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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9月21日立即在国联理事会上，建议组织国联调查团，查明事变真相。9月22日理事会通过要求日本撤兵的原则决议后，施肇基又多次要求派中立视察团监视日军撤兵。

但这一建议遭到日本代表芳泽的反对，他威胁说，国联如未经日本同意，即行委派视察团，则日本政府不负任何责任。由于日本的阻挠和国联屈从日本，中国的建议未能实现。

1、奇葩的李顿调查团

11月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至此日本已经占领东北的绝大部分地方，并正在筹划组织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估计，国联如派调查团来，则将无可奈何地面对它占领东北全境的既成事实，对它实现侵略计划不可能再有什么妨碍；而且它还可以设法利用调查团的活动为自己开脱罪责。于是，日本一反常态，在21日的国联理事会上表示不再反对国联派调查团。但芳泽别有用心地提出，调查团不仅应视察东北，还须视察全中国。

12月10日，理事会通过决议，正式决定“派遣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到实地调查并向理事会报告任何影响国际关系，威胁或扰乱中日两国间的和平的一切情况”，中日两国可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并应对其活动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调查团由五人组成：

团长李顿，英国前驻印度总督；团员麦考益少将，美国前驻菲律宾总督；克劳德中将，前驻印支法军司令；法国殖民地防御咨询委员会主席，希尼；德国前驻东非总督，下议院议员，马柯迪伯爵，意大利外交官。

中国代表顾维钧，日本代表、驻土耳其大使吉田射三郎作为顾问参加调查团。

调查团不是首先到中国东北事变的现场进行调查，而是先到日本听取侵略者的意见。调查团于1932年2月29日抵日本东京，在日本逗留8日，与天皇、陆相、海相、外相等政府要员及银行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3月14日抵达上海，顾维钧从此时开始参加调查团工作。26日到南京，4月1日赴汉口，并分遣代表赴宜昌、万县、重庆等处。4月9日抵北平，19日去东北。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一个半月，到过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抚顺、锦州等地，6月5日回北平。7月4日再抵东京，与斋藤新内阁要员会晤讨论。7月20日再返北平，开始起草报告书。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中国南京与日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其时，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早已出笼。日本对于顾维钧随调查团去东北一再进行阻挠，始则公然反对，继而威胁说，由于那里形势不正常，日本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由于中国政府、顾维钧本人和调查团一致反对日本的蛮横阻挠，日本的企图才没有得逞。但顾维钧在东北各地受到日本占领者的严密监视和盯梢，通信和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日本人还用不提供交通工具等方法对他进行侮辱。

日本侵略者一面强奸民意，逼迫东北各地人民上街游行，并在支持伪满洲国的“请愿书”上签字，或逼迫各界人士组成所谓“代表团”，向调查团递交由日本人捉笔或经日本人修改的意见书，一面竭力禁止东北人民与调查团接触，向调查团反映真实情况。

在哈尔滨的报纸上甚至公开宣布，未经由日本军官任长官的特务机关许可，百姓不得会见调查团任何成员。但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冲破重重障碍，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找调查团面谈或投书调查团，甚至一些违心在伪满政府中供职的下层职员，也不顾危险向调查团表明心迹，表示他们身在伪满，心向中国。

调查团共收到东北各界人土的书信1550件，除2件外，其余“对满洲国政府’及日本人均深表仇视”。这些信件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要求国联主持公道。从吉林到哈尔滨，马占山、李杜率领的军队派人与调查团联系，表示东北人民绝不愿在日本傀儡的统治下生活。

2、“和稀泥”的《李顿报告书》

正因为这样，《李顿报告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侵占我国领土的罪恶事实。但殖民主义者的偏见和英、美、法等国对日本的妥协态度深深影响了报告书，使它成了一个奇特的、扭曲的、充满自相矛盾的文件。

报告书洋洋十数万言，共分十章，前八章分别叙述调查所得的情况和调查团的看法，后两章是调查团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对国联的建议。

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报告书既承认日本军事占领东北三省的事实，又为日本开脱罪责。报告书驳斥了日本的种种诡辩，诸如事变是中国军队破坏沈阳附近日本铁路引起的“偶然事件”，日军的行动是“自卫性质”的，等等。报告书还说什么，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于日本相当大部分公众对华舆论的感情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是近年来使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这样，报告书就抹杀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界限，把事变的部分责任推到了受害的中国一方，偏袒了日本侵略者。

第二，报告书既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又竭力渲染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报告书指出，“中国与各外国历来把东三省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在中日条约与协定上，在其他国际条约上均可得到证明”。报告书说明了伪满洲国的形成过程，驳斥了所谓“独立运动”的谎言，指出，日本首先以武力占领各大城市，接着便改组各地的民事行政机构，“显而易见，1931年9月以前在满洲闻所未闻的独立运动，仅仅由于日本军队在场才有可能”。

报告书进一步指出，“在满洲国政府”中，日本官员占有显要地位。仅在中央政府中，就有近200名日本人担任‘满洲国’官员。”这就是说，伪满洲国不仅仅是日本侵略者用枪杆子制造出来的，而且是由日本人直接操纵、直接掌权的傀儡政权。对于这样一个政权，东北人民的态度如何呢？报告书说，调查团接触了东北各阶层人士，他们都仇视这个政权。报告书还针对日本诬蔑东北抗日力量为“土匪”的妄言，指出：“对日军或‘满洲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有中国正规军与非正规军这样两种不同的类型。”从而肯定了东北爱国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但是报告书又“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极大重要性”，说什么“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爱国情绪，军事防御的最高需要，非常的条约权利，三者结合起来造成（日本)对满洲境内‘特殊地位’的要求”，甚至荒诞不经地宣称，“日本政治家及军事当局常称满洲为‘日本的生命线’”，对此“可以表示同情”。

把中国领土称作“日本的生命线”，这本来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扩张野心赤裸裸的大暴露。报告书作者却居然予以同情，这就使自己落到了为侵略者辩护的可悲境地。

第三，报告书既反对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况，也不同意维持伪满洲国现状，而主张对东北实行日本享有特殊地位的国际共管。

具体说来，就是：

（一）在国联主持下成立由中日双方代表组成的“顾问会议”，中立国观察员予以协助，顾问会议的分歧意见由国联理事会仲裁；（二）根据“顾问会议”议案，成立名义上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东三省自治政府”，中央政府与“自治政府”划分权限；（三）“自治政府”从国联理事会所提名单中，聘用两名外籍顾问监督蓄察和财政机关，该两顾问享有广泛的权限，并任用一外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总顾问；“自治政府”的外籍顾问中日本人应占重要比例；（四）在外籍教官协助下，组织特别宪警，作为“东三省境内的唯一武装力量”；（五）中日之间确立新的条约关系，“中国须满足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利益”。

总之，按照这个方案，国联理事会和所谓“顾问会议”成了中国政府的太上皇，而许多具体的权限又都分掌在各国顾问手中，中国政府对东三省的主权受到种种限制和阉割，也就形同虚设了；日本则得以继续在东北扩展其侵略势力。诚然，这一方案否定了日本对东三省的独占，尤其是军事占领，这正是为了维持欧美各大国的利益。

报告书的方案正是在承认日本占有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让各国瓜分东三省权力的计划书。

3、小国与大国迥异的态度

《李顿报告书》没有使日本满意，也理所当然遭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反对。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报告书对日不公正之处甚多”，表示不能同意将伪满洲国改为自治区域的建议。

日本政府于11月19日向国联理事会提交了长达40多页的意见书，声称“普遍承认满洲国，并为促进其健康发展实行国际合作，是适合于现存局势的唯一解决办法”。中国报刊纷纷以“一个代表世界谬论的报告”、“李顿报告失败”为题发表文章抨击报告书，指出，报告书设计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和伪满洲国并无多大差别，调查团只是“反对第一个‘满洲国’，同时又主张创造第二个‘满洲国’”。

国联理事会于11月21日至28日召开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

中国代表顾维钧和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进行了反复辩论。中国代表估计，如将《李顿报告书》提交全体会议审议，小国将强烈谴责日本，于是向理事会提出这一建议并获得通过。

12月6日，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开幕。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发言，要求特别会议：

（一）根据调查团的报告宣布日本违反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华盛顿《九国公约》；（二）督促日本将军队撤入所谓“铁路区域”；（三）宣告不承认伪满洲国政府，不与它发生任何关系；（四）根据国联盟约，尽快拟定并公布一个最后解决争端的报告，松冈洋右在发言中继续为日本侵略行径辩护。

爱尔兰、捷克、瑞典、西班牙、希腊、瑞士、挪威等国代表纷纷仗义执言，激烈抨击日本，指出，日本的行为“构成了侵略和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中日争端不仅涉及两国利益，而且关系到远东和世界和平，关系到国联的未来，国联应当主持公道，谴责一个成员国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割另一成员国大片领土的行径；如果国联犹豫动摇，畏缩不前，它本身就不配存在了。

大国代表的立场与小国代表的立场截然不同。法国代表保罗·彭古态度暧昧，他没有指责日本的侵略，而是大谈中日纠纷的复杂性，并称应当注意报告书的结论部分，英国代表外交大臣西蒙更是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他企图转移代表们的注意力，对报告书中关于中国排外宣传和抵制日货等内容津津乐道。他断言，“仅仅恢复原状不是一种永久的和满意的解决办法”，表示同意日本代表的意见，国联应当面对“现实”。西蒙的讲话受到日本代表的喝彩。松冈表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卓有见地的、十分凝炼的讲话。我得花上十天功夫来起草这样一篇发言，还说不了那么好。”

西蒙偏祖日本的演说遭到中国政府和代表的反驳。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通过英国代办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中国报刊也一致斥责西蒙发言。

罗文干还接连两次会晤美国公使詹森，对大国在国联中非但不谴责日本侵略，反而向受屈的中国施加压力表示强烈不满；重申，不废除伪满洲国，日本不撤军，中日之间便不能和解。

小国代表对西蒙的发言十分不满。西班牙、爱尔兰、瑞典和捷克代表于12月8日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大会确认：

（一）1931年9月18日事件之后日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措施；（二）满洲的政权是日本军队存在的产物；（三）满洲现政权不符合现存国际义务。

议案要求大会授权十九国委员会邀请美苏两国合作在上述调查结果基础上解决中日争端。松冈洋右反对这一议案，要求四国撤回动议。大会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既没有将议案付诸表决，四国也未将其撤回，而是将它连同《李顿报告书》一起送交了专为处理中日争端而成立的十九国委员会。

在十九国委员会中，小国代表与大国代表的立场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小国代表主张采用报告书的前8章，声明不承认伪满洲国；大国代表宁愿含糊地采纳报告书的调查结果，以便日本易于接受国联调解，12月15日十九国委员会向中日双方提出基本重复报告书结论的两项决议草案，并建议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主持解决中日争端的国际谈判。

4、美国态度的转变

此后，十九国委员会休会一月。在这期间，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于1933年1月1日制造事端，向山海关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于3日攻陷临榆县城，侵略矛头直指热河省，威胁平津。

日本在发动新的侵略攻势的同时，还积极进行外交活动。它对英、法的态度已无疑问，便集中力量争取美国。1月10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往访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明目张胆地提出，希望“全世界闭上眼睛，背过身去，待着不动，给日本以机会让它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使其恢复满洲的秩序，并开发那个地区的政策获得成功”。

他接着说，到那时，满洲的对外贸易将得到发展，美国也将从中获益，因为对美国的棉花、机器和工业用品的需求将会增长。亨贝克拒绝了这一要求，表示，这无异于“要求国联忘掉盟约，要求全世界忘掉多边条约”，“而任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制定自己的标准”。

当时正值胡佛政府与罗斯福政府交接时期。日本便故意放出谣言，说新政府将完全改变美国的远东政策，以此制造混乱。国务卿史汀生认为应当采取措施消除人们对美国改变政策的担心。

1月9日，史汀生在海德公园会晤当选总统罗斯福，与他就美国外交政策广泛交换了意见。罗斯福完全赞同史汀生的远东政策，并对这种政策表示“十分热切的”关注。他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冒险最终是要失败的。

1月13日，史汀生在征得罗斯福同意后捎信给英、法政府，表明美国1932年1月7日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两届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他认为，如果日本得以将其意志强加于远东，并取得对于全世界尤其是国联的外交胜利，那么一次大战以来为建立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国联也将威信扫地。

他表示，美国政府和人民将注视国联采取的行动，支持国联作出的明智决定，并乐于与国联合作。

西蒙在国联大会上偏袒日本的讲话不但在国际上遭到抨击，也在其国内受到批评，加上美国的上述敦促，英国不敢再过于袒护日本。在法国，1月16日人类权利同盟在巴黎开会。出席会议的巴黎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致通过致法国政府的信，要求宣告日本是侵略者，要求法国政府在国联中主持正义，援引国联盟约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十九国委员会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

十九国委员会1933年1月16日复会之后，日本代表一再坚持委员会的决议案不能涉及“满洲国”的存在问题，声称，日本政府深信维持和承认“满洲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他还坚决反对集体谈判。委员会认为日本有意表示决裂，调解努力已无希望，遂于2月17日修正通过了《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

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通过了报告书。

这一报告书的内容与《李顿报告书》基本相同，略有进步。它用更明确的语言确认了《李顿报告书》中指出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罪恶事实；《李顿报告书》没有提到日本撤军问题，这一报告书要求日本遵照国联已经通过的决议，把军队撤到“铁路区域”之内，并决定出撤军的方法、步骤、期限。

报告书通过后，史汀生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中国代表颜惠庆、顾维钧表示接受报告书，但对报告书中某些缺欠表示遗憾；并希望国联进一步根据盟约对日本实行制裁。

日本对报告书极不满意。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松冈洋右立即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枢密院决定退出国联，同日，日本政府向国联发出退盟通知并发表了退出国联的声明。中日两国在国联中的外交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根据国联盟约规定，国联成员国要退出国联，须于两年前预先通知，并须履行其对国联承担的一切义务。中国外长罗文干3月28日声明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日本只有首先履行其义务，才能使其退出国联的声明有效；国联已经和将要作出的一切决定对日本仍然具有约束力。日本退出国联是它在道义和外交上的失败，是中国的胜利。

由于大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1931年9月国联大会在日内瓦开幕时，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代表们的思想是混乱的，会议气氛是阴沉的。一年多来，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越来越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侵略成性的真面目，激起各国人民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中国代表的努力使事实真相越来越为更多国家代表所了解，争取了众多小国代表的支持，有的大国想为日本进行辩护也越来越困难了。至此，日本代表在国联已经十分孤立，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单影只”，这才不得已退出国联。

而这一举动，更使日本与国际社会对立起来。国联大会终于确认了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割裂大片领土的事实，要求日本撤军；伪满洲国政府终于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这对于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是一种鼓舞。

但是中国取得的这一胜利离中国人民的期望实在太远。“九·一八”以来，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一味妥协退让，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联和美国的调处上。

一年多努力的结果是得到了国联一份带有浓重妥协色彩的报告书。它依然没有认定日本是侵略者，并以《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作为解决中日争端的办法。

国联中的大国和美国根本不想对日本实行如经济制裁这样更严厉的措施。而日本对国联的决定全然置之不理。当国联正在进行激烈辩论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依照他们既定的侵略方针，已经把战火从关外烧到了关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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