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姥姥是我母亲的堂伯母。民国二六年，嫁与大姥爷。

　　 大姥爷生性木讷，不善言辞，但不惜力，家里凡是套车外出生计等笨重的活，皆不推辞。

　　 我外祖家本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家里田多，地多，房子多，牲畜多，各房门还在城里兼有自己的买卖，日子是过得不愁吃穿。

　　 大姥姥嫁过来的那年，鬼子的枪炮在河对面响了起来。于是家里的金银细软，粮食浮材迅速入柜入缸入窖，能埋藏起来的都埋起来，女人们都准备了锅底灰涂脸。战斗的准备和要跑上山的安排，紧紧的揪着人们的心。直到年关前，才算平静下来，警报解除。

　　 第二年春播时，大姥姥三寸金莲踩着自己绣的荷花鞋，给大姥爷把饭罐送到田间地头，鞋面沾了土灰，心疼的大姥爷赶紧让大姥姥家去，以后宁肯自己多走路回家吃，也再不许送饭。

　　 日子就这么慢慢悠悠的过着，我的大舅和妈妈都来报到好几年了，大姥姥那边一直不见有动静，这可急坏了一干人等。大姥姥头上不仅有婆婆，婆婆的婆婆也还健在，二层婆婆顶戴下来，大气不敢出，生不出孩子那可是天大的错！

　　 大姥爷和我姥爷这一辈儿堂兄弟九人，按序排齿，和睦相处。但他们的父辈亲哥弟五个，尽管祖上给挣下了偌大的家业，却是藏着好家怕分三股的念头，各有各的个性，各耍各的心眼，表面关系还行，遇到哏节儿总是互相张望，妯娌们也总是人前背后的传小话，东家长西家短的编排。这种环境下，小一辈的妯娌们有的也是有样学样，好在老祖太太硬朗，还能睁眼压镇着，小辈们才不至于放肆无忌。

　　 大姥爷的父亲本身家计无愁，但他却吝啬的让人不可思议，家里放着牛马不耕地，非逼着两个儿子人力拉犁，言怕累坏了牛马。到了秋收农忙季节，也不肯雇佣长工短工。自家老婆和儿媳妇爬锅熬灶的做好饭，再送到地里。瞅着两个小脚女人扛着饭担子，晃晃悠悠的，大姥爷心疼娘和媳妇，但一句都不敢言语，更不敢反抗！

　　 大姥爷生闷气，只有大姥姥心里清楚，所以总是劝大姥爷，说“咱们少吃一口，多干一点亏不着”。善解人意的大姥姥其实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不了孩子，不知道自己怎么干才能讨公婆的欢心。她多么希望也有自己的孩子，老偏方，苦汤子尝了个遍，无济于事。

　　 一九四五年开春，我姥姥生了一场大病，上气不接下气的，妈妈的爷爷奶奶心疼孙子，把大舅接去管吃管喝，却重男轻女的不管妈妈。住在一个院里的大姥姥成了妈妈的护身符，她给妈妈洗脸，扎小辫，缝健子踢，还教妈妈碾羊毛线，织袜子手套，把妈妈照顾的终于像个地主家的大小姐。若干年后，妈妈回忆起当时光景，说那是她在娘家最开心快乐的一年。

　　 说来也奇怪。大姥姥在照顾妈妈的同时，自己也常常喜乐，久违的笑容不自觉的挂在脸上，俩人常常关紧门窗，她轻轻的教妈妈唱个小调，银玲般的笑声还是能从门缝里传出来。这年冬天，居然怀上了，天大的喜迅！

　　 于是二茬婆婆们终于走下佛堂，一方面关心大姥姥吃喝安稳，一方面教导大姥姥要记得她们祈祷的好，絮絮叨叨的就这么一箩筐话。大姥姥频频点头应着，谢着，不敢多说什么。这个时候妈妈成了小帮手，递东拿西的，两人好不默契。

　　 大姥爷眉头挽着的疙瘩，也终于舒展开来，还背着老人们悄悄的喝两口。

　　 转年，大姥姥生下一个六斤六两重的男孩，累的大姥姥满头大汗，虚弱的连眼晴都睁不开，眨不动，只能是用耳朵听着婴儿的啼哭声。妈妈不停地用棉团蘸着水，给大姥姥涂着嘴唇，却被她的奶奶喝斥出去，说小女孩家家的，就不该在这儿，瞎捣乱！

　　 大姥姥满月后，要带着孩子回娘家挪尿窝，大姥爷套好马车，放好轿厢帘子，把赶马车的皮鞭甩的啪啪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