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袁世凯当年已经大权独揽了，为啥还想着更进一步当皇帝呢，很显然当时大家向往共和，重新当皇帝简直就是螳臂当车，要被历史车轮狠狠碾过的嘛。

而当时很有名的大学士杨度，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君主制度的好处，劝进袁世凯称帝，他难道只是想挣得从龙之功，获得封赏吗？

当然了，站在我们现在这个维度肯定看不懂当时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读一下这篇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了解一下当年筹安会成员的所思所想，由于原文是文言版本，我会把它翻译一下，让大家更好理解。

君宪救国论-杨度-民国四年

有一位客人来杨度家做客，问杨度说：民国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啦，我们现在仰赖大总统的努力，平定了内乱，抵御了外敌，国家也慢慢得以安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如果往后我们能够继续整顿内政，那么十到二十年之后，中国能不能富强起来，成为列强之一呢？

杨度回答道：绝无可能！如果国家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不想着去改革，不去做根本性的调整，想成为列强根本没有希望，想成为富国也没有希望，想成为宪政的国家更是没有希望，最终只能是走向灭国的下场啊。

客人问到：何故如此啊？

杨度说：这个正是共和制度的弊端所在啊，中国的国民好名而不务实，当时辛亥革命的时候，非要强行和国外学习什么建立共和，哎，自此之后，中国恐怕再也没有可行的自救措施咯。

客人又问道：强国无望怎么说？

杨度说：共和制度之下，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由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影响到了一切的政治事务，在军事领域尤为突出。

然而，军事教育是必须得要求绝对服从的，强调的是严格的阶梯制度，比如说德国和日本的军队，纪律非常严明，所以才能称雄于世界。

法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就不一样了，他们虽然说非常富裕，但是根本无法强大。这其中一个很显然的区别，就是一种是君主制国家，另一种是共和制国家。

美法两个国家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的共和制度国家了，因此，共和制度必然无法造就强国，这已经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但是呢，美法两个国家有着非常完善的国民教育，这就让人民对国家有着基本的责任感，所以虽然不能对外称雄，但至少能够维持内部秩序，不至于陷入混乱。

可中国的情况那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人民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下，当时有皇帝的时候，当兵的人经常说的就是，吃皇家的饭，为皇家效力。

如今皇帝突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非常宽泛虚无的国家概念，那普通老百姓哪能理解国家是什么东西，所以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来维持国民的认同了，现在的中国人唯一遵从的，其实就是统治者个人的威信和强制力，这种控制力本来就非常薄弱，如今又收到了所谓自由平等这种外来观念的冲击，进一步瓦解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导致统治者不得不时刻担心军队方面的失控和瓦解，所以军队方面的管理，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以前的时候，南方的革命党军队，往往是军队将领听低级军官的意见，低级军官又听士兵们的意见，遇到大事的时候往往采取投票来表决，这种军队被戏称之为共和兵。

北方这边的军队虽然没有这种混乱局面，但是如今他们要做到令行禁止，也非常困难，所以，现在民国的军队，不发生内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能够平定一些内部叛乱都是极限，更不要奢求他们能够对外作战了。

但是我们看看邻居日俄，他们俩都是君主制国家，也都是强国，我们中国，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夹在这两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之间，真的是腹背受敌，四面楚歌，而我们的军事实力现在又如此薄弱，一旦和他们发生冲突进入到外交谈判阶段，完全没有任何后盾保障，这样下去国家最终必然走向灭亡，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中国现在没有希望成为一个强国。

客人又问到：那为什么会说富国也无望呢？

杨度回答：大家可能都不相信一个结论，法国和英国那都是富裕的国家，那为啥偏偏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富国呢？大家要知道，法美这些老牌国家，他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经过几十上百年的休养生息，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内乱干扰。

现在富国富国的关键在于实业，而实业最害怕的，就是战乱带来的破坏，他们更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而金融市场一旦波动起来，那就需要不少年才能够恢复了。

在过去两年，中国各方面的秩序虽略有恢复，但实业发展却大不如前，甚至连清末时期的一半都达不到。势力单薄的企业早已破产，而有能力的人则担心政局不稳，不敢轻易投资。

我们就拿二次革命举例，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大总统之争将持续不断，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内战，战争一旦多起来，工商业就会愈加困顿，实业都萎缩了，国家还怎么富呢？

看看人家墨西哥，也是共和制国家，他们那边战乱不断，至今也没有说富裕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的国民素质和我们中国相似，不能和法美相比，所以，如今的中国作为共和制国家，绝无可能实现富裕，成为一个富国。

客人问：为什么您也会说立宪国无望呢？

杨度回答道：共和制度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大多数的国民具备基本的道德和常识的基础之上，我们理想当中的共和制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总统和政府官员只是人民委托他们来管理国家事物的公仆，所以，今天选张三，明天选赵四，都不会影响到整体国家的繁荣安定，政权的更替只是政策的调整，不会带来国家层面的动荡。

可是中国的情况那就完全不同，大多数国民根本不理解共和真正的含义，更加不了解法制，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百姓以为共和那就是绝对的权威，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管我，而野心家们则会认为，既然人人都能当总统，那我能不能去做一做这个位置试试呢，这个时候选举不能获胜的话，他们就会开始举兵争夺国家的政权，这也就是导致二次革命的最直接原因。

此外，君主制度如今刚刚废除，中央政府的威信大不如前，整个国家如同散沙，难以收拾。无论是谁来担任国家元首，都难以统一国家的行政权，维持国内基本稳定。如果不采取一些专制的手段，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民国成立之后，那些曾经主张立宪的，如今都开始纷纷支持专制了起来。

虽然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总统制度，表面上似乎接近了立宪制，但是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专制统治，有很多人批评政府无法真正实现立宪法制，那是他们不明白在过去的四年里，如果不是政府采取专制手段，中国连一天的稳定都不能维持，稳定才能发展，稳定大于一切。

所以，总的概括来说，中国的共和制度，唯有专制才能够维持下去，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共和制度，根本不能够依靠立宪法制的方式来治理，既然立宪不能够来治理国和制度，那么中国的共和制度，最终也无法真正的建立出一个宪政法制的政府出来。

杨度接着说道，立宪那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如果想让国家的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个方面有所发展，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实行立宪制度。

然而，立宪制度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起来的，最短的周期也需要十年，二十年，并且时间越长，效果越显著，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强盛，那都是得益于他们长期推行立宪制度的积累。

然而，再看看今日的中国，全国上下的人都非常清楚，未来肯定会大乱，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去深思国家哎的长远发展侧拉，只想着如何在眼下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政府官员们抱着任上时间又不会太长的心态，谨慎的官员们按部就班的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而那些贪婪狡诈的人，则会在暗中中饱私囊，肆意掠夺财富，以便日后能够远逃租界，寻求庇护，这些人对国家的未来，根本就毫不关心，文人政客们偶尔会发表一些高谈阔论，痛骂当权者，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和这些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办法谋得个人利益，他们就会心生嫉恨，伺机报复，他们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仁人志士吗？

现在中国的国家元首任期不过数年，最长也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可是，将来的继任者又是谁？这个人会以何种方式取得权位？他的竞争对手又有多少？即便他坐稳了这个位置，他能够长期安稳地掌权吗？他的国家政策是与前任相同，还是完全相反？这些政策能否得以延续？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毫无预见性可言。

在这样的局势下，即便国家元首是当世英才，他若想为国家制定百年大计，确立立宪政治，低头看看眼前，却只见政局混乱，谁会与他共襄大业？放眼未来，更是前路渺茫，谁又能确保政策的持续执行？照这样下去，所谓的国家百年大计，又如何能够真正确立呢？

所以，他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无论是用人还是施政，一切都以不触发动荡为目标。只要国内不发生影响自身的混乱，国外不出现威胁自身存亡的危机，就已经算是中国的‘贤明大总统’了。即便是那些醉心于宪政法制理想的人，若真的身处这个位置，恐怕也只能抱持相同的心态，采取同样的手段，根本无法更进一步推动真正的立宪法制改革。

正因如此，昔日那些支持立宪的人，如今都保持沉默，不再呼吁推进宪政法制改革。他们心知肚明，想要通过立宪来拯救共和，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无计可施，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任由国家命运沉浮。

况且，即便我们目前的大总统是贤能之人，整个国家上下仍然普遍抱着苟且偷安的心理，国家都如此脆弱不堪。如果有天，选出来的国家元首并不是贤能之人，那不仅维持现状已成奢望，就连自身的权位也难以保全，届时国家将彻底分崩离析，过去几年来艰苦经营的一切成果，终将被彻底摧毁，中国最终只能走向亡国一途啊，到那时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百年大计’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无法建立真正的立宪法制国家’。”

客人问：那照你这么说，中国没法成为强国，没法成为富国，更无法建立宪政法治的政府，除了亡国就没有别的出路了？难道就没有能够挽救国家的方法了吗？

杨度说，我们实话实讲，中国无法富强，无法立宪，根本原因那就是在于共和制度。

换句话说，富强无望是因为立宪无望，而立宪无望则是因为共和制度的存在。如今若想挽救国家，首先要废除共和制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想要实现富强，那首先就必须得建立立宪法制的制度，而想要建立立宪法制的制度，那就必须得恢复君主制。

客人问：为什么说中国想富强，必须得先建立立宪制度？

杨度说，富强是国家的目标，而立宪法制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不依靠立宪制度而谋求富强，历史上也曾有成功的例子，比如汉武帝、唐太宗等贤明君主。

然而，他们的成就完全依赖个人能力，一旦他们去世，政绩也随之衰败。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当中，圣贤君王多了去了，但是可他们的功绩、武略，如今又留下了多少呢。世界各国的古代历史当中，也有许多雄才伟略之人，一度建立赫赫伟业，但他们的国家却往往没落或灭亡，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过去没有立宪制度，一个国家的兴衰完全依赖统治者的个人才能，无法形成持续发展的机制。

因此，从短期来看，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国家出现过小规模的兴盛，但从长期来看，国家的发展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重复兴衰循环，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我们看，欧洲各国建国时间虽然没有中国那么久远，但也有千年或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强国，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们尚未建立立宪制度，所以无法实现国家的持续强盛。我们看看日本，与中国相邻已有两千年，但过去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盛过，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日本也没有立宪制度，因此无法长期保持国力的提升。

但是近代以来，立宪制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欧洲各国实行立宪制度后，国力迅速增强；日本实行立宪制度后，也迅速崛起。

如今，我们中国所遭遇的强国，无一例外都是立宪国家，而这些国家，也无一例外的，都在走向富强。这是否会让人感到奇怪？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简单看起来，如果一个国家不实行立宪制度，就不可能变得富强；反之，一旦建立了立宪制度，则国家必然会走向富强。这听起来似乎是个奇谈怪论，但实际上，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国家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人亡政息’，即一个人的去世或下台，直接就导致了整个国家政策的崩溃。然而，立宪制度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实行立宪制度后，无论统治者是谁，国家的基本法制不会改变，国策不会因个人去世或下台而改变，国家的发展也不再受个人能力影响，而是可以稳步前进。

由贫变富、由富变得更富，绝不会出现由富返贫的情况；由弱变强、由强变得更强，绝不会出现由强变弱的情况。这就是立宪制度带来的长远利益。

我们看，如今的德国皇帝，已经不是威廉一世了；德国宰相，也不是俾斯麦了，但德国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更迭而衰落，反而日益强盛，这其实正是立宪制度的功劳。

同样，如今的日本天皇也不是明治天皇了，日本首相也不是伊藤博文或桂太郎了，但日本依旧蒸蒸日上，这同样是立宪制度的功劳。我们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来，立宪制度的伟大作用一目了然。

因为立宪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国家的法制体系，让元首和所有国民都无法超越法律之外行事。国家有了稳定的法律体系，就不会因个人因素而出现重大波动。无论是贤明的统治者，还是平庸的官员，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干事儿。

这样，国家便能始终保持良好治理，坏政策会逐渐减少，好政策会不断增多，社会经济也会自然发展，逐年进步，并最终实现富强。因此，在立宪的国家，富强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这不是我在夸大其词，而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但是，富强虽然容易，立宪却极为困难。治理国家，最难的便是立宪的初期，而最容易的便是立宪成功之后。立宪初期，官僚们固守旧习，百姓们惧怕变革，阻力极大，推行极为困难。就像把一辆火车搬到轨道上，移动哪怕一点点都需要巨大的力量，可能耗费大量时间都不能成功。

然而，一旦火车被推上轨道，发动机一启动，就能飞速前进，千里之路顷刻而至。中国人无需担忧富强的问题，只需解决立宪的难题，立宪一旦成功，富强便水到渠成。因此，我才说，‘要想富强，必须先立宪’

客人又问：那为什么又说，想要立宪，就必须得先恢复君主制？

杨度说道，法国和美国都是共和制的国家，但是他们也都同时建立了稳定的立宪制度，为什么中国不能在共和制度下实行立宪，而必须恢复君主制呢？我这个观点是不是太过极端了呢？

我们其实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国和美国的人民，会因为争总统举兵相斗吗？当然不会。为什么他们不会，中国却会呢？这其实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远远不及法美两国。

正因如此，，中国若不采取如今袁大总统‘专制的共和’制度，就不能控制局势，立宪制度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工具，但当下中国连最基本的安定都无法实现，我们在这谈什么政治呢，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先消除因争夺总统职位而引发的混乱，国家就永远无法安宁。

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废除总统制，恢复君主制，使国家元首的地位绝对不可竞争，从而彻底的制止内乱。

孟子曾经说过：定战国之乱，需定于一。我今天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要平息中国的混乱，同样需要‘定于一’。孟子所说的‘一’，是指统一天下；而我所说的‘一’，则是指确立一个稳定的元首。

孟子所说的‘定于一’，是指让分裂的诸侯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我所说的‘定于一’，则是指确立一个不可争夺的国家元首。

如果元首之位得到明确确定，国内便不会再有竞争的余地，国家根基一旦稳固，民心就能安定。等国家摆脱动荡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讨论政治，随后中国的立宪法制才有可能建立。

那有人就说了，恢复君主制之后，并不一定就能建立出立宪制政府。但在我看来，若不恢复君主制，立宪就根本无从谈起；而一旦恢复君主制，则必然会推动立宪。

在共和制度下，每个人都存有苟且偷安的心态，明知即使实行立宪，也无法避免未来混乱局面的产生，所以官员们普遍放任不作为。可是若改为君主制，全国人民对政治清明的期待将重新燃起，要求实行立宪的呼声必然会此起彼伏。

而这个当皇帝的人也知道，他的地位不同于以往帝制下世袭传承的皇帝，而是从共和制度中转变而来。如果不实行宪政，就无法稳定民心，也无法维持自身统治。因此，他必然要回应人民的立宪要求。

况且，一旦确立君主制，国家的根本治理原则也必须随之确立，而确立国本的方法，除了立宪之外，没有第二种方法。

对于君主而言，为了确保子孙后代能够世代稳固地统治，他一定会寻求最安稳的政治体制。如果仍然依靠专制独裁治理国家，那么皇室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危机。如果这个皇帝想 在上安稳皇室统治，在下安抚百姓情绪，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实行宪政。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君主，宪政就无法诞生；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没有宪政，君主制度也无法长久维持。

若有人认为，宪政要求君主不再直接干预国家治理，因此任何君主都不会甘心接受立宪，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真正的英明君主，必然具有长远的眼光和坚定的魄力。他们肯定会知道，若以专制统治国家，无论建立多少丰功伟业，终有一天会因个人去世而导致政策崩溃。

与其如此，不如确立立宪制度，使‘人亡政不息’——即便统治者去世，国家仍然能够按照既定的制度继续发展，这对国家的贡献才是最伟大的。

德国的威廉一世、日本的明治天皇，都是伟大的开创者。今日德、日两国的富强，世人都认为是这两位君主的功劳。然而，他们真正伟大的贡献，并不在于使国家富裕强盛，而在于他们确立了宪政。以他们的才识，即使不实行立宪，也未必不能在自己在位时称霸一方。但若要在他们去世之后，德国和日本依旧保持强盛，就绝无可能。

这正是为什么说，他们的伟业并非‘人存政举’，也就是统治者在世时，国家运作，而是‘人亡政亦举’（统治者去世，国家依然运作）。

所以很明显，德国和日本今日的富强，完全是立宪制度自然发展的结果。如果仅仅将富强归功于这两位君主，那就只看到了表面的成就，而忽略了最核心的制度变革。

如果一个国家以专制治理专制，最终必然导致国家衰败；但若能以专制推动立宪，则能造福国家，这也正是所谓的‘事半功倍’的政策。

德国和日本的君主，最初也都是专制统治者，他们同样不愿意放弃最高权力。然而，他们却选择承担起创立宪政的责任，利用自己的专制权力推进立宪。

因此，他们的宪政得以迅速确立，国家的发展才会如此迅猛。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远见卓识，坚信宪政的必然性，更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专制权力，加速宪政的实施。

所以，以专制之力推行立宪，恰恰是一个英明君主建立千秋功业的最佳机会。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采用专制制度，最终导致国力积弱至此。

如果这时候能够有一位英明君主出现，果断确立宪政，使中国与世界列强抗衡，那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他将成为中国的‘威廉一世’或者‘明治天皇’。

我之前不是说过么，最难的是立宪的初期，最容易的是立宪的后期。’ 创立宪政，如同依靠人力搬运火车上轨道，极为艰难；而维护宪政，则如同发动机驱动火车前行，顺理成章。

因此，没有真正的英明君主，是无法完成宪政创建的。世界上的君主多不胜数，但最终能被后世铭记的，却只有威廉一世和明治天皇，这足以说明：守护宪政的君主易得，而创造宪政的君主极难。

但是，即便有雄才大略的人才，如果不处于君主的位置，也无法承担这一伟业。因此，我才说，‘要想建立宪政，首先必须确立君主制度’。”

客人说，你的话已经很全面了，能不能用更简洁的话语来总结你的观点呢？

杨度回答道：没有立宪，就无法挽救国家；没有君主，就无法确立立宪。立宪意味着国家有稳定的法制，君主则意味着国家有稳定的元首，这也就是所谓的‘定于一’。国家的生存之道，中国富强的根本，全都在这里啊。

客人问道：你说用君主立宪来拯救国家，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正确，但是当下的中国如果要恢复君主制，与继续维持现有的共和制度相比，两者之间不仅涉及了好多实际的利害关系，还有非常多的重要问题，你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我想问你一些具体的问题，你能不能给我更加全面解答一下呢？

杨度说，行，我听你怎么讲。

客人于是问到：你既然认为未来中国必然会因为争夺大总统而爆发全面内战，那么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杨度回答：今天中国四亿人民的生命安全全部都寄托在大总统一个人身上，而现在东亚各国之所以能维持相对的和平与势力均衡，也同样在于中国的这位大总统，以一人之身，维系了整个国家的安危，并且牵动了各国之间局势的稳定，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从来没存在过，如今竟然成为了现实，所以，中国的国家命运，如今正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地。

如果大总统能永远健康，并且长期执政，那么在他任职的每一天，中国就还能勉强维持安定，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倘若大总统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短短十天、二十天不能干事儿，整个国家必然陷入极大的动荡之中。

到那时候，全国范围内必然会陷入恐慌，金融市场也会出现剧烈动荡，商人停止交易，导致全国的市面停滞，各地百姓四处逃亡，军队纷纷骚动不安，其他国家的军舰将会迅速进入中国沿海，欧美各大报纸也会对此事进行密集报道，每天都发出好多次的头条资讯，这样国家肯定会进入全面戒严的状态，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震动，而导致如此混乱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缺乏了一个明确的继承者。

客人问到：如今的中华民国法律已经制定好了，继任方案采取清朝皇室的制度，封存在金盒子之中，以后会在前总统指定的三位候选人当中选举其中一个人来作为国家元首，按照这种方式，元首很快就会确定，国家是不是可以避免你所说的动荡，内乱的风险是不是会减少呢？

杨度接着回答：那不一定。

如今的中国，除了大总统之外，如果还能有一个人能在全国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望，并且拥有足以影响全国的势力，那么全国上下都会清楚，他未来必定会成为继任的大总统。要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他的权威足以稳定人心，使国家免于混乱。

那么一旦到了需要选举的时候，只需要进行一次投票，国家大局就可以基本确定了，无论这时候法律规定采取了哪一种选举方式，最终的结果都不会改变。如果是全民普选，这个人肯定会当选，就算是限定在三个人之中来选举，这个人也是会当选的，其他两个人不过是陪跑罢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封存在金匮当中的三人名单，又或者是议会的推举，这些都不过是形式上的安排罢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这才导致了如今非常难办的一个困局，现在中国法律规定的继任方案，实际上就是这种困境下催生出来的折中办法，如果我们现在问一问这些制定法律的人，为什么不采取全民普选，而是一定要限定一个候选人，他们肯定会回答，因为现在中国根本没有一个能当总统的人选啊，如果全面放开选举，人人都能参加选举，最终可能选出来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人，让国家陷入到更大的危机当中。

那我们继续来问他，那为啥已经设定了限制，还要选出来三个人选，而不是直接指定一个人呢，是不是为了在选举当中保留一定的自由度，让人们仍然有选举的权利呢，你看，本来你已经剥夺了全民普选的权利，限制住了候选人的范围，为啥不直接确定一个人，非要限定成三个人呢？

这个制定法律的人肯定会回答，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绝对合适的人选，只能在相对较为合适的人选当中勉强挑选三个人，以凑足选举的名额。这三个人的资格又大致相当，因此无法舍弃其中两人，只保留一个人。

无论这位制定法律的人怎么解释，他们的真正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真正适合继任大总统的人，正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人，所以才不得已设定三人作为候选。但是，表面上是三个人，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继任者。

一个人的一个人的资格与影响力，是否能够获得全国的认可，从而顺利继任大总统，这本质上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问题，国家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具备领导能力的人，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法律条文可以决定的。所以如今的中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继任大总统，这已经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了，我们现在试图用法律条文来勉强解决它，这怎么能行呢？

至于以后法律规定的选举制度是否真的能顺利执行，或者真的被强制执行，会和将来的现实状况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和阻碍，这些东西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方案是绝对不行的。

客人说，假如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会发展成什么样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国的未来又能走向何方呢，这一点你能不能预测一下。

杨度回答：乱世之中，肯定是武力为先。

到那时候，无论一个人有着怎样的德行声望和学识，进入到这种极度动荡的时刻，这些品质肯定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只有掌握了强大兵权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最高权力的竞争者。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只有胁迫议会当中议员们的兵力，但是没有统一震慑全国的势力，即便是被推举为了大总统，也屁用没有。

到那时候各地的军阀们肯定互不相让，军人和政客肯定会趁机挑拨离间，以求在未来的权利争夺中攫取个人利益，这么发展下去，局势必然会走向武力对决，各方势力会在中原地带展开厮杀，与此同时，现在被打到国外的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以前清朝皇室的复辟势力，也就是宗社党，肯定也会伺机行动。

到那时候，凡是具备了一定政治价值，可以被利用的人物，都将有人拥护，成为各个势力角逐的吉祥物，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嘛。不过具体这些人是谁，我就不愿意明说了，但是大家稍加盘算，肯定会知道至少有十个以上的政治势力会参与其中。

这其中，有些人就必须要争夺大总统之位，有些人呢，虽然未必能够当上大总统，但是绝对不甘心别人当了大总统，自己屈居于别人之下，各种政治联盟就会此起彼伏，相互制衡，到那时候局势会变得极端复杂，国内也会动荡不止，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

到那时候，野心勃勃的境外势力肯定会趁机插手，在各个派系之间扶持代理人，进一步加剧着中国的混乱，致使局面彻底失控。各个国家也必定会严阵以待，不让某一国独吞了中国的相关利益，所以到那时候，远东的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到国际上的和平。

到那时候，中国的土地究竟是会成为中国人争权夺利的战场，还是外来列强的战场，这些我其实都难以预料。不过事态的发展可能会远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今天的人根本不会预测到那时候的混乱程度，不过，最终混乱的结局无非是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列强瓜分中国，这就意味着彻底亡国，当然不用我多说，第二种情况，就是外国势力代为平定了中国的内乱，但这其实也同样意味着亡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外国人在平定战乱之后，肯定会扶植出一个类似朝鲜李氏王朝的傀儡政权，让他来成为中国的君主。

这个人会是谁呢，是前清的皇帝，还是清朝皇室的某一位宗亲，亦或者是海外革命党的领袖？没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个人是谁，他都肯定是一个傀儡，所有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都会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所有的交通，矿产，实业，也都会归属于外国人，这样一来，中国即使表面上仍然存在，实际上已经算是灭亡了。

之所以我说一定会设置一个类似于朝鲜李氏那样的君主，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外国势力希望是这样，更因为国内有一些人其实早就已经和外部势力暗中勾结，和他们签订了协议，愿意将整个国家的权利拱手让人，以换取外国的支持，以便让自己能够登上这个皇帝的宝座，这类人既然是靠外国上台的，自然会毫无实权，国家肯定会名存实亡。

随后，也肯定会发生第二步，那就是这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外部势力必然会推动其签订一份类似于朝鲜的合邦条约，正式的将中国并入这个外国的版图之中，到那时候，这个被扶持的君主肯定也会被废除，然后被送往外国，或许到时候会给一些象征性的爵位之类的虚衔，但是肯定没有任何实际权利了，即便这位傀儡本人想反抗，也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更何况这位君主本来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愿意牺牲国家利益的人呢。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名不仅会在国际上消失，即便是在国内，都会不复存在，至此，整个国家都将会被彻底断送，彻底消亡。

那为啥这个外国势力一定要扶持君主，不会维持共和呢。原因很简单，从确定君主到国家的彻底灭亡，可以让一个人来一手操办，不用更换统治者，这是一种非常简单高效的灭国手段，他们肯定不会采取共和制度，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纷争与事故。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民将再无发言的权利，国家的存亡，是共和还是君主，都将由外人来确立，而那些曾经高喊着我们要共和的人，也会立马改变口径，声称我们非君主制不可。

事实上，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所谓革命党人主张共和，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的信仰共和，而仅仅是当时的形势使然，以后他们的立场，也只会取决于那种方式更加有利可图，共和，君主，救国，亡国，对他们而言，这些都不关乎原则问题，只要能够攫取权利，无论什么立场其实都可以改变。

然而，有一些读死书的人仍然天真的认为，这些人是真心的信仰共和，拥有着坚定的政治理想，简直是愚不可及。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的共和制度肯定会被废除，如果我们自己不想着主动改制，那么别人肯定也会替我们改制，区别仅仅在于，如果我们自己改制，那么还尚有一丝自救的机会，如果任由别人来帮我们改制，那就是亡国的道路。

现在很多国人对国家的存亡漠不关心，任由他自生自灭，那么这些人的唯一未来，就是等着国家被瓜分，或者是朝鲜王室那样的人卖国成功，沦为他国的奴隶，仅此而已。

客人听完感叹道，听你这么一说，实在令人震惊痛心啊，你想改变体制位君主制，是为了避免这种动乱，但是大总统连任的时候会有这种变乱，君主即位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动乱了吗？

杨度说：这两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啊，君主即位的时候，未必不会出现那种叛乱分子，但是那就和共和改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共和政体改选的时候，国家理论上是没有主人的，那些都野心的人肯定会趁机谋夺权利，就连那些真正关心国家的人都不知道该支持谁，局势肯定就会变得一片混乱，这个时候那些喜欢搞事的人就会趁机煽动，这时候那些不愿意生乱的人也会被迫卷入这场争斗，因为如果不参与，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所以这时候的乱象才会愈演愈烈。

可是如果改为了君主制，这个时候就不同了，大家都知道了谁是未来的君主，而不是等到了要即位的时候才突然决定，一旦发生了变故或者叛乱，所有那些关心国家的人都会意识到，这是国家的危机时刻，他们唯一能做的，肯定就是全力的支持继承人顺利登基，让中国的局势顺利稳定下来。

在共和制度之下，总统的职位是竞争来的，所以人们争夺总统之位并不会被视为错误；但在君主制之下，争夺皇位那就是谋反哪，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哪个敢轻易的尝试呢？这其实就是君主制定于一的优势。

如果是共和制改选的时候，所有的势力都会去拼命的争夺总统的宝座，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动荡，而君主即位的时候，肯定不会造成大家一起争着当皇帝的情况，当然也不会造成全国性的混乱事件，即便有一些反对势力，那也只是一小部分人，根本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所以，总统即位的时候，敌人多，支持的人少。而君主即位的时候，敌人少，支持的人多，这是两者的第一个区别。

其次，共和派中那些极端信奉共和的人，或是打着共和旗号趁机捣乱的人，他们并不会等到君主继位的时候才出现，他们今天就已经存在了。一旦政体变更，支持共和的势力肯定会站出来反对，君主即位之初，他们会认为那是反扑的最佳时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他们的反抗力量增强的同时，君主一方的抵抗力量也会同步增强。那些参与建立新政权的功臣，与皇室的利益紧密相连，他们会比现在更加团结一致。

君主即位之初，功臣与旧臣掌握朝政，影响力遍布全国。他们既然能够保卫前任君主，为何不能保卫继承人？即便发生小规模的叛乱，也很容易平息。所以，总统继任时敌人多、支持者少，而君主继位时敌人少、支持者多，这是两者的第二个区别。

再者，有人可能担心，那些有功之臣是否会服从新君？这其实完全不必担心。总统继任时之所以引发竞争，是因为没有哪一个人能绝对压倒其他候选人，大家都会拿自己与他人对比，认为自己也有资格竞争总统。

但君主继位根本不需要这种比较，血统决定了一切，根本不会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取而代之。那些高官将领，虽然在政治上有实力，他们不会服从其他政客，但他们可以服从合法继承人。旧皇帝对他们的恩德，会让他们心生感激，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也会促使他们继续效忠新君。所以，那些曾侍奉旧皇帝的人，也一定会全力支持继承人。

我们可以用清朝左宗棠平定新疆的事情来举例。当时，他倚重刘松山统领大军，刘松山战死后，如果由其他将领接任，大家必然会争权，军队也会分裂。但左宗棠任命刘松山的养子刘锦棠为新的统帅，尽管此人年纪轻轻、毫无战功，但军队却全都服从他的命令。

这并不是因为刘锦棠才华横溢，而是因为他的身份让所有人都认可，不会引发争斗。因此，总统继任时，人人都会比较自己与竞争对手的实力，竞争由此而生；但君主继位时，没有人可以比较自己与合法继承人，竞争的可能性自然消失，这是两者的第三个区别。

最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建立宪政。

不论是开国之君，还是中途继位的君主，都必须把确立宪政作为第一要务。然而，最难的事情就是在最初的时候奠定宪政基础，一旦宪政建立起来，之后的治理反而会越来越容易。君主继位时，若宪政已经稳固，他的成就便要在宪政框架之外寻找，比如对外战争的胜利等；

若宪政尚未完全确立，开国之君会完成最困难的部分，而继承者只需要稳定局面，使宪政更加巩固，也可以成就一代明君。世界潮流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绝不会倒退。就算国内舆论，最终也一定会倾向于支持新制度。开国之主若能用宪政赢得民心，那么后续的皇帝继位时，只要他平日言行符合时代潮流，展现出改革意识，全国百姓便会感到安心，认为国家未来依然会保持立宪制度。

如此一来，国家根基更加稳固，一旦继位，全国百姓或因怀念先皇而心生感激，或因对新政权充满期待而欣喜，也都会纷纷拥戴新君。

如此民心所向，怎么可能会发生全国性的动乱呢？

所以，总统继任时，仍然必须依靠强权来镇压长期的动荡，而君主继位则没有这样的隐患，这是两者的第四个区别。正因为有这四点不同，所以君主继位之时，绝不会像总统继任时那样引发全国性的大乱。

客人接着说道：你认为君主立宪可以救国，关于君主制的利弊，您已经详细论述了。但谈到宪政，我们也需要深入讲一下，因为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中国一直在推行宪政，但问题频出，甚至成为了大家诟病的对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杨度回答道：因为清朝末年所谓的‘立宪’，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立宪，只是打着‘立宪’的幌子，所以最终招来了革命。

在光绪晚年，清朝皇室的危机已经显露，反满革命的言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而在当时，立宪派崛起，提出了政治主张，并积极推动宪政改革。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正掌握着军队，深知清政府要自救，唯有实行立宪，因此将此作为核心方针，并暗中成为了全国立宪派的领袖，以坚定的决心推行宪政。虽然这场改革才刚刚起步，但已经让全国百姓看到了希望。

最初，立宪派的影响远不如革命派，但当看到立宪改革有望之时，民心开始转向，许多人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变革，于是革命党的声势大幅下降。

如果清朝真的成功推行立宪，那么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一旦立宪，皇族的专政自然就无从存在了。然而，中国的不幸在于，袁世凯的计划尚未完全实施，朝局发生了一场剧变。

当袁世凯退隐后，立宪派失去了最关键的领导，而此时，极端反对宪政的皇族势力掌握了权力。他们一方面打着‘立宪’的旗号，试图敷衍民意；另一方面却让皇族掌握实权，继续推行专制。这两点都直接推动了革命的爆发。

皇族肆意把持着权力，腐败横行，凡是他们推行的政策，无一例外都是在破坏宪政。百姓请求召开国会，却屡次落空；百姓要求废除皇族特权，却根本毫无结果。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得不到落实，导致他们在全国都失去了公信力，于是革命党趁机崛起，势不可挡。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出，立宪派从盛到衰，革命派从衰到盛，这正是清朝灭亡的分水岭。

最终，武昌起义一声号召，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军队成为革命的主力，各省的咨议局议员们也随之纷纷表示支持，而这些议员中，大多数原本其实都是立宪派。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赞成革命了。到了这种最后关头，清政府才匆忙废除了皇族内阁，并颁布《十九信条》，试图缓和局势，但已经为时已晚，清朝的国运再也无法挽回。

所以，整个清朝时期，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自然也谈不上宪政的成败。清政府不过是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等机构，作为宪政的基础，但由于皇族的所作所为，这些机构反而成了革命党的温床。

西方有句谚语就曾经说：‘假立宪必然导致真正的革命。’清朝原本想用假立宪来欺骗百姓，结果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当年，袁世凯就曾经指出：‘如果不实行立宪，就一定会爆发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现在的事实证明，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到现在还有一些顽固的人，或者曾经依附皇族的人，说清朝的灭亡是因为立宪。这分明是想把皇族的罪过推到立宪派身上，立宪派绝不接受这样的指责。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正是因为皇族不愿真正的实行立宪，才酿成了革命的祸患。但是如果说是‘立宪’本身对皇族造成了不利，从而导致了革命，这根本就说不通。所以我认为，清政府所谓的立宪，并非真正的立宪，不过是打着立宪的旗号，最终招来了革命的祸患罢了。

客人说道：清朝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在民国元年和二年这期间，也有约法、内阁和议会，表面上似乎已经在实行宪政。

但是呢，国会权力过大，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被指责为‘违法’，全国上下混乱不堪。如果这种宪政长期存在，国家又怎能不走向灭亡呢？如今您仍然在谈论宪政，而国人对这个词已经避之不及。难道不应该彻底放弃它吗？

杨度回答道：民国时期的‘立宪’，其实是掌握在同盟会手中的。而同盟会他们所推行的立宪，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立宪，不过是借用立宪的名义，来达到革命的目的罢了。

在民国元年、二年期间，我曾多次和革命党人讨论国家大事，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承认，‘如果不采用专制，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统一’。这说明他们心知肚明，中国的国民素质远远不足以实行彻底的所谓民权制度。然而，他们制定的约法却恰恰与此相反，这显然是明知不可行，却执意如此。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以最初的临时约法为例。在南京政府时期，这部约法的实施其实还算合理，但在政府北迁后，革命党人却临时加入了‘内阁制’和各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条款。

而到了后来，同盟会控制的国会就依据这些条款，对政府的一切行动进行掣肘和干预。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们是真心醉心于共和制度，想要推行高度成熟的宪政吗？

当然不是！他们只是想利用这一手段，来削弱政府的权力，让政府无法真正统治全国，从而为自己日后再次发动革命做准备而已。

从南京政府被废除，到‘湖口起事’爆发，其实也就是二次革命，孙中山公开反对袁世凯的标志性事件。革命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

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他们是在推动宪政；但真正清楚的人都知道，他们不过是在利用宪政作为革命的手段罢了。实际上，他们从未真正的想要建立宪政，而只是利用宪政来发动革命。现在有人却反过来说是‘宪政’导致了混乱，那这不是冤枉了宪政吗？

那就有人反驳了：‘即便他们只是借用宪政作为革命的手法，但毕竟表面上还是在推行宪政，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动荡，立宪制度难道就不应该被指责吗？’

对此，我想说的是，这并非宪政的问题，而是共和制度本身的问题。如果不是共和制度，革命党人又怎能以‘民权’为借口，制定这样的一部恶意限制总统权利的约法？

又怎能让一部国家根本法完全由一个政党，也就是同盟会来主导？更重要的是，他们革命党甚至能够利用这部约法，为未来争夺大总统提前布局。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都在于共和制度，而非宪政本身。如果有人不去反思共和制度的弊端，反而把问题归咎于宪政，那就真的是舍本逐末了。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共和制度如果不实行专制，根本就没办法维持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宪法’、‘约法’的讨论，根本就是毫无意义。

那些最初参与制定约法的人，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只是他们心知肚明，却故意为之罢了。因此，我认为，同盟会所谓的‘立宪’，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立宪，只不过是借用‘立宪’的手法，来实现革命的目的而已。

它与清朝末年的立宪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是：清朝的‘立宪’，是为了给别人提供推翻自己的机会；而民党的‘立宪’，则是为了给自己提供推翻别人的机会。

客人问到：那你所主张的‘立宪’，与清朝、民国的立宪有什么不同呢？

杨度说，确实是不同的，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君主立宪必须具备两个核心原则：第一，就是必须‘正当’，用来纠正民国时期宪政的弊端；第二，必须‘诚实’，用来纠正清朝时期宪政的弊端。

于是，客人问到：您所说的‘正当’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杨度说：当年民国最初孙中山他们制定的宪法，即便不是为了革命准备，而是基于理想设计的，也无法真正实行。因此，未来如果要改为君主制，应当借鉴的，只能是世界上已经成熟的君主立宪国家。所以我们从全球来看，君主立宪制度的国家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分别以三个国家为代表，英国，日本，和普鲁士，也就是德国的前身啊。

英国呢，是世界上最早确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国家，他的宪政体系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由于国民素质非常高，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能和他相比。

英国的国会也是成立已久，所有重要的政治事务都可以通过国会以普通法律的形式决定，因此英国至今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甚至有些法律并非通过正式立法程序制定，而是由长期的习惯演变而来。所以就有学者称英国的宪法为不成文宪法，在这种体制下，国会的权力几乎无所不能，君主仅仅是国家象征，实际上已经没有实权了。

因此，英国名义上是君主国，但实质上更接近共和制，采用‘虚君共和’的形式，既稳定又安全。这种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而普鲁士呢，他的立宪制度是由民众革命产生的，君主迫于形势开始召集议会，提出了宪法草案，并交由议会讨论通过。因此，普鲁士的宪法其实是由君主和国会共同制定的，相较于英国，普鲁士的国会的权力较小，民权也较为有限。

至于日本，宪法完全是由天皇直接制定，也就是所谓的钦定宪法，并没有经过议会的批准，而是由天皇先制定宪法，再依据宪法召集国会。相比普鲁士，日本的国民的权利更受限制。

我们以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绝不可能直接效仿英国的模式。不仅仅是中国啊，世界上任何君主制国家都不敢自比英国。所以呢，中国将来改为君主制之后，宪法的制定应当借鉴普鲁士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模式。

不过呢，日本皇室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从未断绝，所以才叫万世一系嘛，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再加上日本的立宪进程，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日本皇室高瞻远瞩的结果。所以，日本才可以 以钦定宪法的方式来确立君主立宪制。这种模式其实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君主。

中国在经历过革命和共和之后，民智已大大提升，甚至比当年日本立宪时的社会状况更为开放。但是呢，我们以后的君主并没有像日本皇室那样漫长的历史基础，如果直接采用日本那种的钦定宪法，未必就能让人民信服。

所以，最合理的做法，其实是采取普鲁士的方式，由君主提出宪法草案，再交由议会讨论和通过，以此来完成宪法制定的程序。

但是呢，在具体条款上，如紧急命令权、特殊财政处置权这一系列的内容，可以借鉴日本的宪法，用来确保君主能拥有足够的权力，同时又不会完全否定打压国民的权利。这样一来，君主既能行使必要的权力，又不会引发所谓‘专制独裁’的争议。这样的制度，其实最适合当今中国的国情。

因此，我的主张是，不效仿英国，而在普鲁士与日本的模式之间取中庸之道，这才是最‘正当’的做法。

客人接着问：未来宪法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吗？

杨度说：要详细讨论宪法内容，目前还为时尚早。普鲁士与日本的宪法文本都已经存在了，也不用我在这继续说。

但可以明确地说，未来的君主立宪宪法绝对不会是民国初期的《临时约法》，也不会是清朝的《十九信条》，现在全球各国宪法当中关于公民权利、国会权限这些基本条款，作为通行原则，肯定应该写入中国宪法，这是无需争论的。然而，如果非要挑选一些重要内容，还是有几个点需要关注的。

我们就拿民国初期南京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来说，参议院的权力极大，而大总统的权力又极小，内阁的权力更是微乎其微。

大总统除了接见外国使节、授予勋章荣誉之外，几乎所有重大事务都必须得经过参议院批准，比如说宣战或缔结和平协议，签订国际条约，设立官职和官员的管理办法等等，最离谱的是，甚至连任命政府官员与外交使节，也必须获得参议院同意。

这种体制，即便在英、美这些国家都未曾有过，也绝对不成为未来君主立宪制度的参考。

再看清朝的《十九信条》，它的内容虽已比民国初期的《临时约法》更趋于君主立宪的方向，但是清廷在原本可以用立宪方式来避免革命时，仍旧不愿放弃皇族的权力；

等到革命爆发之后，又急于妥协，结果将一些原本不应授予议会的权力，甚至是不可能授予的权力，一并给予了议会。

比如说，宪法起草的权利全部都交给了资政院，也就是议会，皇帝根本无法干涉，宪法修改的权利给了国会，皇室也没有干涉的权利，国家的总理大臣必须得是国会选举产生，皇帝也没有任命权，除特殊情况外，国家部队的调动必须要国会来批准，国家对外的条约必须要国会来批准，皇帝没有办法独自做主，所有政府机构和官员的管理办法，都必须得通过立法来确定这些立宪条款的内容，甚至比英国的还要彻底。

但是呢，这些条款本来是当时的资政院提出的一些要求，不过是当时大家在革命情绪异常高涨时候的一种政治表达。但是，这些条款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真正实施，未来的君主立宪制度同样也不能采用这种制度。

既然民国初期的《临时约法》和清朝的《十九信条》大部分内容都非常不适合，那么未来宪法的制定就应当参考普鲁士与日本的宪法，再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调整，让其更符合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现实。

至于宪法的制定程序，应该主要借鉴普鲁士的模式，但可以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稍作变通，让他更加符合当下的形势和发展的需要。

宪政制度的核心在于实际的执行，而不是空谈理论。 只要宪政制度能够切实推行，即使起初制度的水平相对较低，国家依然能够实现富强。

普鲁士与日本的成功便是最好的证明，它们的宪法并非最先进、最理想的，但是他们却凭借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强有力的执行，依然走向了强国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效仿普鲁士与日本，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宪政制度，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便是我所说的“正当”之道。

客人问到，我似乎已经听明白了你所说的正当是什么意思，那你所说的诚实，又是什么意思呢？

杨度回答道：治理国家最忌讳的事情，那就是欺骗人民了。当人民被分散时，或许显得愚昧，但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就会展现出惊人的智慧，所以，政府绝不能欺骗人民。

清政府当初不愿意真正的赋予人民权利，但又不敢明说要拒绝立宪，所以便假借‘立宪’之名来欺骗老百姓，最终就引发了革命，导致了自身的灭亡。这个前车之鉴，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

其实，当时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并不算多高，如果政府根据国情，适当地给予人民一定的权利，百姓其实未必会觉得少。但是如果政府采取欺骗手段，就必然会导致失败。

未来实行君主立宪的时候，人民能够获得多少权利、国会的权限又能有多大，现在还没办法预先设定，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必须要坚守：那就是，宁可权利给予得少一些，也绝不能欺骗人民。

如果以后人民觉得自己的权利太少了，他们只会进一步要求增加权利，不会立刻反对政府。只要政府观察到人民的素质确有提高，那就不妨适当增加他们一些权利，以免因过度压制而激起反抗。

但如果政府认为还不能赋予某些权利，也必须用正当的理由向全国人民解释清楚。只要政府是真心为了国家着想，人民终究是会理解的。

所以，即使一开始给予的权利较少，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真正危险的是政府把宪政当作虚设，没有任何落实的打算。一旦人民察觉到自己被欺骗，怨恨和仇视便会随之而生。无论政府采用怎样的敷衍手段，或是施加多么强大的镇压，最终都会引发崩溃。所以，诚实才是立宪制度最根本的原则。

那么诚实’的具体实践，其实非常简单。以法律和财政预算为例——国会本来就享有法律决策和确定预算的权力，既然让他们议决了，就必须尊重他们的决定。若政府一方面允许议会决策，另一方面却依然我行我素，使得法律归法律、财政归财政、行政归行政，彼此毫不相干，那肯定是万万不可取的。

当然了，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或预算过于理想化，确实难以施行，那么政府也应该详细的说明其中的困难，要求议会重新审议，甚至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再次进行表决，这些做法都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政府根本不当回事，不论议会如何决议，政府依旧是我行我素，那就是蔑视议会了，这肯定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

那有人可能会说了，其他国家本来就有政府实施法律和财政预算的传统，但是中国没有，所以这项工作肯定无法执行。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各国在刚刚开始立宪的时候，同样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才最终确定了国家的制度，并且开始实施，要我说，宪政能不能成功，其实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真心诚意的去贯彻执行，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

法律和预算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政府的命令其实也是如此，其他各项事务也大差不差。只要是议会通过的决议，政府发布的法令，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具有真正的实际效力，这样，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宪政实践。

然而，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艰难。所以我才说，立宪的初期，最难的事情就在于此了。

但如果想要真正建立宪政制度，最终还是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才有可能会成功。如果政府害怕困难导致半途而废，最终只会引发革命的灾祸。人民或许看似愚昧，但他们终究是无法被欺骗的。因此，我才说，宁可政府权利给予得少一些，也绝对不能欺骗人民。这，便是我所说的‘诚实’。

客人最后感叹道，‘正当’能够使国家安定，‘诚实’能够赢得人民信任。如此一来，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弊端便可一扫而空了啊。若能依此原则实行君主立宪，必是中国之福。我虽愚钝无知，怎敢不从你的教诲呢？

到此为止，杨度的话已经全部讲完，客人心悦诚服，欣然告退。

好了，全篇的君宪救国论也给大家分享完了，不得不说杨度的眼光还是非常好的，精准预言了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和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还讲述了很多法制的道理。

只是局限于当时的世界观，给出了君主立宪制这个错误答案罢了，但是这也不能怪他，毕竟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由27个君主制国家，其中强大的英德日俄奥都是君主制，共和制国家大部分都处于拉美，共和制度国家的代表美法战斗力其实根本不行。

我觉得在这种现状之下，杨度能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谁也不能预测到，仅仅100年之后，世界就会变成现在这种局面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