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层后，心绪烦乱，郁郁寡欢，对于共产国际所批评的机会主义，耿耿于怀。他在读过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后，顿生相知恨晚之感。于是，以托洛茨基的理论为指南，他开始了与中国托派长达十多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关系。

中国托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1991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在第一卷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这样一段注释：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以“回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托派的最具权威性的政治界定。较之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同一注释，其内容有着较为明显的改动，如不称陈独秀为“叛徒”，删去了当年王明等强加于中国托派的莫须有的罪名，即“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等语。穿越沧海桑田的时光隧道，历史的风风雨雨终于冲涤堆积聚集的污垢灰尘，清晰地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自立门户

所谓托派即是苏共党内反对派，因他们的领袖是托洛茨基，故而统称为托派。中国的托派起源于苏联。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些学生便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1927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1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在红场游行时，公开高呼“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批留学生的公开亮相，可谓中国托派运动的滥觞。

斯大林很快便以严厉的手段打击反对派，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接着被流放，中国留学生史唐、梁干乔等人也被遣送回国。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时，已经完成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写作，这个文件的第三部分便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此时，中共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将译文的第一、三部分交与大会，指示只能传阅，不得扩散。可是，中共六大工作人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却将这份文件秘密留存，后又向国内传送。1928年9月，中国留苏学生正式建立托派组织，他们与苏联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的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同年12月，中国第一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其全称为“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中央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在北京、香港、广州、武汉、苏州、哈尔滨等城市还建有分支机构。次年4月，总干创办《我们的话》刊物，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渎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等文件后，有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常年萦绕于他脑际的疑问和困惑，似乎都已找到了答案。他开始与中共中央公开论战，由于他的政治影响兼之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些党员思想迷茫，于是便形成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为骨干的所谓党内反对派。此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正式名称，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陈独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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