哥人向美国购买的大多数商品是经由互助社团或商业联系机构经办的。这些国际联系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又构成了另一种对华侨有利的不公平条件。

1929年，即世界大萧条时期，墨西哥经济受到强烈冲击，社会动荡不安。多数墨西哥人，革命十年，仍无法摆脱悲惨的处境，因而深深忌恨相对富裕的中国移民。排华运动的领导人重新搬出了旧时的歧视华侨的各种法令，埃利亚斯州长首先恢复了80%法。一度为州参议员和出版商的埃斯皮诺萨（Jose Angel Espinoza）是排华运动最狂热的支持者和最露骨的鼓动者，他认为索诺拉州1.1万华侨中4000人是小业主，他们有2000多商店，其余7000人是雇工（这些数字是夸大的），因此实施歧视法将可为急需工作的墨西哥人提供5000个工作机会。

1931年5月，州长修正了一项法律，明确规定所有的合伙人皆为雇员，使之受有关配额的限制。同时恢复的还有另一条臭名昭著的卫生法和禁止中墨通婚法。卫生法只允许他们出卖某一种主要商品，如杂货、肉类、药物、面包，不允许混卖。新卫生法还规定肉类蔬菜必须经过适当检査并取得许可证才能在中心市场售货台上出售。一些法律禁止任何人甚至业主本人在店里睡觉，禁止存货堆放于商店或住处。1931年6月，州长埃利亚斯下令全市各区主持人对华侨规定确切日期执行工作法。大多数市政当局限定侨商在15—30天内呈上雇员名单，包括墨西哥人和外国人，有一项法令特别详细地规定了违反或拖延执行的罚金。

1929—1931年的排华运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地方议会和排华团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到1931年10月，当地大多数华侨都离开了索诺拉州，新任州长卡列斯（Rodolf Calles）得意地宣告排华胜利结束。追述排华后华侨的去向实非易事，有些华侨设法逃到美国，有些带着墨西哥妻子和孩子回到自己的故乡，有些逃到了墨西哥其他州，尽管这些州并不好客。对于索诺拉州的墨西哥人来说，排华并不能迅即改善他们的处境，事实上，地方经济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转折时期。由于华侨经济遭到破坏，一些小社区在严重缺乏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买行实物交易制度；同时，正如华侨所预料和警告的那样，联邦财政收入由于中断了华侨经济的巨额税收而收入锐减。

虽然如此，墨西哥人还是逐渐填补了华侨离去的空缺，并将地方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提升到国家水平。19世纪的墨西哥由于外国资本、技术、市场的影响，在社会与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边疆地区，因此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亚洲移民。

这个社会的顶层是土地权贵，部分人还拥有矿产、经营商业，也包括少数欧美大资本家；这个社会的底层是人数众多的印第安人、当地苦力、工人和无土地农民即工资劳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处在逐渐转向现代货币经济过程中，包括扩大国内国际市场导致人口的增多及城市化。当中国移民初登这块大陆时，迅即占领的有利地位，并没有取代既有的社会利益集团，否则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应。相反地，他们满足了这个社会对一个初生的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和商人阶级的需要，而他们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成为这个阶层的重要力量。如果说墨西哥人那时还没有察觉眼前的变化，那么1910年革命唤醒了并灌输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后，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排斥外来民族。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华侨在经济中所取得的非常一般的成就却成了现成的攻击目标。同欧美大资产阶级情况不同，华侨在20世纪30年代所达到的成就是大多数墨西哥人自信也能达到的。因此当革命给墨西哥人带来希望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之后，取代和更替华侨、为了墨西哥民族利益而牺牲华侨，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也是难免的了。至于华侨，他们的经历只是一部小有成就而以悲剧告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