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裂》：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探讨

严重单刀

一

前年看《春苗》，今天看《决裂》，两部电影分别讲医疗和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相比之下《决裂》的质量明显要高，不愧是谢晋导演的，电影里抒情的镜头拍得非常好看。演李向阳的那个演员在电影里演松山共产主义大学龙校长，葛优他老爹演大学的孙主任。电影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大学的曹副校长。
在曹副校长和孙主任看来，大学应该走高精尖的路子，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但是在龙校长和贫下中农看来，教育应该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电影的主线是共大的开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
在开办时，曹副校长和孙主任认为许多农村青年文化水平太差，没有进大学的条件。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想把共大办成“小班制、精英化、高质量”的精英生产基地。贫下中农不答应，他们说这是以前国民党的做法，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大学不应该按照资产阶级的思想招生。
这时，龙校长出现了。用李扬的话说，他从一出场就是一个“完成”了的人物，代表着政治正确、党的方向，是毛主席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在他这里，共大的入学标准是爱劳动、成分好、群众同意，而不是单看文化水平。曹副校长和孙主任想把大学办得气派一点，离城市近一点，而龙校长却把大学建在山上，自己和学生一起动手，砍竹子，建校舍。
接下来就是教学上的斗争。电影里一个很搞笑的细节是葛优他老爹孙主任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刚准备开讲，一个学生他爹牵着水牛过来了，让孙主任给牛治病。可孙主任是研究马的，不懂牛，就把老头给赶走了。可老头的儿子不满了，他站起来问孙主任什么时候可以看见马，他们这里多的是牛和猪，马却很少，孙主任的课程明显脱离实际。曹副校长和孙主任设计的教学方案完全是按照正规大学的标准来进行的，而龙校长和共大的学生要求教学为生产劳动服务，在收割的时候课堂应该讲收割的知识，育种的时候应该讲育种的知识。
这些斗争最终以龙校长和学生的胜利告终。许多社会主义叙事作品中，正方的代表往往是二把手。但在《决裂》中，正方的代表龙校长是一把手。一系列斗争的胜利其实与龙校长的权力关系很大，如果他是二把手，曹、孙的许多想法很可能会占据上风。他们面对龙校长的失败不仅因为真理在龙那边，也因为权力在龙那边。
最后没辙，曹到地区赵副专员那告状。赵副专员就安排龙校长带队去考察农林大学，让他见识见识正规大学是怎么教学的。没想到龙校长看到的不是农林大学的高精尖，而是大学生对农民疾苦的漠视、对乡亲的背叛。和龙校长一起上火车的一位老大娘是到城里看读大学的儿子的。没想到这小子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连母亲逢的衣服、带的零食都嫌寒碜。与共产主义大学里的学生相比，这里的大学生虽然文化水平比较高，但是却把读书看作自己飞黄腾达的工具。龙校长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评价这样的现象：学问再多，方向不对，就等于无用。这话说得够狠。
在龙校长外出参观的当儿，一群学生为了给村里的水稻灭虫，耽误了第二天的考试，交了不少白卷。曹和孙两人以交白卷不重视考试为由，勒令其中的十五名学生退学。最后，龙校长回来，及时保护了被处分的学生。
后来时代变了。电影刚开始的时候是大跃进，电影要结束的时候大跃进也结束了，农村开始实行“三自一包”。赵副专员的秘书在村里开会宣传“三自一包”的政策，李金凤起来反对，弄得秘书和曹副校长没法下台。于是他们把李金凤扣押起来，召开批判大会批判李金凤。没想到，批判大会成了龙校长和群众对秘书、曹副校长的批判。曹副校长的女儿小梅在共大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教育后，开始明白他父亲的资产阶级思想。电影的最后，小梅与他的父亲划清界限，秘书和曹副校长在群众的讨伐中灰溜溜地离开会场。

二
从大跃进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三自一包”的过程实际上是毛泽东路线向刘少奇路线的转变，刘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决裂》包含了毛、刘斗争的一些内容，但总体上说，《决裂》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对毛泽东和党来说，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依靠的力量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他的基本判断。因此，如何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劳动技能、文化水平就成了重大的问题。《决裂》中的共产主义大学就是毛泽东的一大探索。这些大学往往是在县乡基层，它们的教学也主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服务于农村的建设。
没看过相关的资料，不知道共大的效果如何，但是从《决裂》中，我感觉共大还是很有成绩的。比起今天靠财政撒钱的方式，毛的方案其实还是很对路的，像扫盲班、赤脚医生等做法，也都很对路。
把大学办到家门口在当时也是一个新鲜事。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娃考上大学也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农民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到城里去的。而毛主席必须从全局来考虑，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允许农村中的能人全部外流，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在农村就地培养人才，让这些农民子弟成才服务于农村。
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有一个背景，正规的大学多数在城市，而且是在大城市，大学生也往往被分配到城市工作，而不愿下基层。这样，农民的培养就成了问题。就像当年毛骂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一样，农村在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的确制约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知道指望城里的知识分子来建设新农村是不可能的，而这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是名利之徒，希望自己在城市过上好日子。因此，只能靠挖掘农村自身的潜力来建设农村，这也是成本最低、收效最高的做法。
这一方案和农村大炼钢铁、办社队企业等做法实际上是一体的，那就是在农村内部形成一个循环，借以克服城乡之间的差距和断裂。
人们常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是有仇恨的，不少好事之徒还拿毛主席在北大受侮辱的例子来证明。这样就把毛主席看贬了。毛泽东很清楚精英、精英教育对中国建设的意义，而且许多时候他还特别厚待那些爱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是典型。毛要取消那些正规的大学时，也还说“理工科还是需要的”。事实上，毛主席给精英的待遇比给工人、农民都要优厚得多。一位中文系老教授就说过，他在50年代可以雇上两个保姆，但到了80年代却没这个条件了。还有一个事实是，毛主席时代的科研环境远远好于今天，重大科技成果也非常多。相比之下，今天除了军工系统还能搞出真正的东西，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差不多都被造假骗钱给填满了。
但毛主席对精英有一点不满。精英们往往私心比较重，而且都是无意识的。他们嘴上爱国，脑子里也想爱国，想为人民服务，但在内心，却比较看重自己。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今天看来，这个论断都很对，像我这样读了点书却五谷不分的人就是有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人。在毛主席看来，如果把青年都培养成有学问没觉悟的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此，他在文革中说要取消大学（只留理工科），实际上是对下一代的政治觉悟不放心，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工作不放心。
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要把大学办到基层的原因。教育只有与生产劳动结合了，教育的内容才是活泼的，否则学到的只是死知识，于国于家无用。而且脱离人民的教育走向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路。这一点从根本上是背离社会主义理想的。
从农村建设的角度，在城市占有大量资源却很少对农村有所回馈的体制性格局中，农村的发展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因素。共产主义大学的学习也必须围绕农村的现实来进行。今天的许多教育理论都会说“本地化”的教育，煞是风光，殊不知这一点毛主席做得最好。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称号也许只是当时的一个提法，共大实际上和以前的农技学校一个性质。毛主席称之为“大学“，但他也不会愚蠢到分不清正规大学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地步。在这一点上，倒是《决裂》中的曹副校长和孙主任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太敏感了。他们认为，既然叫“大学”了，就得按照正规大学的标准来教学。如果毛主席看到了，大概要笑出大牙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