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之七）

　　

　　何新　

　　

　　第二十七篇 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态是金融危机

　　

　　（2002年4月）

　　

　　 何：其实呢，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也有作为经济组织制度的计划体制。
问：我认为宏观意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作为经济组织制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有所区别的。
何：当然。例如沃尔玛大型物流体制，就是微观市场中，实施统购包销计划管理的一种样本。
位居世界500强之首位的“沃尔玛”集团，表面看只是一个产销一体化的物流配送体制，实际上它是一种新型的计划管理的市场体制。
沃尔玛体系是根据零售市场（超市）上的直接商品需求，通过对生产部门的订货管理，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和销售的一种现代市场组织制度。它通过中央计算机系统对产、供、销三大环节实行一体化管理，这实际上正是一种新信息技术控制下的计划市场模式的托拉斯形态。
人们可以注意到，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已不是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原始型危机，而是集中在金融流通领域的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
为什么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能够比较有效地抑制了“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我认为，就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期以后，大量地建立了类似“沃尔玛”体系、“家乐福”体系一类的大型超市组织。通过产、供、销一体化的计划管理，使曾困扰西方资本主义百年以上的“生产过剩”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现在，改革前中国国民经济中原有的产供销有计划组织土崩瓦解。各省、各区域以短期利润为主导展开市场竞争，于是争先恐后大上项目，导致汽车产业、烟草产业等短期高利润产业被重复建设，严重过剩。
但是同时，“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跨国计划市场组织则进入了中国，正在对中国的市场体系进行渗透，并据其需要对中国的各类产业进行有计划的选择、重组和淘汰。其涵义具有全球性的经济战略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而我们的精英们，对此则茫然无知，还在闭眼大骂“计划经济”！
问：如果按您的这种说法，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搞经济改革呢？经改的目标，不就是要彻底破掉“计划”体制和建立“市场”体制吗？
何：应当破掉的只是改革前那种僵化的、不合理的、官僚主义的计划体制。
我们曾批判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计划经济，因为那的确是一种建立于落后生产力基础和不完备的信息手段上，僵化的官僚主义体制。（其实，这个体制对于三十年代苏联的快速工业化是有功劳的。就像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中国的计划体制，对于中国当时的快速工业化，也具有巨大的奠基性功劳一样。但这个问题，我们在此暂时不必讨论。）
正是现代的大规模信息技术，已经为有计划按比例地调节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革命性手段。
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极不平衡，众多生产领域呈现严重过剩。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恰恰缺少一套协调发展的总体计划和全球战略。
国家应当以现代信息手段，重新统筹规划国民经济的全局和未来发展。应当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国民经济中的尖端高科技产业部门优先发展，特别是国防产业、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信息通讯产业。
中国经济改革的长远目标，应该谋求建立混合所有制的有计划市场经济，而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野兽丛林自由经济。
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问题，研究中国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空间这个问题，从而制订一套既有近期目标又有远期目标的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和计划，分步实施，中国才可能在若干年后成长为一个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
我认为，不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下的计划手段，仅凭所谓“看不见的手”和无序化的“自由市场竞争”，要管理现代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制订一套长期性的国家计划，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场发展经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将永远处于处处被动，受制于人，被别人牵着走的态势。甚至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看不见的手”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问：您的意思是，无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最终都离不开计划管理？
何：我认为，计划经济肯定是比自由市场更高级的体制，它是人类经济体制未来的必然趋势。
要想解决和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必须重新掌控和主导国内市场。要想掌控和主导国内市场，国家有必要投入大资本，来营建中国的“沃尔玛”式现代产供销一体化体系。
我并非保守派，我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市场化改革。但我主张，改革开放不应以微观局部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而是应以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目标。他说，过去毛泽东时代曾与赫鲁晓夫发生争论，中国人究竟是要裤子、鸡蛋还是要原子弹，毛泽东回答说先要原子弹。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当然，最好是裤子、鸡蛋和原子弹都要，但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毛泽东首先选择原子弹，这是为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说，2002年他出版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一书中，完整体现了这种观点，这也是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最大分野。
这些观点，在2002年之前不甚被人们重视。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理论成熟了，意识形态成熟了，年轻人成熟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成熟了。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更加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注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充分体现了以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目标。
改革开放不但要以国家整体利益为目标，还要注意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进行。
我始终高度关注就业和农村问题。因为我是历史学家，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社会动乱，都是由无业游民的暴动所引发。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有许多目标，如环境质量目标、GDP增长目标等，但重中之重还是扩大社会就业目标。
问：您的设想非常深远。那么，关于中国的区域性差异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能解决么？
何：当然可能。我认为国家可以考虑，区别各区域不同情况，由国家牵头制订各区域不同的发展计划，并且给予不同的开发投资和税收政策。
例如，针对西部区域的开发提出优惠投资政策，以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内外民间资金进行西部开发。包括减免地方税收，（由中央财政对地方减免投资税后造成的缺口给予补贴），鼓励投资和移民；利用级差地租，无偿或低价提供和转让投资土地，有计划地把一些劳动密集产业、农牧产品加工业逐渐转移到西部。让西部成为向中亚、西亚国际市场拓展的桥头堡。
对于国家的东南部地区，国家已确定重点发展金融业、高技术和出口产业，这是正确的。
关于东北区域开发，应充分利用东北现有的重化工业基础，主要不是依靠增加投资，而是由国家给予重化工产品大单订货，来带动产业恢复和发展，解决东北地区极为严重的就业问题（例如以大规模的国防订货扶持东北、西南的军工、重工产业。）
这些政策之制订和实施，都不能靠单一由利润导向的自由市场，而要有战略设计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和实施方案，要依靠国家的扶植和导向政策。
依靠国家有计划地安排和调控，是能逐步解决严重的国民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的。但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办法，则是不能解决长远问题的。

　　

　　 第二十八章 十五年前针对弗里德曼的一场政策辩论

　　

　　 问：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李鹏总理的“幕僚”。您认为是否属实？
何：和李鹏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
我认为李鹏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鼓吹全面快速实施私有化的“休克疗法” ，抵制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思潮。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
由于李鹏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捍卫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反对全面私有化政策，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李鹏总理的。
问：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过建议？
何：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你查阅一下，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李鹏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话。
问：“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是的！在1989—1990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
因此我认为，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
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1990年11月23日在《人民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问：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提出“限产压库”（限制生产降低库存），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鼓励消费），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确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3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并且给中国带来举世瞩目的巨额外汇储备，换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问：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不以全球化为依托，不设法向全球谋取市场和资源，中国的国内资源会迅速耗竭，物价会不断飞速上涨。
看一下世界经济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无论大国、小国）是仅通过内需主导的发展道路发展的。实际上，所谓“内需主导”的典型模式，就是斯大林体制下的前苏联工业化模式和改革前中国的工业化模式。
内需主导，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意味着把国内市场让给外部世界，同时放弃我国自己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放弃中国制造品走出国内市场去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竞争。这种鼓吹，有利于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有利于遏制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这后面是不是有某种阴谋呢？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
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不断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事实上，中国90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的发展成就吗？
问：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我之所以要回顾90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以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1988年弗里德曼给×××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
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李鹏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90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1988—199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500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第二十九篇 我曾试图阻遏私有化运动
（2003年5月）

　　

　　 我曾试图阻遏私有化运动
问：回顾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发生争论：1.国企的产权改革问题，2.金融自由化问题，3.加入WTO问题。你怎么看第一个问题？
何：对于国企产权私有化问题，我注意到历届国务院领导人都多次公开讲过反对。但是在大约1995年以后，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要搞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各地开始大搞所谓“法人治理”，“让管理者变成业主”，从而发起了使国有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运动。与此同时，是国企破产化和工人解雇下岗的运动。
从政企分开到产权改革，主张砸“三铁”、消灭养“懒汉”机制。特别是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后来承诺在三年内解决国企问题等。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对这些问题，我当时都有不同意见。
问：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主要失误就是国企的产权改革？
何：2000年以后，各地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通过这种改革，一些部门的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
可惜事情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是绝望。
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
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
许多人没有了饭碗，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
问：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在向完善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何：这是一种很冷血的说法。
事实是，中国将会长久地承受由于近年国企大面积破产解体之后所带来的严重失业之痛。与过去所谓“国企低效率”相比，这种长痛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几千万失业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连带影响的是几亿人。
西方市场经济下也有失业，但是没有“失业大军”。事实上，“失业大军”这个名词，是令任何西方政府听了都会感到恐怖的一个名词。公然制造失业大军的政策，也是足以让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西方任何一届政府垮台的政策。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失业者不会坠入赤贫绝望之境，防止他们铤而走险，从而避免将社会导入动乱之途。
而中国那些鼓动这种“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真是对历史既无知又胆大！所以我认为，疯狂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毁灭中国！他们公然鼓吹为了“现代化”和所谓“效率”，不惜“牺牲几代人”！他们是冷血动物，而且惊人地肆无忌惮！
问：我读过您2001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给有关领导的一封信。您的那封信写得非常直率。
何：我当时是抱着为民请命的想法写这封信的。我当时不自量力，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的这股潮流。
当时我写信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悲怆之情。此前我曾去过一些地区，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灰色人群。
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家集体自杀，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不应该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我带着刺骨锥心之痛写此信。
中国的国有企业，维系着亿万人的生存。1961年，刘少奇因河南发生饿死人事件去看毛泽东，他当时曾激动地说：“这是要上书（即载入史册）的。”这些年间残酷的私有化下岗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后果，早晚也是要上书的。
2002年，我出版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我在书首列出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一种是新国家主义的思路，我写此书在理论上就是要痛斥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祸国殃民的改革主张。
其实，凡认真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在现实政策上，此书是有针对性的，我写此书实际是要表述一种批判。我批的当然不仅仅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
问：实际上，除了国企问题，您对金融改革也与主流观点有不同意见。
何：是的。1994年2月台湾《中国时》知名撰稿人何频先生打电话提出想采访我，我要他将采访提纲传真过来。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最近中美财长会谈，中国已同意金融与国际并轨。国内金融市场将走向开放，人民币将走向自由汇兑。”他问：“您如何评论此事。”
我回答说：这表明，美国赢了。我讲我担心，如果这样走下去，国家会失去主导金融的自主权，那么本世纪末中国金融将会走向崩溃。
［那次采访问答原文如下：
“何频：对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见。可以说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正承受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如果仍然盲目听从美国来的专家建议及理论学说，采取美国式的私有银行体制，我国国家控制下的国有制金融体系最终势将走向解体。
何频：如果中国金融真像您讲的那样发生崩溃，后果将是怎样的？
何新：一旦人民币信用由于恶性膨胀而崩溃（就像目前俄罗斯卢布那样），那么为了支持人民币信用，可能国家就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外债务和谋求得到国际金融资本介入。最终在“对外开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国金融资本将长驱直入，迅速冲击和占有我国原有的金融市场。那么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最终可能将以人民币信用崩溃为标志，而于本世纪末陷入难以收拾的总体危机。
何频：那么您对中美财长最近发表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第8次联合声明》如何看？这份声明很明显表示，美国将大举插手中国的金融领域。
何新：我知道，这件事，美国赢了。”］
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尖锐批评了私有化的问题。我当时讲这种话，当然是有所指的。
［原文：“何频：你批评的所谓休克疗法的实质是什么？
何新：就是以不计后果的激进货币主义政策，以大规模私有化形式推进向自由市场体制的改革。从俄罗斯及东欧的覆辙看，实施休克疗法的必然后果有三个：
一、少数人利用国产私有化进程，趁机掠取社会财富达到暴富。社会急剧两极分化。
二、以紧缩性货币政策遏制国有企业的生机，导致国有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化，员工大批失业。
三、以自由主义的价格政策激励通货膨胀，多数国民走向贫困化。
中国在1989到1992年的治理整顿时期一度有效地放弃了休克疗法，而采用针对具体问题的、务实的渐进改革方针，重新整合了呈现紊乱失调的国民经济。但近年以来，经改方针中的激进声调正在日益升高，政策中又一次明显地显现出‘休克疗法’的印迹。”
“要知道，中国的国情有两点与俄罗斯不同。第一，中国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远不如前苏联多。第二，俄罗斯乡村中劳力不足，而中国农村中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过剩人口。在资本、技术以及市场发育不足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力量是具有巨大破坏性的。”
这个谈话当时在台湾和海外都公开发表了。我当时也将这个谈话全文送给邓小平同志和中央。
问：这是否表明，您当时对金融改革问题是持有异议的。那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您是否已经有所预感？
何：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我已从香港刊上注意到国际金融力量对香港房市及股市的热炒。我感觉到香港股市和房地产市价的急剧飙升不正常，后面有一只来自国际金融力量的手在操作。
我记得1997年5月我在昆明，曾当面对一位领导讲过我的忧虑。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我已几次就金融问题向中央进言要警惕爆发类似南美九十年代初的金融货币危机的问题。这些话在当时是一种不和谐音。
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这篇文章，这是1997年3月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夜，我写中央的一个金融问题研究告。我认为这是我在9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这篇文章中指出：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结构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趋势。”
文中主要谈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问题，在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在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发生的地租攫取和“级差地租”的问题。
我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软着陆已获成功”的说法，我说：
“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
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入生计无着之境。”
我又指出：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已迅速崛起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我在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最近两年已浮出水面的“温州炒金团”。他们近年在京、沪“炒”房，山西“炒”煤，新疆“炒”油，炒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温州这个地区在中国很有意思，很特殊。20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温州人已经开始做小生意。八十年代沿海走私浪潮中开始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九十年代成为上海若干纺织、机电产业技术转移的新加工产业区。而在九十年代末通过股票证券市场脱颖而出了一批金融富豪，成为今日中国的地下金融“华尔街。”
在那篇文章中我当时还指出：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主要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当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高呼“以内需推动增长”的“增长方式转变论”，主张压抑出口产业。我在文章中给予了反驳：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正在严重打击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出现贸易逆差。
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来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将失去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一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我问道：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
我在该文中还指出：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
我警告当局：
“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暴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问：您的这篇文章，作用和反响如何？
何：在该文的结尾部分，我向国务院提出了十条建议。
事实上，1995—1996年间，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现在人们公认，正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汇兑，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和决断，他们还是听取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最近重读了一下此文。从今天看，个别论点不能说没有片面性。但总的来说，仍仿佛是针对当前问题而写的。换句话说，当时我看到的问题，目前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反而更严重了。
问：您是否承认，在现代国民经济中，金融已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何：当然，不是重要，而是支配性的地位。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主体是财政经济，金融是从属于财政的。金融被简单地理解为银行，就是印发货币、融通货币、回笼货币。
计划经济下的投资主体是财政投资。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金融取代财政成为投资主体。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金融在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经济全球化，实质是金融全球化。
八十年代，曾经流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一本书《第三次浪潮》，流行一个词“服务业”，“第三产业”。托夫勒说，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 将取代传统制造业（第二产业）和农业（第一产业）成为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主要。
可笑的是，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国人，都把服务业看作剃头、洗脚、卖大碗茶这种传统的服务业，认为这种行业在未来经济中将取代制造业（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收入。殊不知，发达国家所谓“服务业”，实质是金融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问：直到今天，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问题仍是改革的焦点问题。美国总统布什、美国财政部今年以来，不断施加软的和硬的压力，要求中国解除汇率管控，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其中理由之一，仍与1988年弗里德曼的建议一样，是为了帮助中国改善通货膨胀压力。
何：国有金融体制今天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结合美国今天在汇率和金融改革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看十七年前弗里德曼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就会发现其中第一条，正是要求中国“立即解除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自由兑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许我们可以对此给予一种非常善良的解释，那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是如此地热爱中国——因此他们一直在急切地想着用推动金融汇率改革的办法，帮助中国快速走向富强。而我们那些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帮助他们这样做！
阿门，My God！
问：在您看来，过去一些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主要失误又有哪些？
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大超过十几年前人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
这两年国外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较早地讲崩溃的，是我。我在上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写的东西，经常有杞人之忧，喜欢预言崩溃，“危言耸听”（赵当年曾批评我的话）。
但是这么多年，中国总的局面还是比过去好得多，进步得多。当然问题也增多了，问题与进步的速度成正比。尽管始终问题如山，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并没有崩溃。短期内也不可能崩溃。这么大的国家，侈言崩溃，谈何容易？
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路还远没有走完。许多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中。恐怕没有什么人看不到，巨大的危机正隐伏在进步和发展之后。但是，我想以后是应当多分析具体问题，慎言崩溃。这是我对自己这些年来议政之言的一种反思。
其实政策与历史，本无绝对错误可言。任何路线，任何政策，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也总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只是利谁害谁，有多数与少数之别而已。问题也只是承受利害者，孰多孰少而已。
但是，不利多数人，则不利全局。不利长远，则不利根本。所谓错误的政策，无非如此而已。
从历史看，人类总是倾向于犯尽一切错误，才能逐渐找到正确的方向。缺乏经验的统治集团，总是趋向于利用权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有所有改变。
在此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第三十篇 市场原教旨主义必将搞垮经济改革

　　

　　 问：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改现在已到了“攻坚”的最后阶段。一个十字路口，向前走，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后退，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死路。
何：什么叫完善市场经济？墨西哥算不算？论人口，主要也是白种人，拉丁文化渊源，95%的居民笃信天主教，依附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美国边境只是一线之隔。但它的经济和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去过那里的人知道，那里存在触目惊心的多数人的贫困，沉重的国家负债，是毒品和犯罪的渊薮！难道人们希望中国最终变成这样“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吗？
究竟什么叫好经济？我认为，只有能安国利民的经济才是好经济。否则，乱国害民的经济，祸国殃民的经济，不管可以讲得如何天花乱坠，明智的统治者都应当坚决摒弃之！
我从不反对改革。我主张不要从理念、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评价改革。我认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依据事实，依据政策的后果，依据实践。
人们谈论前苏联失败的原因，讲了各种原因。其实我认为直接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一小撮知识分子主导下发生了政治意识形态崩溃，这是前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强大的苏联帝国，毁灭于少数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大崩溃。强大的苏联经济体系，也毁之于一小撮经济学家在哈佛制作出来的“500天计划”。现在人们看到了，这500天哈佛私有化计划造成的后果，是使苏联在经济上至少倒退了50年。
中国当前确实也处在十字路口。近五年来私有化运动的后果，已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广泛层面上，逐渐浮现。中国的社会形势、安全形势和国际环境当前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再往前继续沿这个方向攻关攻下去，我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前景。
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解释，也才能找到恰当的对策。我个人认为，对今天中国隐伏着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之尖锐，作严重估计并不过分。
我认为当前国有制的转制应当立即终止。如果讲德政，这是最大的德政，会大得人心的，尤其会得千万下层人民之心。中国当前的国力是能够解决国企问题的，只看政府想不想解决。
问：您在2000年3月，曾发表过一篇谈“十年后的中国”的采访。您当时曾说，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也许是腾飞的十年，也许是一切积累问题总爆发的十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被引爆出来。现在已经过了五年，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何：2000年3月，中新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向他谈了一些看法。这篇采访后来全文发表在当年第4期和第5期的《广角镜》上。在这个采访中，我比较系统地反思了那几年“新政”下的经济路线。
我当时在文中谈到的问题，是我当时已憋了很久的话。
例如我尖锐地谈到了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被破坏的问题。我说：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下的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殆乎完全崩溃。当今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以致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免费义务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只有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使国立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使私立学校和医院贵族化，使穷人看不起病，穷人孩子上不起学。
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贵族庄园和贵族子弟学校。但是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漠视，竟要靠私人筹款和社会捐资（什么“希望工程”），而原有的国立学校和医院，竟变成了可以大赚其钱的市场。
我看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种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个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
而中国贫苦群众的这种权利却正在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通过高学费的壁垒，穷人的孩子世世代代将被抛弃！而平民得到医疗卫生救治的基本保障（公费、半公费医疗），也被从根本上破坏了。
不要说毛泽东。我相信就是邓公如果活在今天，他也绝不会同意这样干！
问：您的这个采访，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大陆的许多朋友也许看不到这篇文章。请问您当时这篇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何：我当时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首先抨击了当时热得烫人的“新经济”（“知识经济”），我说那是一个“大泡沫”、大骗局，并且断言泡沫即将破灭。
第二，我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强敌外患，而是指导改革的整体思路出了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有问题。我说中国人不能老是被美国人和西方提供的经济改革模式所诱导。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
第三，我说当前中国经济中应当最被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增长率，而是失业问题，这将是今后将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社会发生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高楼大厦、长桥快路黯然失色，使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失去意义。
我说很奇怪，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关系经济景气评价的最重要数字。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入统计。
［原文：什么增长率多少，多少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第四，我说我认为，近些年搞的税制改革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引入了一套基本悖离中国国情的分税体制。
这个税收体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体系。它是一个主要针对生产型企业的高税率制度，任何生产企业按此制度纳税，最终都会逼得破产。所以设法逃避，早已成为各类企业不成文的约定。
我说中国的税收本来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再加上种种不公平待遇，这也正是国企垮台的原因之一。
但是其实，当年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还不够，因此并没有谈透彻。
问：那您现在可以深入讲讲。您当时为什么如此关注财税改革问题？
何：所谓税改，根本是财改，因为税赋是财政的。90年代的这次税改给予地方很大的财税独立自主权。各地与中央分灶吃饭，各挣各的钱，有钱吃肥肉，没钱就饿着。实际上，种种地方保护、地方自治、地方割据已经孕育在这种分税改革中了。
在此次税改之后，国家对地方财税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各地的地方主义大大地得到加强。
你看今天的中国，富的城市车水马龙，每年种花养草可以花掉上百个亿。而众多贫穷的地方，不仅教育没钱，公用事业没钱，连基层小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如期发放。
国家、中央面对如此严重的区域性差距，竟视若无睹，束手无策！其实办法很简单，国家从富裕地区多征一些消费税、多调一些钱过来，不就可以帮助那些穷地方吗？不是不能办，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少干预”的主张不让中央政府这样办。
这种不平衡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严重的区域性两级分化。穷的地方穷死，富的地方富死。沿海富裕地区与内陆贫困地区的对比是如此强烈，让人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属于同一个国家。一面是经济发达世界，另一面是极不发达世界。
这些年来，一是国家放任市场自流，不作干预；二是任凭私有化拜金主义思潮泛滥，这两大问题就是当今中国的万恶之源！
问：中国目前的区域性差距，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何：这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不良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其实总根子就在这个财税改革里。税改之后，地方保护主义和省区经济割据由此坐大，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削弱，地方苛捐杂税丛生。
为了扩大地方税收，每个省争办能给自己创利的产业。比如造汽车赚钱，各地就争先恐后一拥而上造汽车。因为烟草是巨额利润和税收的重要，结果各个省争办自己的小烟厂，形成国内烟草市场的恶性竞争。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对外地产品实施或明或暗的种种关门和封杀政策。
正是由于税制改革、分税制的实行，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层层地方保护，可带来短期利润的生产部门大量重复建设，加剧了中国生产力的过剩。
国家曾多次发起打击假冒伪劣品的“市场规范”运动（所谓“3•19”）。但是为什么，市场上假冒伪劣品愈打愈多？如今几乎是遍地有假，几乎无货不假。哪个超市敢说自己完全没有假货？原因究竟何在？
殊不知，各省、各地区对假冒伪劣明打暗保，边打边保，决不打死。对伪冒品生产，许多地方睁眼闭眼，因为它们是地方财税的重要。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官员考绩以及官员收入。
有些基层乡镇，财税主要靠的就是当地的假冒伪劣产业，当地当然要实行对假冒伪劣品生产的保护政策。各种滥罚乱收费等恶政，也都由这种新税制而来。
另一方面，沉重税率压死了国企。而对外资企业，则给以种种优惠不平等的税收和引资政策，以不公平待遇为民族工业戴上沉重的枷锁。
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入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并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当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
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十一篇 对走过的改革道路必须作反思

　　

　　 问：也就是说，您认为假冒伪劣等现象的产生实际是源于制度问题？
何：当然有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新制度学派”。他们的教义，是鼓吹自由私有化市场制度可以导致经济繁荣。其实私有制度哪里是什么“新制度”？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几千年全世界一直实行着私有制，这是历史上最最陈旧的制度。全部私有制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类几千年互相争斗残杀的血腥史。也就是一部人类的阶级斗争史！
真正的新制度学派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学派，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革命论。马克思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革新经济学。
近年来的私有化、自由化势必导致尖锐社会矛盾。因为富可敌国的一个新阶级已经兴起，而且正在积极谋求对于政治的主导权。
官员阶层中许多人也沦为为大款爷们操刀执印的“服务者”。腐败之所以深入政治结构的骨髓深部，根源就在于此。自由派说什么只有“民主化”才能根除腐败问题，纯粹是胡扯！国家再放任不管，越民主越腐败！不要忘记，当年那个最最民主的古希腊，就是毁在彻底的政治腐败手里。
的确，腐败正在导致社会政治组织和控制系统的瓦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正在涣散着人心。前景非常危险！
问：您是一直反对对国企转制和实施下岗政策的。但是，国企现状如此，不改革恐怕还是不行。否则，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呢？
何：某些国企，确实存在着产业组织形式落后的问题。但根本上，并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所谓国企低效的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假问题。
有一个著名的希腊诡辩命题。要是有人问你：“你现在还打不打你的父亲？”你怎么回答？“打”，还是“不打”？这个命题的恶意是预先设定的，问题被建立在一个虚假前提上——你曾经打过你的父亲！
通过恶意预设，置你于逻辑两难，然后让你坠入他的陷阱。关于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的问题，实际正是这样一个假问题。
新制度学派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作一种误导。就是说似乎只有国企有问题，那些更加落后的私企，民企，难道就没有自身的组织、管理的落后问题吗？就没有低效益问题吗？就没有破产问题吗？
我就不信中国私企中那种封建家族式管理组织，居然比国企中的党委领导制更先进、更科学、更现代！
美国近年连续破产的一系列大型企业，包括安然、美国航空等，它们不是被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产权明晰”、“机制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吗？为什么也一个接一个地也破产了呢？
我认为，导致80年代以来国企大面积生存困难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计划体制下的供求链打破后，国企原有的市场流通链条的破坏。二是支援企业从事远期运作的资金周转的金融链条，被政府的“断血断奶”政策强制切断了。
所以国企体系是被经济学家们的馊主意谋杀的。过去说国企效率低，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所谓的“三铁”，即由企业自身承担的社会保障，恐怕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切善后问题都甩给社会，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沉重吧！
问：我理解您的意思。反思，也就是说，您认为应当对近五年来的进程进行反思。
何：不是五年。我认为，今天应当反思二十年改革所已走过的路。应当肯定那些成果和成就，同时修正那些错误和失误。不能沿着错误的方向“攻坚”到底。中国不能走美国资本主义的路。中国也不应该产生摩根、洛克菲勒、盖茨那种大资本家、大富豪。这话其实是邓小平讲的！中国的经济资源、国民经济的主体必须牢固地掌控在国家手中。”
有人攻击我一直是阻碍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自由民主化浪潮的“千古罪人”。我不否认。我一直是反对针对国企的大规模产权改革和失业政策的。但这究竟对国家民族是功劳还是罪过，那就任由后人去评说。
1989年8月，我曾去家中拜访胡绳同志。记得当时谈及时事，胡老有一句话震撼了我。他很感慨地对我说：“我此生生于忧患，希望晚年不会死于动荡。”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没想到，一晃已快二十年，现在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
胡老毕竟是幸运的。他走时还是一个太平之世。拿破仑曾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一些摇唇鼓舌的经济学家们正在毁掉改革、搞垮中国！
继续按他们鼓吹的那种方向把改革“深化”下去，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所将面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局面真的很难说啊！

　　

　　 第三十二篇 重新评估计划经济

　　

　　 问：批评您的人常说，您只会批评，只会说不，却拿不出建设性的方案。
何：其实我早就提出了我的一系列看法。
问：那么，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您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经济么？
何：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并不是我的发明。它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一项重大发明，它的另一个名称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可惜共产党后来把它丢弃了。
问：是吗？有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吗？
何：请你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1953年毛泽东对这种资本主义曾作过极精辟的论述，毛说：“中国现在（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经济联系着，是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又说：“因此，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
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82页。
问：这么说，毛泽东当年也赞同中国搞资本主义。
何：这里应当注意毛泽东的三个限制语：
1由政府，即在国家管理下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无政府资本主义）
2这是与国营经济相联系的资本主义
3这是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
这三个限制语确立了“一种新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我简称为“新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恰恰也正是适合当今中国国情能将今日中国引出面临的所有困境的经济形态。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对此问题的考虑已相当缜密。他认为，国家应拿去资本家利润中的3/4，使之用于工人的“社会保障”（即所说“福利费”）、国家所得税及再投资基金。
可惜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他的上述设想。更可惜毛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今几乎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深入研究，无论左派右派，都只知道大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问：那么，您是否可以只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您所谓新国家主义的要义？
何：可以。如果只用一句话，那就是：国家必须管理国民经济。
其实，从古以来，一个国家机器，它的统治职能主要就是两方面，在政治方面是维护国家主权，也就是维护统治权。在经济方面就是调节和整合国民经济。因为经济一乱，政治统治也就必然随之瓦解。这是极其简单的统治道理。
人们不知道，当某些外部势力通过中国的经济学家告诉中国国家管理者：请你交出你的经济管理权，那么其下一步，也就意味着交出你的政治统治权。
事实上，美国、英国、日本、欧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国民经济，而只做什么市场经济的“裁判员”！一个放任市场自流没人管的经济，必定是世界上最坏的经济；必定会成为弱肉强食，任由经济强者肆意掠夺弱者的野兽经济。
问：这主要是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
何：所以李斯特当年曾对德国人（俾斯麦）说，亚当•斯密理论祸国殃民！李斯特还说，亚氏的《国富论》，那只是帮助英国人富国的理论，而对德国人，则是国穷论！
德国历史学派以国民经济的机体与人的机体相比拟。他们问，难道能够不要神经中枢的控制系统，让人的各种机体自由竞争吗？让肝、心、肺、胃等机体失去神经中枢系统的调节控制，在人体内进行自由竞争，让胳膊和大腿去竞争，看谁具有最强的生存优势？这不是机体的自我残杀吗？这样竞争，一个人还能活下去吗？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其所有制如何，无论它是国有经济、私营经济或外资经济，都只能从属和统合于这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为实现这个国家本身的国家目标和最大国家利益，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
它们之间的谋利和任何逐利活动，它们之间的任何互相竞争，都必须从属于这一国家目标，并被控制和制约在这一范畴之内。这本来是小儿科的道理，而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竟无人知晓。他们所鼓吹的不要政府介入的自由竞争，就是让中国国民经济机体内的各个脏器自我残杀，互相残杀。一直杀到让中国死！
问：那么您提出新国家主义，实际正是要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整合功能？
何：新国家主义，就是要重新强调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应当承担决定性的主导责任。坚决反对让“看不见的手”去操纵经济，反对让国民经济放任自流，反对国家从经济生活中全面退出。尤其要求国家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必须抑强扶弱，替天行道！
国家尤其不能退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特别是金融、交通、通讯、能源、国防等产业。
在民需产品上，虽然可以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让多种所有制自由竞争。但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国防军工产业上，国家决不能以利润为至上目标，不能搞“利润挂帅”，而要不惜补贴（全世界都是这样做），谋求使国家强大的长期目标、远期战略目标。以其他获利产业之利来补战略产业之亏；不能因这些产业短期无利而拱手让外人来搞。
这些重要经济领域必须由国家作主导，有计划、有目标地发展。
问：那么新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
何：根本不同点，就是新国家主义仍然只是“新式的资本主义”。我认为兼容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西欧“混合经济”体制，其实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比较成熟的积累和分配模式，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家应牢牢保持对于国民经济运动进行控制的主导权。这是国家强大、社会安定的根本性基石。
在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家也应逐步重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加强对于民营、私有及外资企业的管理，限制资本世袭传递，决不允许经济中形成世袭阶级种姓制度。
此外，国家从政治上应当高度重视当前中国社会中阶级分化已经客观形成的现实。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近年来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趋激化的形势。
毛泽东说，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此话其实也正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历史告诫：在全部人类历史中，至今尚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无视民心民意，可以单纯用暴力机器长期压制社会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国家机器只为少数人服务，只为经济强势阶级服务，而最终能够不被推翻！前苏联政治体制垮台的更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统治者，官僚集团，早已成为脱离多数民众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权阶级。
有鉴于此，明智的国家政权应当作为国内阶级关系的调和者与仲裁者，而不是单一的暴力压制者。国家应当寻求积极公正的社会政策，调节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抑制阶级斗争。
问：那么，根据您的方案，您认为中国当前形势下的最优先对策是什么？
何：当前应当立即停止极其不得民心的“国企改制”。应当立案审查改制中出现并已引起公愤和民变的那些重大腐败案件，关注改制中的严重国产流失问题。
国家应谋求逐步重建国有体制在重要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国家应牢牢把握对于金融、财政的控制权。国家应进一步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达到既有利于括充国家财源，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又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目标。
应当设法把已分散的财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国家手中，也就是说，重建中央的大财政，积极调节地方财税收入，改革现行税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国家掌控大的财权，以主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应当着手制订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包括就业安排计划，农业现代化计划，能源战略的长期计划，以至国家内外有事的应急经济计划和周边有事时的转入战时体制计划。
中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贫苦者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实施放任自由主义的发展方针。否则，中国必将频繁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直到最终陷入内乱。
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那些极力地向中国输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的真正目的。
问：那么，难道您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么？
何：在一定的意义上，我有这种主张。
不要一提“计划”，就想到五十、六十年代那种原始状态的“计划经济”，即一切商品都发票证的“计划经济”。
问：计划经济已经被经济学家们搞得很臭，您竟然想给它翻案。
何：一提起“计划经济”，有人就引导人们去回顾五十、六十年代的票证限量经济，其实这也是一种恶意的误导。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认为这又是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例如有人提出要建立“票证”博物馆，以使人不忘“计划”年代。
其实，建这样一个馆倒未必不是好事。它正可以见证五十、六十年代中国全体人民为国家工业化所付出的个人消费牺牲，可以见证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咬紧牙关，饿着肚子，全民艰苦奋斗、谋求祖国强盛的！这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光荣，而不是耻辱！
问：许多经济学家会大骂起来，会说：短缺，短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短缺！
“短缺经济学”的实质，就是认为“短缺”是源于经济计划制度的主观性，造成瓶颈供给，因此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
何：官僚主义的计划，造成短期的瓶颈短缺，那只是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而如果断定计划经济就必然造成短缺，那就是颠倒本末之论。
其实，“短缺”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产生计划经济的原因。
什么叫短缺？所谓“短缺”，无非就是穷而已。建国初期，当时中国太穷，所以为了使人人有饭吃，才不得不发粮票。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发布票。以免像旧中国那样，只让少数人撑死，而让多数人饿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自己都承认，这种两极分化，正是自由市场存强汰弱机制进行所谓“择优”选择的必然结果。（其实，鬼知道那些“优”是否真的是“优”。比如近年新生成的一些大富豪，例如浙江的贪官女富豪杨秀珠一类，究竟是不是“优”？）
并非计划必然导致短缺，而正是为了解决短缺下的公正问题，五十年代的共产党不得不选择“计划”。正是由于商品和物资短缺，所以五十年代的中国政府才不得不考虑对有限资源进行计划配置。
“短缺必然导致计划”这个原理是普遍有效的。比如，假定明天中国又发生了石油短缺，政府也还是不得不考虑对谁优先供应，不得不考虑计划分配的问题。所以，计划制度恰恰是短缺的产物，而不是产生短缺的原因。换句话说，计划管理正是解决资源不足、谋求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有效办法。
所以我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短缺描述为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本身又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预设的一个陷阱。计划经济就是这样被搞臭的。
问：你的这种解释，会引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会说你是主张改革倒退。
何：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我头上的罪名反正已经很多，不在乎再多增加一个。
但是邓小平曾说：计划是手段，市场也是手段，这是精辟之论。计划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类型，它主要是在资源或物资短缺时进行计划配置，这种计划经济又叫“管制计划”或“统制计划。”还有一种高级类型的计划管理，事实上，现代欧美发达的超级资本主义，包括美国，现今都在运用强大的国家信息工具，有计划也有具体步骤地由国家调控着金融和产业的运行和周期。
世界七个发达国首脑为什么定期开会？无非是为了沟通信息，制订共同战略，以协调七个发达国的经济，从而实现对世界金融和市场的控制。现在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只依靠“看不见的手”，只听任市场自发调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呢？
（《环球视野》摘自《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