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对内残酷对外软弱，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战败，上海被迫向国际交往开放。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几个西方大国都吵着要分一杯羹，建立了独立于中国法律的外国租界。

随着西方影响的增加，夜总会、舞厅、剧院和妓院等娱乐场所的繁荣发展。高低错落的欧式建筑，勾勒出外滩独特的天际线。漂亮时髦的百货商店，生意兴隆。街边停满了小汽车，沿江码头、栈桥规模壮观，烟波浩渺的江面上，大小船只来往穿梭。尤其是到了晚上，华灯初上，上海外滩霓虹灯闪烁，让人流连忘返。因此，上海就有了“东方巴黎”之美称。

30年代的中国上海，人口311万，已经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第四大城市，仅次于纽约、伦敦和巴黎。这座城市同时也是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拥有众多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业机构。在那个时期，上海的工业产值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是一座充满活力和繁荣的城市上海外滩看上去是如此的繁华。展示着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最高成就。

同样，就是这座被人称作国际冒险家乐园的都市，政治上却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空气中似乎总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束缚得让人透不过气。国民党军警宪特，包括勾结租界警方，疯狂的围剿年轻的中共党人来说，是充满灾难的时代。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每个人，他们都不能预料，未来的一天，谁将会主宰这个国家的沉浮命运。在光怪陆离的“魔都”，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多人也许就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象空气一样飘忽无定，很多人不得不掩藏起真正的“我”，在隐姓埋名的生涯中，为理想而奋斗。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他们都是最天才的演员，永远隐藏着自己的真实面孔，他们甘愿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带进坟墓，也许只有墓碑才知道，为了神圣的信仰，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绚烂而悲壮。

就是在敌情严重、社情复杂的上海，中共中央就在敌特的眼皮底下，领导着全党，全体受压迫的工农为复兴中国革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探索，以不屈不挠的抗争回应着反动派刽子手的屠刀。

中共从诞生前后，就特别重视政治宣传和进步文化工作的开展，于上海先后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红旗》《斗争》《党的建设》等党报党刊，团结左翼文化人士，成立左联、社联等革命文化团体，传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推动红色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

钱之光，被誉为“红色管家”、“新中国纺织业的奠基人”，华润集团的首任董事长，是新中国经济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的妹妹钱希钧党龄比钱老前辈还早两年，亦是中共秘密战线杰出的战士，是长征到达陕北的30名女红军之一，她的丈夫便是毛泽民烈士。

钱之光

钱之光老前辈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1927年2月加入中共。他就曾在30年初的上海，负责过中央印刷厂。时间三年左右。身处复杂而险恶的环境，钱之光领导的印刷厂是以极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的。在这段时间内，印刷厂多次转移，但都安然无恙，完成了这个期间中共各类文件、材料和进步书刊的印刷任务。

1931年春。毛泽民、瞿云白（瞿秋白胞弟，后来调工会筹建印刷厂期间，被捕叛变）和钱之光等人，从天津将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迁回上海，重新选址再办秘密印刷厂。最初选定在上海齐物浦路（今安国路口、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147号）开展中共秘密印刷工作。印刷厂有两楼两底的两幢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对外是两家，即一边是印刷厂，一边开了一个绸布庄（也是中共中央的党产，同样由钱之光筹建和负责）。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对内的工作。钱之光一方面负责印刷厂对外的工作，同时还管理绸布庄的事情。钱之光对外化名徐之先，由毛泽民同志领导。

今天的安国路周家嘴路口

之所以选在这里搞印刷厂，是由于这里的房子和环境都合适。印刷厂的前面是工厂，他们开动机器的时候，轰鸣声正好掩护钱之光们印刷机的声音。另外，印刷厂的旁边是一块空地，行人很少；一边是钱之光们的绸布庄，可以挡住一些声音；后边是稻田，无人行走；因此，印刷机的声音不易被人听见。即使这样，还不放心，为了使声音更小，钱之光带人自己动手加厚了印刷间的墙壁，增强隔音程度（这种修改印刷间的工作，钱之光们后来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根据房屋特征，进行内部改造。有时是用砖把印刷间四周墙壁加厚，门窗也作了装修，减低声音的传出；有时是用木板加厚的。在改修时，不破坏原来的结构，外人看不出破绽。后来有个地方，印刷间在灶间，钱之光在四周加了一层砖，并把门堵死，进出只从屋里的窗户走，巧妙且隐蔽）。

印刷厂那边住瞿云白夫妇，以住家的形式掩护印刷厂。一进门是个小天井，天井进去是客堂，客堂后边是后堂，印刷机就安放在这里。再后面是灶间。从客堂到印刷间和灶间，不是从堂屋中穿过，而是从屋里旁边的走廊穿过。楼上除住了瞿云白夫妇外，还作包装、装订用。

当时，印刷厂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排字不在这个地方。搞印刷的是施有章和赵锡群两人。瞿云白做些校对工作；他妻子徐伟成除做些家庭事务外，也做些包装、装订工作。

绸布庄这边住着钱之光的一家，以夫妻店的形式掩护印刷厂。另有一个姓江的四川人，公开身份是绸布庄的伙计，实则是专职交通（负责秘密运送报刊），也住在这里。

绸布庄经营批发各种绸缎布匹，既在经营中为中共组织获取利润资金，又是印刷厂的掩护，成为印刷厂的“门房警卫”。在绸布庄里装有电铃开关，电铃安在印刷间，外面有人进店铺里来，就马上按开关，让印刷间的人知道有外人，立即停止印刷，以免人家听见印刷机的声音。如果发现意外情况，也是按动约定的电铃号记，使印刷间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此外，印刷需要的纸张和要印的稿件以及印好的印刷品，也是经绸布庄进出的。因此，钱之光们在楼上的墙壁根部，把踢角搞成活的，可以取下来，装上去。平时装上它，还用衣柜挡住，看不出痕迹来。印刷用的纸张，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布庄，再传送到印刷厂；印好的东西，由钱之光们伪装好后，也从这里送出去。

1931年4月，中共祸起萧墙，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严重危及到了中共中央及各个领导人，领导机关的安全，包括钱之光领导下的绸布庄和印刷厂。中央立即采取了隐蔽、转移、改变斗争方式、更换接头暗号等等措施。毛泽民是要转移的同志之一，不久他假道香港，后秘密进入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钱之光担任起了中共中央印刷厂的领导职责，上线由左觉农（著名革命老前辈。建国前夕，积劳成疾，病逝于沈阳）联系。

左觉农

顾顺章的叛变，让上海滩再次乌云翻滚，杀气腾腾。钱之光领导下的秘密印刷厂的工作更为艰难。因为中共自诞生以来，就很重视出版发行工作，需要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这使国民党很恼火，成为他们要重点破坏的对象之一。

这个时期，国民党加紧戒备，到处设卡检查。那时，钱之光同时兼管鸭绿江路的丝绸厂（中共秘密联络点）的工作。经理叫江阿明，杭州人，地下党员。平日里负责丝绸厂的具体工作。钱之光则每周去一趟，检查工作并负责上线联系。某次，钱之光去丝绸厂回来，沿黄浦江边走，遇上了"抄靶子"(上海当年的俗语，意即搜身）的。好在钱之光那天穿西装，一身阔人打扮，钱之光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他们把钱之光看看，又互相看看，看着钱之光的气派和模样，没有检查，就让钱之光过去了。不久的一天上午，在印刷厂附近的小菜场发现一个叛徒，鉴于形势严峻，组织上决定让钱之光们转移。

撤出后，钱之光及其他人分散住在几个旅馆里，钱之光便找新地方。很快看中了租界里的梅白克路的一幢房子（今天的即凤阳路口处，新昌路99号）。这幢房子是在新建的一排房子之内，还没有住过人。外面有一层铁门，是横拉开关的铁杆门，然后才是一道木板门，在柜台上边，钱之光们加装了铁栅栏，只要几道门一关，是比较严紧的。后面不远正是在建的远东第一高楼，设计为20多层楼的国际饭店，整天施工，机器声、打夯声、号子声连成一片。这里是上海，也是中国最为繁华的闹市区，电影院、跑马厅、夜总会、花柳巷，还有附近的各种报馆。左右都是弄堂，四通八达，进退十分方便。租金虽然高，但这一切很有利于秘密印刷厂。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印刷厂的转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像机器和一些设备的搬迁就极为困难。这次搬家以及后来的搬家，钱之光都是想很多的办法，以多种形式搬迁印刷机和设备；往往是在转移时先把印刷机和设备搬出来，放在作为掩护的转运站，再搬到新的地方。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几个地方，才搬到新地方。

搬迁时，还得把印刷机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怕搬运时碰坏了机器，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收的字，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钱之光们还派同志随车搬运。到梅白克路后，不久排字房也从别的地方合过来了。铅字的搬运是用木箱和藤箱装的，木箱不能太大，装多了抬不动，藤箱装的也不能多，里面还放些刨花和衣物等作伪装，提在手上，像是旅行回家的样子。这些对付敌特和租界巡捕房的办法，包括当时运用的其他办法，在现在来看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当时的斗争中是起了作用的。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新昌路99号）

在这里，钱之光开设了一个烟纸杂货铺作掩护，经营些香烟、笔墨、纸张、手绢、钮扣、香脂、热水瓶等小百货，还兑换银钱。对于这幢房子，钱之光们也作了合理的安排：第一层是烟纸杂货铺，铺面紧靠大街；一到夜间，两道铁门和木门关上，在木门上开了一个小窗口，有人敲门，就打开小窗口探视，是买东西的，就从这个窗口营业；是不三不四的人，钱之光们就采取措施对付。

铺面后面，隔了一间小屋，是个拐角形，楼道上去的左边是钱之光住的，右边住钱之光的家属。钱之光家的后面是个厨房，厨房隔壁有个小屋子，后来何叔衡的大女儿何实楚同志（又名石楚）就住在里边。三楼是排字、印刷、装订间，还住有印刷厂的人。这个地方的地形、环境都较好，印刷厂的规模也比以前大了，人员也多些。原在齐物浦路工作的工作人员，除瞿云白夫妇和江姓交通调走外，其余都过来了。先后还调来了杜延庆（任印刷厂铸字课主任，解放后曾任全国总工会轻工业工会主席）、杜梅臣，霍彤光和石楚、石之（何叔衡烈士的两个女儿）姐妹俩。石之是杜延庆的妻子。

杜延庆

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印刷厂此时的分工为：钱之光以烟纸杂货铺的老板身份秘密负责印刷厂的工作，施有章和赵锡群搞印刷；杜梅臣（杜延庆胞兄）作浇铸、印模、制型板；杜延庆、霍丹光等搞排字工作；石楚、石之作装订、包装工作。烟杂店再调进来两人，钱宝林（后随钱之光一起撤往中央苏区，任粮食总局副局长）和钱广才，由他们负责店铺的生意。

在此工作期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钱之光们的印刷任务也随着形势的变化加重；加之，中文印刷复杂，从排字、制版、浇铸到印刷，过程较多，工作人员都一职多能，分工又合作，彼此互助。搞排字、打印模的，还要做装订、包装工作；钱之光有时也去做校对工作。但这都不能满足印刷任务的需要，同志们希望把脚踏印刷机改为电动的。

施有章提出，搞一台电动机来改装一下就可以。于是，钱之光买来了两相电动机，利用屋里的电灯线路，使脚踏印刷机变成了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了，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要运进送出的东西也就增加了。为掩人耳目，用老虎车装作进货把纸张运进来，用藤箱、皮箱，上面放些衣服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印好的文件、书刊放在中间或箱子底下送走。

梅白克路的印刷厂一直工作到1932年夏天，又开始搬家撤离。起因是某天，一位外出联络的人员回来报告：他在弄堂口听到里弄里的几个妇女在说，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此事引了钱之光的警惕，经过研究，决定暂停印刷，人员疏散。接着，印刷厂又搬了家。

这次先是搬到麦特赫斯脱路（今天泰兴路386号），是幢三层楼的新房子。来这里以后，钱之光本来准备筹建一个洗衣作坊作掩护，利用接收送洗衣服的条件，取送印刷的纸张、文稿等。由于环境和工作的因素，搬家时又把排字工作分开了，搞排字工作的杜延庆、霍丹光、杜梅臣、石之、石楚等人调走。其余的包括烟纸杂货铺的人，均转移过来工作。机器安装好以后，开始试机印刷，钱之光们便到房子周围去听听机器的响声。结果听到机器震动的声音很大。钱之光分析了这幢房子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而且是整体设计的，容易传声，虽然作了种种隔音措施，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果断的放弃了这个地方，又搬到了武定路。

武定路的房子是西式洋房（今天的武定路181弄12号至14号），房间布置也讲究，周围的人都认为钱之光是有钱人。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又有所改动，又新调来几人，一个是姓杨的湖南人，和施有章一块搞印刷；调来谢素珍和一个姓张的女同志，她们做装订、包装工作。但新来的交通经常早出晚归，且并不汇报动向，出于警惕，印刷厂只能再次搬迁。

新厂地址在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是个拐角。前面出门便是张家宅路，其余三面是空地，后边是很大的一片田地。到这个地方已是1932年冬天，安顿好后就过春节了，到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印刷厂趁着这个噪声很大的节日，印了很多东西。有趣的是，过节的时候，为了伪装也同时又过年的气氛，印刷厂的人也买了些鞭炮在天井中放。隔壁的人家可能嫌吵闹，出来关窗户，钱之光发现她曾经在钱之光们的一个转运站住过，相互都认识。由此钱之光们推想到，隔壁也可能是一个秘密机关，但与钱之光没有工作关系。在当时秘密的情况下，党的两个机关住在一个地方，是不恰当的。经过研究，组织决定，停止印刷。

随即，根据中央部署，由专职秘密交通护送钱之光，钱宝林及另外一人，经由中共秘密交通线撤往苏区。

这个时期内，中共中央的印刷厂，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供应苏区精神食粮的需要，印刷了不少中共文件和《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什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配合斗争形势和支持工运，赶印过文件，也印过苏区来的东西。

《党的建设》是1931年1月25号创刊的，它是党的机关刊物，与《布尔什维克》、《实话》、《红旗周报》不同的是，它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党中央指导各级党支部和全党同志，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组织原则和实际工作方法，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时，正是反"立三路线"时期。还登了些马、恩、列有关建党学说的理论。这个刊物只有现在上海的《支部生活》那么大，厚薄也差不多，有时薄一点，但纸张没有那么好。为了蒙蔽敌人，封面都是伪装的。记得钱之光还设计过一个封面，是个美女像，头上从右至左四个艺术字﹣﹣摩登周报，下面是摩登周报社几个字。封底是广告，像中华第一针织厂的菊花牌袜子广告就登过。但这不是钱之光们接受的广告业务，而是从别的刊物上搬过来伪装钱之光们的刊物的。

《红旗周刊》是1931年3月9日创刊的，也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创刊号上登载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布的几个法令草案。编者有个按语是这样说的：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重要的事，第一次宣布了代表工农兵利益的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草案，与国民党的有天壤之别。不久，又改成了32开那么大，用别的刊物的封面和封底进行伪装，并且经常更换。比如这一期可能是《实业周报》的哪一期，系上海实业周报社出版，有某年某月和中华邮政认为新闻纸类特准挂号等字样，下一期可能就是《光明之路周报》的封面了。还用过《潮》刊的封面，"潮"字在右边靠上，左边是一个黑五星，下边是大海的怒潮。还用过《钟晨》的封面，等等。封底有时是广告，有时是与封面相关的图案。

伪装成《实业周报》的《红旗周报》第26期

《实话》创刊早一点，是1930年10月创刊的，它是中央有关政治、策略的机关报，有小四开纸那么大，是十个版面的报纸。在这里还印过《布尔什维克》杂志，是当时党中央的理论机关报，出版的时间也比较长。（1933年春，《实话》与《党的建设》合刊，改名为《斗争》）

苏区来的文件、文章就经常登在以上那些报刊上，像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等同志都经常有文章发表。1931年11月以后，毛泽东同志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是项英、张国焘，以他们的名义常在这些报刊上发布指示、训令。洛甫写过这样的短文，说江苏省委与中央有不同意见，这是一个误会，讲清楚就好了。将来有意见要讲清楚……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就在《红旗周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后来，围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号召东北人民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还击日寇，收复失地……刊印了不少文章。像《中共中央为以民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告民众书》就在《红旗周报》上刊印过。

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秘密印刷厂除了上述的厂址外，还曾在：

王家沙花园路1号；

上海戈登路椿荫坊（今天江宁路713弄26号）；

大连湾路大连坊（今天大连路611弄26号）；

惠山路明华坊（今天霍山路289弄43号、45号），及其他两个地方。

1935年2月19日，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机关遭到空前规模的大破坏。敌特从英法两租界同时下手，逮捕中共人员及家属三四十人，其中有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宣传部长朱镜我、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还有王凌波、杜国庠、罗晓红、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重要干部。这是中共在白区领导机关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破坏，被国民党特务当时自夸为“一网打尽”。彼时国民党特务几乎把北南各地的骨干人员都集中到上海，密布特务网，并采取阴险毒辣的自首政策，威吓利诱动摇分子，先逼其投降叛变，然后驱使他们用盯梢、引路、指认、作证等手段出卖自己昔日的战友、破坏组织。

印刷厂也有被抓捕的人员（于益之），整个排字厂、印刷厂、发行部门都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

同年7月，上海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秘密印刷厂彻底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原本在筹建中的秘密印刷厂流产了，印刷工作从此停顿。铅字印机等存放在一个货栈里，再也没有去取出来。

1931年至1935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最残酷的斗争环境下，曾先后建立若干个个秘密排字厂和印刷厂，排字、装订、印刷工序以分开设厂，采取住家、庄号、货栈或者其他工厂等隐蔽形式出现，基本地避开了敌人的注意力。尽管屡次搬迁，但印刷厂本身一直没有受到敌人的直接破坏，这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是成功的。由于中共的秘密印刷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不断地把中共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广泛宣传，对于打击敌人、教育百姓、号召劳苦大众起来斗争，指导中共各省各级组织坚持战斗，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