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跨越边界的社区》

作者：项飙

书籍简介

本书书写了一部持续的真实“北漂”史，记续了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精彩选段

并不是人们先决定了扩散流动，才去组织新的核心系。而是，大家几乎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意识：一个核心系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人们随时都在准备组织新的合作关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后，人们根据合作关系的优势，选择新的流入地以求发展。那么为什么不把一个核心系长期维持下去呢？这是人们的经验总结，如果同一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长期重合，很容易难为情。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重合的最大好处，是省去了事先的关系界定和制度安排的麻烦。模糊化的关系使合作很容易启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内部不能形成一定的结构，很容易出现两方面的摩擦。——选自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当人们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的合法修改权只掌握在国家手中时，他会怎么办呢？我们曾关注的策略是三种：表达、变通和退出。表达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中的典型策略。包括辩论、游行、呼吁，乃至激烈的对抗，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团结成“压力集团”，使国家改变政策。显然，表达发生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有明确的分野。变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产。人们对某一政策心存不满，却并不叫喊，而是私下找领导或政策执行者“商量”，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下文谈到：变通也正式被视为极权体制下的“非正式政治行为”。）退出，指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供给、组织或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他就离开它。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能再维持，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这种策略的先决条件是“有处可退”，得事先存在替代性的物品、组织与制度。逃跑与表达、变通不同。它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渡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漠然的态度。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要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远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选自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虽然流动人口不完全受国家控制，但他们依然要依附于国家。国家虽然不能将他们拒于城门之外，但是却可以不授予他们一系列正式权利。流动人口因此变得更为脆弱，使政府部门在感到问题严重或认为不需要他们时，能随时将他们逐出城外。即使流动人口想绕过国家的规定取得生存资源，也必须采取脱胎于旧体制的一些手段，如贿赂国家资源的“看守人”，而这又造成了对国家的依赖。那些在流动中得到更多机会、更有能力的人，一般总是在原有体制中受过较好的教育，甚至有过较好待遇的人，所以他们会对国家有更强的亲和性。——选自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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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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