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私有化，精英的开山炮早已经响了　　

　　

　　邓福茂　　

　　

　　正当人们在议论纷纷，为即将到来的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风雨遮伞挡雨的时候，改革的精英们，已经私下把土地私有化的开山炮炸响了。　　

　　

　　有很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要对一些问题抱有丝毫的幻想。如果幻想可以解决问题的话，人类的历史不会这么沧桑。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安徽小岗村，曾经在改革的前沿摇旗呐喊，为中国从集体经济的农业模式，变成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模式，树立了一个千年发展的美好模样。今天，不管你怎么说土地流转不好，土地私有不好，你的一千个不好，一万个不好，说着没有用，你自己说给自己听可以。改革的精英早就埋下了伏笔，实践出真理吗。中国改革第一村，又站在三十年的辉煌成就上，变成了“中国私有第一村”。　　

　　

　　看看今天的小岗村，农民的意识是如此的跟上时代的潮流。仅仅是实验土地流转，而且是自愿的流转，人均收入已经增加了3000元。目前实验的成果是，1600亩土地租给经营户。农民还保留着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只要坚持土地的最终承包权不变和群众自愿原则，农民就拥护流转。现在愿意转让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实力又有能力的规模经营者。我们相信，不久，来这里经营的有能力者，也就是精英一级的人物，就会多起来。所以小岗村的村民大可不必担心。 　　

　　

　　根据载，现年65岁的老农严金昌作为当年秘密在“分田到户”协议上摁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他和几户农民一起，又把自己当年冒着坐牢风险分到自家的田地租了出去，交由上海一家养殖公司发展种猪扩繁基地，如今成了一个现代养殖场的饲养管理者。成为管理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养殖经验丰富、具有一定号召力，所以被提升为这个占地200多亩的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出租土地的农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公司的反聘，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领取800元左右的工资。每亩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终一定量的分红，一年到头少说也有两万多元收入，这可比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超不过500元。”这位30年前领头实行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老农现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倡导者。　　

　　

　　不用说，小岗村的农民身份就要消失了。他们有一部分人到外地打工，有一部分人成了来自家土地上搞经营的业主的管理者或者工人，每年一亩地少说也有两万多元的收入。真不知道左派的人，为什么总说土地流转不好。眼下，不就是有好的例子吗。不是理论说不可以就不可以，看看现在小岗村的农民，谁不准备把自己的土地给流转出来。流转出来的土地，比种地还要有奔头，有10-20倍的奔头。要是你当农民你还巴不得这样做呢！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不知道。但以后会知道，农民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比现在10倍到20倍的年收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土地流转后，由于业主认为出租期到了，再办理新的出租合同很麻烦，所以会采取全部买下的计策。土地经过流转，然后被拍卖，这块大蛋糕很诱人，是农民谁也不能过这个“美糕关”。也许，农民可以一次性得到10万20万，（不一定每人都是这样，有人土地少）但最后发现，自己想拿这些钱在村里盖一座房子都不可以了，所以农民和自己的下一代，也就会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要么打工，要么到“我”的工厂来当“工人”。资本社会生存的形式，就是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并且是毫无目的、没有计划的社会化扩大生产。在扩大之前，已经没有土地了。所以，不通过流转农村的土地，难于进行再扩大化生产。一块精美的蛋糕，就可以解决一切。小岗村为我们开了个好头，他为日后的资产大军进军农村，打了了良好的舆论基础。资本越是扩大生产，土地流转的市场就会越大，土地流转越大，社会大生产就会越大，这为创造更多的浪费资源，重复产业，浪费人力物力，达到一个“生产过剩”的高潮，描好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怪圈。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被某些人误读成“无限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破产，而在大量的农民破产之前，这些人还为别人给他的一点蛋糕的碎抹而沾沾自喜。　　

　　

　　我们再来看改革精英怎么利用农民内部自己实施土地兼并，然后在农民自己的产业破产后，再由他们来收拾。　　

　　

　　“2008年初，小岗村双孢菇大棚已发展到160个，占地200余亩。但由于恶性竞争，成本明显上升，市场风险加大。最早到小岗村创业的苗娟等一批大学生吸取教训，决定联合农户成立小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苗娟被推举为监事长。苗娟介绍，一段时间，小岗村的双孢茹销售完全依靠安徽一家龙头公司，2006年市场行情好时收益较大。但去年双孢茹市场出现波动，龙头公司便故意压价、欠款。” 　　

　　

　　从上面的所折射的苗头可以看出。市场不会是农民的。精英引诱农民办产业，而所办的产业在全中国到处都是，没有什么计划不计划的，全部市场化，竞争会让这些农民的产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因为市场的决定权在他们的手上。到时候，就有新的精英出面，把土地和产业，便宜卖给我们吧，我们来管理，你们来做工。好，殊途同归，还是生产出大量的“下岗农民”。下岗农民没有了土地，就是温饱的底线都没有了。转化成无产阶级。如果这群人乱起来，不知道谁倒霉？　　

　　

　　完全的市场化，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怪现象。失去农业根本，经济命脉又掌控在外国资本家手中，中国完全的没有了自主权，做为最后维护国体的农民土地，被资本家（最后只能是外国的资本家）所瓜分，恐怕中国历史上新的农民起义又起来了？而农民起义的结果，最先受冲击的是谁？　　

　　

　　“当年“大包干”的积极推动者、安徽省农村问题专家陆子修：小岗村这轮以承包制为基础的土地集并出租，是对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发展和完善。土地集中经营，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和发展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效率，降低农业市场成本。农民的自主流转还解决了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土地闲置、撂荒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阳:乡村两级要尽快成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指导机构，对当前各地普遍实行的农户之间、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农户与农业业主之间的耕地转包，进一步规范其合同关系和合同文本。在土地承包期内，农户流转土地价格建议按土地的实际收益情况，每三年上浮一次，让农民能够分享土地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在坚持家庭联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应允许地方积极探索土地股权质押贷款、参股龙头企业经营等多种模式，推进现代农业。”　　

　　

　　从上面的信息，我们看出，农村问题专家陆某，曾经是“大包干”的积极推动者，应该看作是农民一方的代表。他所说的在“土地集中经营，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和发展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效率，降低农业市场成本。农民的自主流转还解决了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土地闲置、撂荒问题。”的幌子下，完全的让农民失去了分析能力。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阳，应该是精英的代表，他所说的“乡村两级要尽快成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指导机构，对当前各地普遍实行的农户之间、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农户与农业业主之间的耕地转包，进一步规范其合同关系和合同文本。”已经在小岗村实现了。　　

　　

　　就在我们为土地流转——土地全面私有化中间的阴谋无限的愤怒的时候，精英的计划早已经成功实施，他们的开山炮早就响了。不知道炮声有没有惊醒什么人？　　

　　附录：《瞭望》新闻周刊道 　　

　　

　　

　　

　　安徽小岗村试验土地自愿流转 人均增收3000元　　

　　

　　新京　10月7日　道 “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这是相当长时期内，一拨又一拨参观考察者对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小岗村的感慨和评价。听上去很尖刻，但也是令小岗人既难堪又困惑的实情。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小岗村推动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合作经济、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等改革新试验的启动和深化，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开放型新农村的小岗村。正是这些新探索、新转变，让小岗村在近两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由3000多元上升至6000多元，摆脱了二十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的状况。 　　

　　

　　今天，小岗村一系列新的改革试验，也再次吸引了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众多专家学者的目光。他们都不约而同把“中国改革第一村”作为中国传统农区的缩影，试图从中寻求破解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答案。 　　

　　

　　■ 试验　　

　　

　　1600亩土地租给经营户 　　

　　

　　只要坚持土地的最终承包权不变和群众自愿原则，农民就拥护流转。现在愿意转让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实力又有能力的规模经营者。 　　

　　

　　65岁的老农严金昌如今成了一个现代养殖场的饲养管理者。作为当年秘密在“分田到户”协议上摁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他和几户农民一起，又把自己当年冒着坐牢风险分到自家的田地租了出去，交由上海一家养殖公司发展种猪扩繁基地。 　　

　　

　　因为养殖经验丰富、具有一定号召力，严金昌被提升为这个占地200多亩的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出租土地的农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公司的反聘，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领取800元左右的工资。 　　

　　

　　严金昌告诉记者，“工资、每亩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终一定量的分红，一年到头少说也有两万多元收入，这可比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超不过500元。”这位30年前领头实行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老农现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倡导者。 　　

　　

　　村口门楼的对面，是小岗村另一个经土地流转而兴起的现代农业园———180多亩的葡萄种植园。“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是这里的主人。据他说，“每亩葡萄的效益是种粮的10倍。通过土地租赁和串换，便于集中施肥、灌溉、除虫和管理，还能获得明显的规模效益。” 　　

　　

　　据了解，除了集体统一组织外，小岗村更多的承包地是农户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多种方式自己实现流转的。目前，全村1800亩耕地已有600余亩实现流转，发展起粮食、葡萄规模种植及双孢菇产业等，每亩土地收益上升了5倍、10倍，甚至20倍。 　　

　　

　　严德友说，这个趋势还在扩大，只要坚持土地的最终承包权不变和群众自愿原则，农民就拥护流转。现在愿意转让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实力又有能力的规模经营者。 　　

　　

　　当年大包干主要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担心，眼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规范的情况下形成的。他认为，在新的起点上，需要尽快完善相应的制度。 　　

　　

　　■ 专家点评 　　

　　

　　“集并出租土地是完善联产制” 　　

　　

　　有专家提出，乡村两级应尽快成立相关指导机构 　　

　　

　　当年“大包干”的积极推动者、安徽省农村问题专家陆子修：小岗村这轮以承包制为基础的土地集并出租，是对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发展和完善。土地集中经营，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和发展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效率，降低农业市场成本。农民的自主流转还解决了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带来的土地闲置、撂荒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阳:乡村两级要尽快成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指导机构，对当前各地普遍实行的农户之间、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农户与农业业主之间的耕地转包，进一步规范其合同关系和合同文本。在土地承包期内，农户流转土地价格建议按土地的实际收益情况，每三年上浮一次，让农民能够分享土地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在坚持家庭联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应允许地方积极探索土地股权质押贷款、参股龙头企业经营等多种模式，推进现代农业。 　　

　　

　　■ 试验 　　

　　

　　2农业合作社给社员筹款 　　

　　

　　农民的房产及承包的土地、林地、水塘都不能用于抵押，资金匮乏限制农民从温饱迈向致富。 　　

　　

　　2008年初，小岗村双孢菇大棚已发展到160个，占地200余亩。但由于恶性竞争，成本明显上升，市场风险加大。最早到小岗村创业的苗娟等一批大学生吸取教训，决定联合农户成立小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苗娟被推举为监事长。 　　

　　

　　苗娟介绍，一段时间，小岗村的双孢茹销售完全依靠安徽一家龙头公司，2006年市场行情好时收益较大。但去年双孢茹市场出现波动，龙头公司便故意压价、欠款。新成立合作社后，统一对外购料、销售。目前生产成本下降20%，通过合作社对外谈判，与省内外多家龙头公司建立了销售关系，大大降低了市场风险。 　　

　　

　　小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还在探讨设立社员互助基金，由社员筹资，通过互相担保，解决社员的阶段性资金需求。同时，合作社准备通过资金互助等形式筹资发展蘑菇粗加工，以延长储藏期，让社员分享加工环节利润。 　　

　　

　　除了食用菌合作社，小岗葡萄合作社也迅速成长起来。严德友任理事长，他说，葡萄合作社主要负责统一购买化肥、套袋等生产资料，举办小岗葡萄节，组织市场促销等。这些服务降低了生产成本，保证了市场销售。 　　

　　

　　这个合作社还吸收社员入股成立互助资金，为社员生产生活提供借款便利。社员需借用资金，利率比信用社低，10天8天的一般免息，一般借款1个月按6厘利息，3个月按7厘，最高9厘。只要有社员担保，借款手续极为方便，几个理事一碰头，一般当天就能拿到借款。 　　

　　

　　如今，八成以上的合作社员一亩地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 　　

　　

　　当然，农村金融匮乏仍然是小岗村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介绍，近年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纷纷以防范金融风险、深入改革为借口远离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贷款少之又少。农民的房产及承包的土地、林地、水塘都不能用于抵押，资金匮乏限制农民从温饱迈向致富。 　　

　　

　　■ 专家点评 　　

　　

　　“政府应支持初级农民合作社” 　　

　　

　　专家认为，不能简单把农民合作组织当企业看待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国农民问题很复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9亿农民，也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复杂的“三农”问题。我们的政策应充分考虑国情。比如，简单把农民合作组织当企业看待，是不妥的。政府在开始阶段应对专业合作社有所支持，如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减免税费等，否则农民为什么要参加合作社呢不鼓励农民创办、参加专业合作社，又怎么发展现代农业呢 　　

　　

　　陆子修：这种新型合作机制通过社员内部资金互助，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是突破农村金融瓶颈行之有效的方法。 　　

　　

　　国家发改委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眼下，亟待抓紧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配套法规政策。要降低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的门槛;清理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种不合理收费;抓紧制订相应的减免税优惠政策;明确政府在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中的定位。 　　

　　

　　据《瞭望》新闻周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