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济南。

一到济南，毛泽东便问许世友：“世友同志，祖炎同志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啊？”

“在南郊的四里山。”许世友赶忙回答。

“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

毛泽东的语调在那一瞬间变得低沉，面露悲痛。

10月27日上午，济南的深秋，天高气爽，云淡风轻。

一辆小轿车开到四里山（今英雄山）前，车上走下两个人，赫然是毛泽东和许世友。

毛泽东和许世友并排而行，沿着曲折的山路向上攀登。毛泽东一边走路，一边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忠诚，品质好，我很怀念他。他的牺牲我很震惊，为此事，我做过三次批示。”

许世友连连点头，他知道黄祖炎早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先后两次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两人感情很深，而毛泽东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来济南第一站便是来看黄祖炎。

走到黄祖炎的墓前，毛泽东深深鞠了一躬，默默致哀。

1952年10月27日，毛主席与许世友在黄祖炎烈士的墓前

良久，毛泽东俯下身去，轻轻抚摩着墓碑上的“黄祖炎”三个字，用低沉的声音缓缓说道：

“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所有人都被毛泽东的情绪感染，沉浸在对黄祖炎烈士的追思之中。

过了一会，毛泽东立起身来，喃喃道：“祖炎同志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办事认真，为“革命”，他的家中牺牲了4位亲人。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毛泽东亲临墓前纪念同志，在他的一生中极为罕见，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国家、军队的领袖，毛泽东日理万机，送别悼念之事，甚至可以说仅此一例。

毛泽东环视一周，肯定地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

许世友回答说：“四里山是济南的革命烈士陵园，埋葬着很多革命烈士，我们时常派人打扫维护，黄祖炎同志的墓修得最好，常有人来祭奠。”

毛泽东点点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

毛泽东和许世友这一次扫墓，揭开了1951年的一段凶案——黄祖炎被杀案。

黄祖炎，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师级干部，为何被人公开枪杀？凶手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枪杀黄祖炎？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为何高度重视，一个月内连作三次重要批示？又为何亲自赶赴济南，哀悼被害者黄祖炎？本文带你一起揭秘黄祖炎案的始末。

枪案

1951年3月13日，山东军区机关一片忙碌。这天下午，军区文化部在济南市政府礼堂召开了一场文化工作座谈会，全军区200多名文艺干部到会参加。

会上，军区政治部传达了上级关于军队文艺工作的意见，随后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讲话，黄祖炎的讲话简洁有力，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

会议结束后，会务安排参会人员统一就餐，晚饭后，欣赏文艺节目。

根据安排，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首长都来观看晚会，但由于各种原因，许世友等人没能按时赶到，给他们留的座位都空着，只有黄祖炎一人坐在最前排中间的椅子上。

当时的济南市政府礼堂面积不大，200多人已经显得很拥挤，几乎是座无虚席，而且陈设极其简陋，座椅都是木制的，从最后一排看最前一排一览无余，反之亦然。

舞台上的文艺演出很精彩，所有人都被节目吸引，不时响起热烈掌声，黄祖炎也是如此，聚精会神的他完全想不到，一双可怕的眼睛正狠狠盯着他，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在酝酿。

礼堂的灯光很暗，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到台下人的面孔。

就在台下第四排的观众席上，坐着一个幽灵。此时此刻，这个幽灵对台上的节目毫无兴趣，他的眼睛紧盯着最前排的黄祖炎，而他的右手插在衣袋里，紧紧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枪，已经拉栓；子弹，已经上膛。

21时10分，台上表演了一段山东快书，精彩有趣的表演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节目一结束，全场便响起了一片热烈的鼓掌声和喝彩声。

黄祖炎

我们在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经验老到的刺客会选择在声音嘈杂的时候开枪，以掩饰开枪的声音，这个持枪的幽灵显然很有经验，他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节目吸引，礼堂内一片鼓掌叫好声时，站起身弯腰探身向前，把枪口对准了隔着三排椅子的黄祖炎头部。

砰！一声巨大的枪响，震动了整个礼堂。

尽管礼堂里很热闹，但这声枪响仍然十分清晰。

礼堂里坐着的都是军队干部，经历了枪林弹雨，对枪声极其敏感，他们听到枪声不像普通人那样慌乱，第一反应便是迅速匍伏在地上，每个人都在想：谁开的枪？

时任军区政治部直工部副部长由履新正坐在后排，枪响之后，他反应十分敏捷，立即从座位起来，厉声高喊道：“有坏人！赶快抓坏人！”

由于大多数人选择了伏在地上，持枪的凶手十分显眼，此时凶手还举着手枪，正准备继续开枪射击，由履新发现之后，来不及多想，立即跑向凶手，准备将其制服。

几乎在同一时间，时任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部长张家洛也看到了凶手，连声高喊：“他在第四排！抓住他！就近的同志抓住他！”

枪响以后，黄祖炎没有立即倒下，他在座椅上挺了一会儿，才慢慢向右边倒下，倒在血泊之中。凶手确认黄祖炎被击中要害倒下之后，又开了第二枪，子弹射向部长席，但由于已被发现，凶手惊慌失措，第二枪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眼看要被制服，凶手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砰！开了第三枪。

此时，在场的人们分成了两拨，一拨人去看黄祖炎，只见他躺在地上，鲜血止不住地流，全身都被血迹染红，大家立即将他送往省立医院抢救，但在半路上，黄祖炎就停止了呼吸。

另一拨人跑去围住凶手，发现凶手头部鲜血淋淋，十分骇人，但并未死亡。

大家一起动手，把凶手拖出礼堂，准备叫医生，却发现凶手已气绝身亡。

这时，有人认出了开枪的凶手，他叫王聚民，时任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是专程来参加这次全军区文化工作会议的，也是一名解放军干部。

当晚21点30分，凶案发生后10分钟，黄祖炎的妻子周泽接到消息，她带着3个年幼的子女，赶到省立医院，迎接她的是丈夫冰冷的遗体，她痛哭失声，悲难自抑，3个孩子也哭的昏天暗地，黄祖炎才43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啊！

凶案发生后，军区震动，全军震动，中央震动。由于凶手已经身亡，许世友立即责令军区政治部对此案进行调查，并及时将情况上报到中央军委。

被害人黄祖炎何许人也？凶手王聚民何许人也？两人究竟有何恩怨？

黄祖炎夫妇和孩子合影

黄祖炎的革命生涯

黄祖炎，1908年5月出生于江西省南康县一个贫苦家庭，他的父亲在一个陶器制造厂做工人，家庭十分困难，全家省吃俭用，断断续续供他读完了小学，毕业以后，十几岁的黄祖炎子承父业，做了一名陶业工人，后来加入陶业工会。

1926年，在大革命的浪潮中，18岁的黄祖炎接受了革命思想，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工作，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从事农民运动工作。

大革命失败以后，黄祖炎坚定信仰，坚持做地下党组织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他的父亲被反动派杀害，母亲也在颠沛流离中患病去世。

黄祖炎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反而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带领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敌人多次重金悬赏他都未能得逞。此后，黄祖炎参加了多次中央苏区反“围剿”，率部粉碎敌人进攻，出色的指挥能力得到上级表扬。

1933年，黄祖炎的表现引起党中央注意，被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担任秘书科长，承担一项重要任务——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秘书。

黄祖炎学历并不高，革命生涯早期主要从事工农运动和军事指挥，文字工作不是他的强项，但他自幼勤奋好学，调入秘书科工作后，他努力学习文化课知识，工作异常勤奋，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对他言传身教，使得黄祖炎在各方面能力得到迅速提高，毛泽东高兴地评价说“黄祖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

黄祖炎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题写的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

1934年长征前夕，毛泽东突发高烧病倒，连续几天没有好转，医生看过之后也束手无策，黄祖炎十分着急，立即连夜跑了几十里路，去前线请回了当时红军最好的医生傅连暲。

傅连暲和黄祖炎赶回瑞金后，一检查才发现毛泽东不是普通感冒发烧，而是恶性疟疾，高烧已达达40度，情况十分危险。在当时，恶性疟疾俗称“打摆子”，如果不及时用药治疗，很可能引起后果。傅连暲及时打针用药，同时叮嘱黄祖炎用心照料毛泽东。

接连几天，黄祖炎一直靠在毛泽东住处，寸步不离，全心全意照顾生病的毛泽东，在他的精心照顾下，毛泽东终于痊愈，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非常感激。

此后，黄祖炎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随红军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后他再度调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科长兼中央党总支副书记，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在毛泽东的关心下，黄祖炎先后到中央红军大学、中央高级研究班学习，政策理论水平进一步提升。

1938年，黄祖炎受组织委派，离开延安赴南方工作，毛泽东亲自为他送行，两人约定革命胜利后再见，却都想不到这一次分离竟是永别。

黄祖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主要从事党委军政工作，曾任新四军特务团政委、二纵四师副政委、渤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野战军师副政委，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等职务，逐渐成为我军高级军政干部。

1950年3月，黄祖炎调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隶属许世友领导，43岁的他正值年富力强，原本可以大有一番作为，却未料飞来横祸，遭遇不测，令人扼腕叹息。

毛主席签发的黄祖炎任命书

王聚民的杀人动机

黄祖炎调任山东军区工作只有1年，此前与山东军区的任何干部素无瓜葛，为何突然遭到凶手王聚民枪杀？两人究竟有何恩怨？这要从凶手王聚民的经历讲起。

王聚民，山东文登人，1920年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中学肄业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王聚民在家乡参加了八路军。王聚民虽然中学没毕业，但当过小学老师，能读书识字，还能写文章，在当时已经是很有文化的了。

进入部队后，王聚民主要从事政工宣教工作先后担任过连队正副指导员、教育干事、县大队副政委、直工科副科长等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此人革命信仰并不坚定，头脑中有严重的利己主义和小农主义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北方进行大规模土改，王聚民的家庭被划定为地主，成为土改对象，家中部分土地被分给贫苦大众，其父因态度恶劣遭到批判。

王聚民身为党员干部和解放者，原本应当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因为土改触及了他的家庭小利益，他便公开发表了一些荒诞的“谬论”，说什么“军人打了天下，群众运动搞乱了军人”，“以前受封建压迫，现在受共产党员压迫”。“父亲死了，我也活不成。”云云。

王聚民的这些行为应当受到严肃处理，但他所在部队缺乏政治敏锐性，认为王聚民只是一时糊涂说错话，是人之常情，便未做及时处理，更纵容了王聚民的思想滑坡。

黄祖炎同志遇害逝世纪念册

1950年，王聚民调任惠民军分区宣教科副科长，仍对当初土改一事耿耿于怀，他借自己身份向家乡群众施压，企图“反攻倒算”，结果被群众直接告发到山东军区政治部，告发信不仅揭发了其父作为恶霸地主的“历史罪恶”，还揭发了王聚民本人曾在1938年（参加八路军之前）向日军告密，出卖2名中共地下党员的罪行，要求组织给予处理。

收到告发信后，山东军区政治部将信转给惠民军分区处理。可惜的是，惠民军分区政治部收信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既没有着手调查，也没有对王聚民停职，反而因工作疏忽导致举报信内容泄露，让王聚民得知消息。

王聚民知道此事后，情绪已然失控，他怒火中烧，无处发泄，竟将矛头对准了山东军区政治部，酝酿了一个惊天的阴谋，而对这一切，惠民军分区毫无警惕。

1951年3月10日，山东军区通知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惠民军分区浑然不顾王聚民被告发的情况，仍安排王聚民到山东军区开会，让王聚民有了可乘之机。

当时国内形势尚不安定，特务活动猖獗，军队允许干部随身带枪，王聚民便堂而皇之地带枪前往济南，得到了行凶报复的机会，一场本可避免的凶案就这样发生了。

黄祖炎同志纪念册内页

毛泽东的三次批示

凶案发生后，毛泽东十分震惊，昔日形影不离的场景一一浮现在他的心头，让他为文武双全的黄祖炎被害深表痛惜。

3月18日，毛泽东收到山东军区的报告，在百忙之中代表中共中央亲拟通报云：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省军区各兵团各军： 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实为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就黄祖炎案做批示。

毛泽东

3月14日，为吸取黄祖炎一案的教训，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向下属单位发出七条指示，并将指示情况上报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3月20日，毛泽东看了山东分局的七条指示后，认为措施很有针对性，亲笔写了一段批语，指示全军要吸取血的教训，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就黄祖炎案做批示。

4月12日，罗荣桓（时任最高人民检查署检查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部长）、傅钟（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萧华（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就黄祖炎案联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看后，于4月19日作出批示，并以个人名义发往全军、全国。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就黄祖炎案做批示。

黄祖炎烈士子女和部队官兵一起悼念黄祖炎

对一位同志的牺牲，毛泽东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连续作了三次批示，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这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和黄祖炎的深厚感情，说明毛泽东是一名极重感情的领袖，也说明了他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