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姜毅

提要：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基于对国际局势进入新调整期的认识，凭借得到一定恢复的国力，加大了反击西方以自由主义建构国际秩序的力度，逐步形成以保守主义为思想理念，以“修正主义”和塑造议题为政策基调，以“混合战”为手段的与西方对抗的政策。

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新保守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兴起，并被“统一俄罗斯”党写入党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由于保守主义价值观具有反自由主义特质，使得其无论思想逻辑，还是具体实践都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即其若干核心要素都是以西方的思想和政策为靶标，建立在强烈的反西方基础之上。如此，对内奉行保守主义与对外奉行改变对俄罗斯不公正状态的“修正主义”，以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至上为媒介有机地结合起来。

保守主义成为俄罗斯走自己的路、做世界大国的思想载体。民族主义担负起社会动员的工具，通过以对外进攻性的“修正主义”维护内部防御性的保守主义，来巩固政权和俄罗斯特殊地位。保守主义主张的保持现状与稳定、守住传统和秩序，有赖于“修正”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对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有赖于“修正”试图成为所有国家治理范式的“华盛顿共识”，有赖于“修正”西方主导国际事务、侵蚀主权的行为。

一、以“混合战争”方式进行的对抗

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俄罗斯充分运用“混合战争”的手段，在武力遏制、媒体宣传和网络攻击、积极介入热点问题、寻找保守主义“同路人”等多个领域，牵制对手、搅乱局面、模糊焦点、制造混乱，这些“混合战”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促使处于社会分裂的西方进一步陷入焦虑、恐慌和手足无措，也成功地扭转了冷战结束初期西方主导地区议题的进程，重新塑造了欧洲核心议题；柏林墙倒塌后一度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的安全问题再度回归。

克里米亚危机就是俄罗斯内部保守主义建构与外部反击西方自由主义扩张相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场危机是俄罗斯与西方在价值理念、地缘政治等诸多领域不断累积的各种矛盾的大爆发，同时，它也是俄罗斯以反击推动秩序重构、议题重塑政策的充分展示，还是双方关系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斗争与合作并行，那么在2014年以后，这种关系则基本上是只有斗争、缺少合作，在各个领域都陷入对抗状态，一场新的冷战再次开始。

“新冷战”是在问题和挑战纷至沓来，参与互动的元素更加分化和多元的背景下开始的，也因此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

（一）角逐方式表现为“无规则”

冷战时期，对立的两大阵营互视为最大敌人，企图根本“消灭”对方，由此产生的对“共同毁灭”的恐惧，又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对抗双方的行为底线和基本规则，其中最突出的有两条，即对欧洲地区关键性势力范围的默认，以及相互遏制的战略平衡。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变化造成的巨大张力冲击和改变了原有的秩序和规则。最近25年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起点恰好也就是冷战的两条关键性旧规则——北约扩大和战略平衡问题，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是旧规则在新时代是否仍然有效，或者能否寻找替代物？

最近20多年俄罗斯与西方重塑关系的进程中，由于规则缺失，行为主体对自身的国际身份认定和对国际结构的观念认知更加偏向自我，行为也更加积极主动，甚至更加偏好于“丛林法则”，某个领域的分歧不仅缺乏有效管控，反而在“混合战”中外溢到更多领域，也使得双边关系中结构性矛盾扩散为全面对立。

在这场探索“新规则”的过程中，双方均兼具“体制维护者”和“修正主义”的双重身份，即依据自己的需要和相应问题，裁取、坚守、遵循、背弃现存的国际共识和规则——西方更强调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自由开放，俄罗斯更关注这个秩序中的主权平等。在必要时双方也常常把那些被诟病、批判对方的强权、破坏稳定等概念和行为用来守护自身利益，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民粹式“逐底竞争”不时出现。国际关系中已经出现了失范、脱序的危险。

（二）“战略冲动”导致“战略困境

冷战结束后，自诩为“胜利者”的西方凭借全球化浪潮，产生了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实现全球一体化的冲动。而由这种战略狂躁推动的对既有国际规则的冲击，以及经济衰退、社会分裂、政治纷争、移民难题、恐怖袭击等等一系列问题又催生了反全球化、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和政策的蔓延，加剧了国际新体系建设的难度和地区不稳定。冷战结束后，北约试图从旧的对抗型同盟实现转型，然而在与俄罗斯争吵中，旧的“遏制”思想逐步抬头，又回到了“共同防御”老对手的原点。

苏联解体后，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满，以及西方试图独自掌控国际事务的霸气让俄罗斯陷入强烈的不安全感中。如何在新结构中保住自己的大国地位，如何让西方尊重俄罗斯的利益诉求？这种战略焦虑一直伴随着它与西方的关系。金融危机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西方陷入重重困境让俄罗斯产生了强烈的战略冲动，以主动出击和更加进取的方式，在多个领域展开与西方的对攻以改变被西方压制的被动，修正西方自由主义的错误。

二、重陷地缘政治争夺的泥潭

西方和俄罗斯的战略冲动，引发的不仅仅是外交上的“新冷战”，也加剧了各自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难度。对外战略冲动的代价导致的是内部的战略困境，而这些内部问题恰恰在相互对抗中变成被对方攻击的软肋。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假宣传”“干预大选”“支持民粹”“网络攻击”等行动正是利用了西方国家面临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而这些“搅局”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分裂、政见分歧。

对俄罗斯来说，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等压力并未随着“混合战”的成功而减轻。外交上的短促突击让被西方高度挤压的郁闷得到“宣泄”，民族主义也可以成为举国团结的武器，但不是消除一切威胁、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过去一百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证明，俄罗斯从来不是被外部敌人打垮，而是因内部问题发生突变。

其实，“旧冷战”已经呈现了大国之间角力的“新规律”：在高强度对峙中的成败更主要由内部韧性，而非外部压力决定。也可以说，今天双方各自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最大危险不是冷战时期那样来自对抗的前沿，不是营垒分明的“柏林墙”，而是它们背后嵌入各自内部的体系性问题，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而是自己。

冷战结束不到30年时间，俄罗斯与西方又重新回到地缘政治争夺的泥潭，对国际关系进程、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教训亦不可谓不深。

第一，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固然带有全球化的时代印记，具有推动自由贸易和国际治理的元素，但是，自诩掌握了“终极真理”的西方有意忘记了差异化也同样是世界永恒的状态，即使是某些方面的治理“标准化”也是相互协调、相互照顾的产物，而不是对一种“标准”的服从。

保守主义理念中守护传统、期待稳定和秩序、强调特性等要素既是对自由主义狂潮的反制，也是许多非西方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基础。然而，在对全球化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的同时，保守主义“向后看”的天性，推动一些国家逆全球化的思潮，激化了民粹主义和寻求以“自助”方式保护自身利益的极端行为，自然也加大了国际秩序“霍布斯化”的风险。

第二，“新冷战”印证了“自我预言实现”定律。这就是：把谁当做敌人，那么它一定会成为敌人。无论是西方对“俄罗斯威胁”的念兹在兹，还是俄罗斯对北约扩大动机的耿耿于怀，在很大程度上或者是把一些不确定的趋势解读为现实存在，或者是把某些潜在的，起初并非关键的因素夸大为紧迫的、主要的危险，并按这种认知去做出反应。西方“争取最好”与俄罗斯“防止最坏”的博弈相互印证对方的预言，推动假想变为现实。

第三，任何基于自负、焦躁而产生的冲动通常会引发另一方的强烈反弹，从而滑入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并不会有积极的结果。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一方的政策往往成为对手行动的镜子，变形为相互反应式的你来我往，模糊或失去了应有的目标、章法和节奏。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