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五部《回响》第五章 高小平 1.17岁的“现行反革命”（一）

高志远画像

1.17岁的“现行反革命”（一）

高小平(1950- )，高志远的长子高继志之长子，高志远长孙。

高小平记：

“中共滦县县委办公室1994年10月编印的《滦县革命与建设记事(1919-1993)》第212页记载：(1967年) 10月4日凌晨，县城关(老城)发现近百张标语，县委门口贴有《告滦县人民书》。主要内容有‘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废除苛捐杂税’、‘刘少奇万岁’等，表现出对某些社会现象、时事政治的强烈不满。中国人民解放军滦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立案侦查。称‘10.4’大案。在搜查过程中，共获83张标语，所以又称‘八十三张反标案’。

我就是‘八十三张反标案’中六名‘案犯’之一，且是最年轻的一位，书写、张贴标语时仅17岁。”

“我之所以敢于豁出命来参与书写、张贴大字报、标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根源：

一、对祖父高志远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认为祖父就是抗日民族英雄，是我们高家的岳飞、文天祥。这是因为，早在我4岁时随父母到滦县田瞳拜望亲戚，田瞳村有几位年长者看我是个小男孩，他们不约而同地双手合十，朝着太阳鞠躬，嘴里喃喃地说：‘老天爷有眼哪，高翔云(高志远) 有后了呀！’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夏夜乘凉时，滦县兴隆庄的老人们像讲评书一样，讲我祖父卖地买枪打日本、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剿灭各路土匪及领导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等传奇故事，慢慢地，我的脑海里就印上了：祖父是抗日民族英雄，谁诬蔑他，我就与之抗争到底！

二、父母亲既有文化，心地又善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过早地打下了烙印：父母亲几乎是完人。当年，父母亲在滦县兴隆庄行医开门诊时，对待患者不论是穷是富、是官是民，都一视同仁，有钱无钱一样给治病，有时父母亲垫钱或免费给穷人家治病，所以父母亲在滦县兴隆庄一带的人缘比较好。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仿效，特别是牢记住了‘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诚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等教海。‘文革’初期，把我父母无辜下放，并对我父亲强制劳动等迫害，令我非常气恼！

三、我本人上学始终遵循父母的教导：‘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不断追求进步。’所以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64年夏，考初中填志愿表时，规定每名学生可填三个志愿，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滦县一中，第二志愿是滦县二中，第三志愿是滦县兴隆庄中学。因为我祖父及家庭出身的问题，我报考滦县一中的资格被取消了，最后，我以两门188分的成绩被滦县二中录取。

四、开学后，我被分到42班，第一篇作文就得到好评，作为范文在全年级四个班诵读，因为学习成绩好，先被科任老师聘为外语和数学两科的科代表。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全年级200名学生中，数学试题只有我一人得了满分100分。前任学习委员是革命老区一位功臣之女，年岁也偏大，当时因为照顾革命后代，才被滦县二中录取的，这位女同学为人还蛮好的，第一学期她因期中考试各科均不理想，因之自动退学，我被递补为学习委员。到了初二，不知何故，学校领导调我到41班就读，并说41班的班委会健全，不可能安排我为学习委员，······后来我了解到：县二中领导曾收到一封信(虽然我没看到信的具体内容，但在三十多年后，我终于知道是谁写的了一一这位写信的人是当时‘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专门为整倒滦县兴隆庄公社兴四大队的原主要领导所设计的一步棋)：因其祖父和家庭出身等，不适宜担任班干部等等。由于上述原因，使我在考学及上学期间初步尝到了精神上受压抑和政治上受迫害之苦痛。不过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证明我的自身价值，亦不枉来人世上走一遭！

“事与愿违。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秋，我父母先后被下放到滦县兴隆庄公社兴四大队，我也从学校回村参加劳动，此间结识了我学农活的师傅钱万盛，我们无话不谈，互为知己。”

“钱万盛、张振起与我的关系是最早建立起来的。钱万盛与我是一个生产队的，由于钱万盛农活比较全面，且有窍门，还是兴四大队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都内行，因之我就拜钱万盛为学农活的师傅，他的业余爱好与我差不离儿，也喜欢篮球运动。所以我与钱万盛是师徒，又是挚友。

张振起与我虽然不是一个生产队的，经过钱万盛的介绍：张振起也是兴四大队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也行；也爱好篮球运动。

除了志趣爱好相同外，加上我们在篮球场上经常为队友，使彼此的了解逐步加深，所以到1967年春夏之交之时，钱万盛、张振起与我确实成了非同一般的朋友；再后来，经过钱万盛和张振起的共同介绍，我对唐玉振也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且唐玉振的才能，也确实高于钱万盛和张振起。

由此，到1967年夏，钱万盛、张振起、唐玉振与我的关系已成莫逆。

尹宏是张振起发展串联的，因为张振起与尹宏不但同岁，且同在一个生产队，平日里关系比较好，看问题的方法基本一致。

冯宗臣是唐玉振最后联系的，因为他俩过去私交甚好，常常在对待某些问题的看法上观点一致。

我们这些人针对当时‘文革’的运动形式不满，私下里常常议论，并予以抨击；对一此‘极左’作法更是深恶痛绝；非常同情以刘少奇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遭遇；加上当时我们自身的处境及全国亿万百姓对领袖顶礼膜拜的狂热造‘神’形式，我们斗胆学习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魄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视死如归，以唤起民众的方式予以抗争。

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钱万盛与张振起通知我，中午时分带着毛笔到钱家车棚写点东西，我不假思索的客应了。

吃完了午饭，我如约而至。此时，钱万盛、张振起二人已到。

钱万盛说：‘前几天，张振起我俩从古冶搞了点纸，去了港北唐玉振家，我们仨在唐家写了一半标语，主要内容是我们仨商量的，由唐玉振执笔写了几大张《告滦县人民书》，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走刘少奇主席的道路，才能国富民强······剩下这一半，唐玉振说让咱们仨按原来的意思写完！’

我说：‘好！笔已经带来了，就写吧！’

于是我们仨写完了剩下的一半，这次我写得多。我写的标语内容主要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能够救中国！’、‘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废除苛豪税！’、‘刘少奇万岁！’、‘大跃进劳民伤财！’、‘四清运动是人为的制造两大阶级对垒！’

唐玉振执笔的《告滦县人民书》写了好几张，而且一张一样，词语各异，但总体内容大体相同。”

“过了没几天，即1967年10月3日夜，唐玉振来到兴隆庄，找到钱万盛、张振起和我说：‘咱们今夜把所有的标语贴到县城，明天是滦县大集，看到的人肯定少不了，如有时间的话，到火车站往列车上一贴，效果会更好，让老百姓都知道：还有人民群众是拥护刘少奇主席的。’

张振起说：‘尹宏愿意参加这次行动，让小平与尹宏打浆糊去。’我就找尹宏去了。

最后，唐玉振又找来冯宗臣，刚好6个人。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做了分工：我与张振起一组，负责酱园、一中、电影院到阁上、东门一带；钱万盛与冯宗臣一组，负责北门至北市场大集一带；唐玉振与尹宏一组，负责阁上西至西门、西关一带，每组携带40张左右标语，贴完后到三里坎下的小树林集合。

由于没有时间到火车站去，所以原计划到火车站往列车上贴标语的计划取消了。

我与张振起从酱园边上进的北门，边走边贴。那夜武斗刚结束，街上的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派性巡逻队照常巡逻。我与张振起在北街贴标语时，刚好从阁上过来一队派性巡逻的，我俩一闪就进了后宅胡同，从里边绕道东街，贴了剩余的几张，最后一张贴到东门外马路边电线杆子上。

我们这一组顺利完成了任务，于是我就把浆糊桶和刷子一起扔进了滦河套。

我们贴的方式是一人刷浆糊，一人贴，为了防止破案，除匿名外，都戴着手套，并订立攻守同盟：‘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当质徒。’

在阁上南边临出城时，与钱万盛和冯宗臣汇合一处，我们按约定去了三里坎下的小树林里等待。

我们4人等了约一个小时，唐玉振与尹宏还没来，不知谁说了句：‘咱们快回去吧，再不走就该天亮了，别碰上赶集的熟人。’

大家都同意，于是我们四人按原路返回。

唐玉振和尹宏这一组当夜在中共滦县县委门口贴《告滦县人民书》时(仅贴了一张，还在慌乱中没贴牢后遗失)，里边的人以为武斗人员杀个回马枪，于是叫了好多人，把唐玉振、尹宏二人赶跑了。唐王振、尹宏二人一口气跑到西关西边的野地里跑散了，唐玉振在庄稼地里趴了半宿，尹宏在某家的坟地里猫了半宿，所以说他俩没完成任务，把没贴的标语各自埋在了野地里，过后听说被拾柴禾的发现并报了案。

其实大字报写了好几张，标语写了不少于120张，因为唐玉振、尹宏二人没完成任务，被发现的仅有83张。"

“三年半的时间，‘八十三张反标案’始终没被侦破，我们六个人也曾聚会，碰头庆祝过。”

2012年，高小平与冀东和平西人士共同举行纪念高志远活动合影。后排左二：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