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当大清帝国与雄踞漠北的噶尔丹准备一决雌雄的关键时刻，古北口总兵蔡元向康熙帝报告：“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

没想到，这个在过去为巩固边防再平常不过的举措，却遭到康熙帝的严厉驳斥：

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源，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修德安民”固然不假，但像康熙帝这样的雄主是不会真以为只靠儒家的德政就能确保边境平安的，那么，他不需要修长城的自信又从何而来呢？康熙的回答是：

昔秦兴土石之工，修建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等到二十多年后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又一次提及这个问题：

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

原来，在康熙帝眼中，蒙古就是他的“长城”。依靠对蒙古的有效控制，曾经困扰中原王朝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问题，在清代可以说彻底解决了。可是，曾经兵强马壮、剽悍善战的蒙古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清代统治者？从成吉思汗时代到康乾之世，蒙古人的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一代天骄”的伟岸身影又会在其生活于清代的子孙中间激起什么样的回响呢？

没有第二个成吉思汗

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召开“忽里台”（集会之意），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并以蒙古作为“兀鲁斯”（集团、人民之意）之名，称“也客忙豁勒兀鲁斯”，即“大蒙古国”。自此，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联合体在亚洲腹地诞生了，过去草原上部族割据、各自为战的局面一去不返。在成吉思汗的麾下，每一名蒙古战士都获得了崭新的身份，分享着相同的荣耀。凭借着这股强大的凝聚力，配合高效的军事组织，蒙古铁骑席卷欧亚，所向披靡。

可以说，成吉思汗既是蒙古国家的创立者，又是蒙古民族的缔造者，通过他的征服事业，蒙古人的族群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亦罕有其匹。不仅如此，对于蒙古人来说，成吉思汗更是一代圣主。他创制了蒙古文字，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扎撒》，为蒙古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再伟大的征服者也毕竟是肉体凡胎，成吉思汗于1227年离世，而他开创的世界帝国也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分崩离析，消解于无形。蒙古民族重新回到了内亚草原，重新以部落为单位过起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再没有谁能具备成吉思汗般的才智和勇力把他们重新统合起来了。

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指出，大清帝国的前身——女真人努尔哈赤所缔造的后金，于白山黑水间崛起，成了断送蒙古在漠北草原“天命”的决定性事件。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承继父业的后金大汗皇太极挥师平定察哈尔，而此时蒙古的末代大汗林丹汗已在一年前病死于逃亡青海的途中。面对声势浩大的八旗铁骑，林丹汗之子额哲无力抵挡，不得不与母亲苏泰献上元朝传国玉玺向皇太极投降。

皇太极获取元朝皇帝的玉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意味着他可以借此宣示自己一手接过了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历代大汗统治中原以北地区的正统。就在获取元代玉玺的第二年，皇太极于盛京（今沈阳）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凭借草原天命的转移，清代在建国伊始，便拥有了统治蒙古的坚实“法理依据”，这无疑为此后清廷制定行之有效的对蒙政策提供了巨大便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旋风般的速度崛起于内亚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噶尔丹，率三万铁骑在昭莫多与康熙亲统之十万清军展开决战，最终兵败身死。至此，蒙古人独自恢复成吉思汗遗业的希望完全破灭，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随着土尔扈特部的内属，蒙古各部全数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多封众建：清代控制蒙古的政治手腕

为了消弭来自蒙古的不安定因素，清廷动用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来管理蒙古。漠北蒙古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是只有满族、蒙古族旗人才可充任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数量可观的清军驻扎在蒙古地区各地，保持军事上的高压态势。

而在政治领域，清代蒙古实行盟旗制。漠北蒙古地区和漠南蒙古地区总共被划分为十个“盟”（漠北蒙古地区四盟、漠南蒙古地区六盟），盟每三年举行一次，并非行政单位。“旗”（和硕）作为游牧民的基本行政单位，旗下划分“苏木”（箭），六苏木设一“札兰”（参领）。旗的疆界是固定不变的，除非遇到重大灾害，旗下属民（阿勒巴图）不能越界放牧或自由迁徙。在漠南蒙古地区，各旗由朝廷任命的官员统治，在漠北蒙古地区，旗的统治权则交给札萨克世袭王公，可是，由于清廷的多封众建，札萨克的权力已经大为缩水，无法对中央构成威胁。

出于笼络蒙古上层集团的需要，清廷对蒙古王公优礼有加。所有札萨克都获封贵族爵位，自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到四等台吉共有十等。为了展现对清廷的臣服，蒙古王公每年照例要前往位于承德的热河行宫，向皇帝进贡，贡品一般是一定数量的畜产，譬如蒙古诸王公会进贡有名的“九白”之贡，即包括八匹白马和一匹白骆驼在内的丰厚贡品。相应地，大清皇帝会赐予绸缎、瓷器和金银作为回礼。

清代在蒙古推行的各项政治制度，有效地弱化了蒙古民族曾引以为傲的军事能力。譬如，严格执行的分旗制度切断了蒙古诸部之间传统上的联系；各旗的牧场都被限制在有限的地域，自由放牧被禁止，进一步压缩了各旗经济上的发展空间；曾经归属同一首领的部落，如今被分割成了许多旗，没有哪一个旗的王公可以再获得凌驾于其他部族之上的权力。

而那些往昔统治着广袤土地的大汗，像车臣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汗的后裔，尽管如今依然在清廷享受着崇高的地位，但他们手中的领地早就被剥夺殆尽。清廷利用受到严密监管的盟来处理草原上的事务，定期举办的盟除了调解旗民的纠纷，不具备什么实际权力。在这样的政治高压环境下，蒙古王公们的斗志日益消磨，他们每天除了想着怎样靠役使农牧奴或是勒索较为富裕的苏木属民来维持挥金如土的生活外，已经不再有别的追求。

死气沉沉的寺庙、汉商的高利贷、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肆虐的传染疾病，一同将昔日生气勃勃的蒙古草原引向贫穷残破的绝境。到了清末，蒙古各部合计人口仅剩171万余，较清初人口减少了45万余。

（来源|《历史的荣耀》 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