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谁之过？

　　吴晓宁　

　　
两极分化问题已经是不容否认的现实，但在两极分化的成因上人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其实质代表的是穷人和富人两大利益集团之争，是中国的改革往何处去之争。
近来，吴敬琏在《财经》杂志上又发表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的文章，再次把已经被西方社会现实彻底证伪的“腐败和垄断是两极分化主因”的观点重提。光明网陆续发表了有利批驳吴敬琏的文章，０６年10月27日，《人民网》又以《吴敬琏：细究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莫开错药方》重发了其《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的文章，当日《人民日》又在第6版发表了樊纲《收入差距为何拉大》的文章。樊纲从旧体制问题，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公共政策三个方面分析了两极分化的成因，其中，体制问题完全是套用吴敬琏的观点：腐败和垄断是主因，只不过樊纲强调是旧体制的问题，而不是改革的新体制造成的错误。其两极分化的成因好像是多了几个，似乎与吴敬琏有所不同，但其依然不加掩饰地倒退回吴敬琏的主要成因观点。因为吴敬琏也没有否定还有其他辅因，而樊纲则从先前的“消除了腐败和垄断两极分化也未必消除”观点中倒退回去，有自食其言之嫌，原来樊纲当时仅仅是玩弄了主因和辅因的游戏。
面对这种“以正视听”，我们有必要给予充分的驳斥。
一、收入差距拉大是新体制造成的，而樊纲把问题归结为旧体制是错误的。人所共知，旧体制是强调平均主义的，新体制才是要拉开收入差距的。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是0.21，2005年是0.46，或者更高，而且新体制下收入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不采取非常措施，根本不会缩小新体制下的收入差距更大的趋势，这是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樊纲把问题归结为旧体制是在故意颠倒黑白，是在为造成了严重两极分化的新体制涂脂抹粉。旧体制也有腐败，但进入了新体制腐败才越发不可收拾，腐败更严重，更猖獗，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这是不容否定的现实。腐败在新体制下不是得到了解决和减少，而是更加失控，连以前不能腐败的学术和经济学者都大批加入了腐败大军，这在旧体制下是难以想象的。这里并没有为旧体制辩护的意思，或者说不应该改革，只是要证明樊纲把腐败归结为旧体制是错误的结论。旧人有旧人的错误，新人有新人的错误，不能把新人的错误都栽到旧人头上，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不科学的诡辩。
文革以前，买肉是可以挑肥拣瘦的，售货员是很难腐败的，那时樊纲还小，不懂事，天真幼稚可以理解，但现在还用物质极度匮乏下的特殊行为解释公有制的集体无道德和腐败更严重，就不可原谅了。美国和英国都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战时实行过公有制和配给制，才渡过了难关，如果那时还推行严重的两极分化体制，社会肯定要崩溃，更多的人要饿死，而不是多吃或少吃一点瘦肉问题。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全面地缓解了两极分化，所以西方国家才摆脱了1929年式的经济和制度性危机。即使是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其公权人员依然实行的是议会控制下的严格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实行了有效的他律，才大量地减少和消除了权力腐败，所以计划经济或公有制造成或加剧了公权的腐败是缺乏根据的伪证。必须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学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道德沦丧和腐败。是新体制催生和释放了一批经济学者的堕落和腐败。
改革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权力下放过程中放任了权力和公权的自由化以及权力者自身利益的自由裁量，不顾他律有效性冒进私有化和市场化，破坏了原有的防止资本过渡贪婪和权力自利的政治生态和复杂平衡。权力的下放和自由化，没有建立起新的制衡，开启了公权腐败的闸门，造成了权力腐败的祸水泛滥成灾。因为公权的自由化导致公权的持有人首先是权力私有化和利己化，而不是更加公正或利他。因为经营权和决策权的下放，没有剥离利益分配权，一同下放了，导致了法人和长官负责制的利益分配权独裁化，加剧了利益寡头化。在主流经济学鼓噪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中，权力和公权也被私有化了。权力并不会在下放中消失，只会在下放中转移，结果转移到了下一级有更大自由裁量权持有者的手里，加剧了权力的腐败。而公权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集中到了法人或管理层手里，并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市场化自由博弈进入了社会利益博弈，形成了权力和公权的与大众利益的博弈和对立，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权和权力全面地展开了与民争利，并通过合法地修改规则和不合法的腐败实现着权力的自利和腐败。同时失去制衡的生产资料私有化和寡头化加速了分配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反过来加剧了对权力的收买和腐蚀进攻，商业贿赂与权力腐败交相辉映，形成恶性循环，单纯的权力寻租根本不足以解释腐败的成因，而关键性的“不拿枪的进攻”被权力寻租理论全面遮蔽，导致金钱与美色的俘虏越抓越多，这完全是新体制造成的恶果。从承包制到厂长经理负责制，从法人和长官负责制到产权人负责制，中国的所谓新体制都推行了一种经营权和决权策负责制掩盖下的利益分配寡头化，这才是主流经济学改革新体制的本质。
在西方社会，公权和权力并不是随着市场化和自由化而私有化的，公权者的收入被严格限定和公开，具有经营权和决策权的权力者没有自我奖励的权力，公权者的收入受到广大纳税人的严格集体限制，私营者的权力和分配受到劳工联盟和法定义务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分配制衡，不能自由的利益最大化，有效的他律制衡了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这是与中国新体制的最大不同。
改革或新体制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正确性。世界上的很多改革，结果走向了旧制度和罪恶制度的复辟，在中国就有袁世凯的辛亥革命后的复辟帝制，蒋介石建立的新体制更是昏庸无道，这些都是曾经打着革命和改革的旗帜建立的新体制。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工农红军面临着突围和长征的必然选择，是选择博古李德的陷入敌人张网以待的重围之中，还是选择张国焘的逃跑路线，或是选择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直接决定着革命的成败。今天的改革也同样是如此，是钻进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张网以待的重围陷阱，还是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才是决定改革正确与否和成败的关键。长征的必然性不能证明博古李德路线的正确性，主张改革更不能证明主流经济学的少数人富裕的天然正义。中国出现的严重两极分化是错误改革的新体制造成的，这是不容否定的。
二，两极分化是发展的问题也是荒诞的。2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但27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工资水平依然维持在美国的人均工资水平的4%，而当初与中国差距并不大的日本，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用了30年，人均工资追赶上了美国。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是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到1993年的基尼系数才0.24，而另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韩国，1993年的基尼系数是0.3，而199３年前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其基尼系数都在0.35以下，而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是0.21，2005年是0.46，或者更高。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全球财富告》：在中国，0.4%（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数人拥有财富最集中的国家，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此无论是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来比较，还是从富裕程度来比较，说两极分化是发展的必然都是荒诞的。
日本和韩国都从一个农业为主国家高速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而且人口密度都不小于中国。由于其没有推行只让少数企业主，管理人员和少数精英富裕，而不顾工农死活的市场化分配，而是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努力争取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了国民的收入，扩大了消费能力，而扩大的消费能力扩大了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为扩大就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空间，通过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的增加和稳定，消除了贫困。这是共同富裕最核心的理论基础。而在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只有少数人富裕，广大工农的收入被以市场化过剩的名义大规模地被压低，出现了房地产商的极度暴富和农民工与消费者的过渡贫穷和被剥削。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并不能形成巨大的消费能力和规模，也就不可能迅速地扩大市场规模，出现了高增长，低消费，低就业，这是由于一些人和主流经济学的自身等过渡贪婪造成的恶果，而不是发展中的必然。面对中国房地产商的暴富和农民工和房奴的血汗工厂化，形成了中国最悬殊和最大规模的两极分化，导致发展模式走上了两极分化竭泽而求鱼的绝路，一些主流学者还在鼓噪少数人先富，多数人要长期或终身忍受市场化过剩的贫困，他们居心何在？一些媒体也在为这种鼓噪摇旗呐喊，遥相呼应，误导国民。
三，公共政策问题。只有消除了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社会才有可能和谐，仅仅是社会评论和社会批判的和谐，并不能解决问题。实行低保，扩大公共品供应，尽管很有必要，但并不能消除贫困和改变财富两极分化，即使实行了全民低保，照样改变不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和趋势，只能保证穷人不会被饿死，因此必须警惕一些人设计的利益陷阱，不从一级分配市场入手缓解两极分化，仅仅用全民低保来消除社会的两极分化是“故意”开错了药方，是哗众取宠。只有全面地、持续地提高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限制少数高收入者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把激励少数人的标准降低到社会财富和分配可以承受的程度，消除住房、医疗、教育等强制消费和没有福利保障的后顾之忧，才能扩大社会的消费规模，才能驱动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扩大，才能为更广大的民众就业和增加收入提供广阔的空间，才能最终实现消除贫困的目的，否则，两极分化地竭泽而求鱼，只能自毁前程。因此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发展的目标，而且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必须手段。
由此看出，“深化改革”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中国旧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需要改革，需要引进市场的“积极因素”，但改革的必然性不能证明一些人改革主张的正确性，我们不必粉饰太平，或讳莫如深。如何改革？为什么人的利益改革？是钻进少数权贵利益集团张网以待的两极分化陷阱，竭泽求鱼；还是走百姓普遍富裕，富人水涨船高的发展道路（这与GDP的水涨船高理论有本质区别）？这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