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认定该书的作者却说法各异。《隋书·经籍志》称“刘向录”;《引日唐书·经籍志》称“刘向撰”;《新唐书·艺文志》称“刘向撰《战国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篇”;

但是,刘向本人却并不承认。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所校《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刘向在序录中只承认把游士的著作汇成一集，起名《战国策》而已。

《战国策》作者这一疑点存在了两千年。近代学者罗根泽的《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出版后，才对《战国策》的作者提出了新的假设。蒯通系秦汉之际的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其理由有三:

一,《史记·田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战国策》正是“论战国权变”之书。

二,《战国策》原名《短长》《长书》,而蒯通正是“善为长短说”之人。三，《战国策》迄于楚汉之争时，而蒯通曾在楚汉之际游说韩信，在时间上吻合。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战国策》亦载蒯通游说韩信的言论。第四，古代私家著作往往没有统一的书名，如《论语》书名，定于汉初;《史记》在汉时称《太史公》或《太史公记》等。《战国策》初期亦无定名,至刘向时方才为之定名。第五《战国策》又名《隽永》。《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隽永》即惰长，亦即《短长》《长书》《惰书》之谓,《隽永》当为蒯通对该书的自名。因此,罗根泽的结论是:“《战国策》始作者为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此说一出,争辩更为激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此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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