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相对应 ，社会评价中的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主要是指重大 决策的非直接参与者 ，对决策者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所做出的社会价值评判 ，这一 类社会价值评判常常与个人的主观感受相联系 。　　

　　与自我社会价值评判相对应，社会评价中的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主要是指重大决策的非直接参与者，对决策者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所做出的社会价值评判，这一类社会价值评判常常与个人的主观感受相联系。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广度与深度尚未达到相应的水平时，重大决策大都是由少数人直接做出的，而其造成的影响却往往带有普遍的社会性，这样就形成了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广泛存在的基础。同时，它与自我社会价值评判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

　　

　　第一节 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的特征

　　

　　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客观价值评判，它既有可能是客

　　

　　观的，也有可能是主观的，特别是作为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当事人受主观情感支配时，很难持有理性认识。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的主要特点在于：

　　

　　（一）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的广泛性。在这里，它至少表达了双重含义。首先，它表现在社会价值评判者自身的广泛性。评价别人，评价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是人的一种本能，无论男女老少、壮弱智愚，人们总会要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评价、解释已然世界。它既是人们学习社会、认识社会的过程，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个人信仰的形成过程。信仰的形成，就源于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源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感悟。当然，信仰也可以源于社会风尚和领导者与学者的提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但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信仰较为公认的定义是：信仰既可以是哲学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可以是道德上的人生观、幸福观、荣辱观、善恶观、苦乐观。信仰具有三个作用，分别是：对已然世界的解释作用、对未然世界的分析和预测作用、对现实行为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我们的社会生活是错综复杂的，要感受它、理

　　

　　解它、把握它，必须要先解释它、评价它。没有信仰就没有判断美与丑、真与假的依据，就会陷入困惑和彷徨。信仰是人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人既不能解释世界，也不可能正确感受世界。

　　

　　其次，它表现在被评价对象的广泛性上。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百事，大至宏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小至微观的个人品德秉性，都可以成为人们所评说、所议论的对象。试举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二〇 〇四年九月所公布的广州人价值观的调查为例，它实际上是一份较为客观的广州市民现实思想评价与动态分析。这是该中心自一九九〇年以来连续二十六次对广州市民展开社会心理与情绪追踪调查，其结果表明金钱在广州人心目中的地位日渐上升，同事业排在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国家富强、婚姻等之后，分别居第五位、第六位。人们普遍认为金钱和事业对于个人的意义不如健康、家庭来得重要，更加看重个人生命价值，但广州人却似乎丝毫不掩饰对钱的重视，也不在乎落得“俗人”之名。“喜欢钱、努力工作赚钱满足自己生存和生活的需要，是既合理又合法的事情，光明正大！”广州人从不羞于讲金钱，一些市民常常把“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挂在口边，这与广州自古是商埠，商业氛围浓有关。广州人金钱意识比较浓厚，但并不代表拜金，很多广州人都乐于做善事。广州是一个消费很高的城市，金钱在这里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也许是某种潜移默化的因素，广州人在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时，往往就是将金钱作为指标。金钱与事业一直都是密不可分的，对于金钱热衷的广州人，对于事业同样执著。广州人对事业的追求不挂在口上，只是埋头干事，只干不说。广州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十四年来对广州人价值观测量反映，近年来金钱在广州人心目中的地位日渐上升，从二〇〇〇 年起的四年里，始终排在前五位；而事业则如影随形般紧随其后。可以说，金钱与事业在广州人心目中是一对“孪生兄弟”。到底这对“兄弟”的受宠程度如何？人们经调查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盘算，年轻人考虑的是“找工挣钱两不误”，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找工作”很重要，钱挣得多不多倒在其次，运气好的话希望把这份工作发展成自己的事业。中年人则一致认为“挣钱”应该放在首位，房子要供、孩子要读书、父母要赡养等原因，促使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比其他年龄层次的人来得更强烈，在拥有“金钱”的前提下，也有部分中年人盼望“事业有成”。而老

　　

　　年人则希望能“积谷防饥”，多积点钱以备不时之需。

　　

　　再以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二〇〇四年初公布的首届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为例，其结果显示：浙江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总体达标比例仅为百分之七点五。此次调查重点考查了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命题范围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调查设计者参照了自然科学素养调查的标准，确定达标者必须能正确回答二十四道测量题目中的十八道题以上，这些测试题的难易程度以初中水平为主，同时加入了部分高中的内容。此次调查采取选择题的方式，选择题的选项中除了有正确答案和干扰项之外，还有诸如“不知道”“听说过，但搞不清楚”等选项。调查发现，男性达标的比例为百分之七点八，略高于女性的百分之七点一。调查认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说明男女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然而，调查显示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城乡差距巨大，城镇公众达标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一点一，远远高于非城镇公众达标率的百分之三点八。虽然浙江城乡间的经济差距不大，但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却有较大的差距。要提高农村群众的人文社科素养，要远比发展农村经济难得多。除了经济指标，农村的现代化还在于生活方式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群众人文素养的提高。调查还发现，达标比例基本与年龄呈反比，年龄越轻的人群，达标的比例越高；达标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达标的比例也就越高。调查指出，达标比例与年龄的关系，反映出我国的教育状况正在改善，教育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此次调查从二〇〇三年初开始实施，历时一年之久，被调查者的年龄从十八岁到六十九岁，共计一千九百二十个样本。这些样本覆盖了浙江全省随机抽取的二十个市县的八十个街道和一百六十个社区。这是我国首次省级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最看好的职业为科学研究人员、公务员和医生，有百分之四十一、百分之三十九点九和百分之三十九点七被调查者选择了这三种职业，而对农民和工人的认同度最低。公众对职业的认同度由高到低分别是：科研人员、公务员、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律师、个体经营户、企业管理人员、民营企业主（家）、记者、文艺工、会计师、农民和工人。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为什么人们并不青睐个体经营户、企业管理人员和民营企业主呢？正是许多百

　　

　　姓深切地感受到，经营企业并不容易。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成功企业家，只是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在普通群众身边，有许多“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苦创业者，因此浙江人并不会盲目地推崇“企业经营者”这一职业。对于农民和工人这两种职业的低认同度，与这些职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低有关。虽然通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浙江农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富的不是农业，不是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是农村中的工业。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工人队伍在发生分化，他们中既会出现大量掌握一定技能、具有较高收入的技术工人，但还是会有一些人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

　　

　　调查发现，尽管公众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认同度正在逐年上升，但人们对理工医类职业的评价还是比较高，公众在选择专业时，还是倾向于理工医类的专业。分析认为，人们倾向于选择“理工”类的职业，是因为这些职业确实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这些职业；认同“医”类职业体现出人们对于生命质量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的污染已经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公众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时所表现出的喜好，与专业的就业情况、职业的收入状况紧密相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人们更倾向于法学、管理学和经济学。这种选择标准，无疑会削弱文史哲等基础性学科的研究力度。文史哲是很难直接产出经济效益的基础性学科，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来“养”，但并不是直接花钱“养”一群学者，而是要通过“养项目”来“养人”，如实行学术课题的招标制等。

　　

　　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电视和纸已成为公众获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调查数据显示，有百分之八十四点二和百分之六十五点一的公众通过电视和纸获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除了电视和纸之外，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的杂志、百分之二十点八的与亲友同学谈话，以及占百分之十七点七的广播，也是公众获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渠道。然而，专业咨询和参观展览却名列最末，只占到了百分之三点五和百分之二点五。鉴于电视和纸对传播人文社科知识的巨大作用，我们需要加大力度依靠大众媒体，深入分析如何运用好这些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一部分人无法通过电视和纸获取信息，因此我们也不能放弃利用其他渠道，向这部分群众传播人文社科知识。调查结论指出，目前公众获取人文社会科

　　

　　学知识的渠道显示出多样性。公众文化程度越高，依靠图书和纸获得知识的比例也越高，文化程度越低，通过电视获得知识的比例越高，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公众主要通过广播和与他人谈话获得信息和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公众对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的利用状况令人担忧，在过去的一年中，百分之六十八点四的公众没有参观过博物馆或展览馆，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的公众没有去过图书馆或阅览室。但令人高兴的是，有六十四点一的公众曾经去过书店或书市。有学者认为，博物馆和展览馆目前的处境说明这些场所吸引力不强，同时，博物馆以往以“藏”为主的思路也制约了它与公众的接触。现在，不少博物馆开始树立起“藏”“展”结合的意识，此外，浙江等地的部分博物馆和展览馆向公众免费开放，也将使它们成为向群众传播人文社科知识的一个重要窗口。博物馆集中于城市，使它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博物馆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部分人的吸收社科知识的“沃土”。博物馆作为一个保存“历史”的场所，不能“戏说”，不能迎合观众而曲解历史，因此它的参观对象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

　　

　　如果有一场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讲座，你最希望听到什么内容？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现代社会急需的经济知识和法律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对文史哲和艺术欣赏类的讲座却提不起兴趣来。有百分之三十一点一和百分之三十点二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经济知识和法律知识类的讲座，而只有百分之六和百分之五点七的人选择文史哲和艺术欣赏类的讲座。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的被调查者要求科普讲座有较强的实用性，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与我国“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传统理念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都是遥相呼应的，人的基本需求是首先需要满足的。

　　

　　调查还显示，有百分之六十六点八的人希望人文社会科学能提高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其次是百分之六十六点四和百分之五十八点一的人希望这些知识能提高道德和理论水平，只有百分之十八四的被调查者希望提高自身的审美情趣。分析指出，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往往不被直接用于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人们对它在提高自身道德和理论水平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期望值。调查认为，绝大多数公众已经意识到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对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有比较明显的要求，尤其是对经济类、法律类和教育类知识的普及教育有较大的需

　　

　　求。知识的迅速更新是大力推广社科知识的原因之一。近些年来，政治、经济、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外，如文学、历史等学科在方法论上也有较大的改变，因此把新知识向大众普及已显得十分迫切。有学者认为， 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受制于相关的建设，主要有三大欠缺：缺乏国家级的社科大奖、缺乏社科类的院士、缺乏全国性的社科机构，这其中既包括全国性的社科政府机构，又包括高级别的社科类群众学术团体。但要弥补这三大欠缺，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

　　

　　调查发现，公众认为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最有必要的三项措施是：政府每年拨出充足的科普经费，政府出资在社区建设宣传栏和活动场所，组织各类科普活动。据了解，我国各级政府已开始加大这方面的力度，目前浙江已确定省、市、县三级政府以2：：的比例，来分担社科知识普及经费。可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份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极有代表性的中国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的评价告，它将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的多样性。同一社会的同一项决策或同一事物，由于各阶层的人对其了解程度不一，主观感受不一样，分析事物的角度不一致，他们所做出的社会价值评判也往往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如对实行大包干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变化的认识。有人看到的是农村中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由此得到了提高，商品经济意识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并得到了很大发展。而有人则在《社科信息》一九九一年第四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自由婚姻衰退，重新讲究家族辈分，修族谱续家谱的事愈演愈烈，认干亲、拜把子人数增多等新的社会性问题却根源于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孰是孰非，当然需要再经过一定时间与空间的检验，才能做出较为中肯的社会价值评判。

　　

　　再以对被誉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的社会价值评判为 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南街村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 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坚持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经过不懈的奋斗，成为享 誉国内外的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第一雷锋村等。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 词，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殊荣，“南街村”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南街村以其独特的

　　

　　发展模式和辉煌的成就，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参观，先后有三十多位国家领导人和两百多位将军到南街村视察，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五十余万人次。对于南街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人们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毛泽东式的集体主义因八十年代取消人民公社而失去了影响力，但南街村却把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树为旗帜。已经富裕起来的南街村被称为“南街村现象”，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南街村“共产主义的要素”的核心是独特的平均主义的经济体制。村民们在村的行政机构及村营企业上班，根据工作内容，每月付给一百五十元到两百元的固定工资。工资虽然很低，但是村民免费享受粮食、肉、油等配给。住宅、教育、医疗、办红白喜事也一概不收费。如果村民上大学，学费也由村里负担。村民享受的福利费用每年每人平均六千七百元。南街村党委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致力于改善群众生活，由于集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公益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相继办起了文化园、文艺厅、图书室、灯光球场、卫生院、康寿乐园，并投资建起了现代化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创造了良好的教书育人效果。当然，南街村模式的独特理念和迅速崛起，也引发了国内外对它众说纷纭的社会价值评判。有人称之为“红色大锅饭”，“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一座育人的大熔炉”；有人赞叹它“民风淳朴、社会安定”，“开辟出了一块没有腐败、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精神滑坡的净土”，“实现了昨日的理想与梦想”，“与时代共辉煌”；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有人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是改革开放中的“怪胎”；也有人说它是“新左派把‘文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还有人认为，“南街村模式是结合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优点的制度创新”，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一个成功的典范。”国外则有人称之为“毛泽东式的资本主义”，“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方式崛起的村庄”；也有人说它“置资本主义于遗憾”，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还有人说它“平等与发展并存”，“代表了国际共运的希望”等。

　　

　　这种社会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恰恰反映出不同思想学说的价值取向，它之所以引起上下的关注和争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举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旗帜。这种似乎有悖于时势的“包装”，使之被视为“异端”“怪胎”，一直游离于中国“主流政治”之外；又始终受到“主流政治”的关注，成为

　　

　　一个热门话题，一个“政治敏感题材”。我倾向于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评判：南街村极具现代和传统的两种意义特征。所谓“现代”，是指它开放的市场经济意识。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抓住机遇迅速融入大市场，充分利用社区内外资源，合理组合生产要素，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构建起自己一套严格的经济管理运作体系，走出了一条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的路子，实现了社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效益，社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程度较高。所谓“传统”，是指它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高扬中华传统理性文化，在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营造出一种极具凝聚力与感召力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意识，并以此调动激发社区成员的热情和信念，齐心协力为全社区的共同发展而努力。这种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有机结合，也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

　　

　　（三）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的历史持久性。一般来说，较为准确的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反映的是一种科学的认知观。它不仅要经得起当期的检验，更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伽利略因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罗马宗教法庭以反对教皇、宣传邪说的罪名判处终身监禁。在当时神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恐怕很难有人认为这种判决是不公正的。直到三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罗马教皇才正式宣布对伽利略的判决是“善意的”错误。其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捍卫”宗教神学的“崇高性”，但也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需要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比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这些宝贵精神的主要内涵是：革命加拼命、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不畏艰难险阻和战胜一切敌人、艰苦创业和励精图治、尊重科学和勇于登攀等。它既是对一大批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高贵品质的概括与评价，也是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历经艰辛获取不少经验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文化创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巅峰期。

　　

　　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对“典型人物和群体”的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的学习，是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一种重要手段。喜欢英雄、热爱先进、学习典型、模

　　

　　仿楷模、崇拜偶像是人类个体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这些人物和群体的积极、健康的示范、影响、激励、带动作用，推动个体接受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众所周知，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作为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纪念日已 超过了半个世纪。雷锋，没有像其他众多典型人物那样时过境迁，湮没于旧尘。“雷锋精神”作为中国精神领域独特的文化符号，内涵随着时代变迁几经转折。雷 锋精神得以一直推行固然与几代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提倡和它本身的道德魅力有关。让我们从雷锋被“推出”的前后开始说起：雷锋艰苦朴素的典型事迹，早在他牺牲 之前的一九六〇年，就由辽宁纸从自然来稿中发掘出来。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 《前进》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转发辽宁省各大媒体和新华 社，雷锋的名字传遍辽宁，不少纸紧跟着道了很多学雷锋事迹，雷锋在全国产 生了一定影响，一九六二年雷锋原本还被定为国庆观礼代表。同年八月十五日，雷 锋不幸牺牲，引发了辽宁人民自发学习雷锋的高潮，人们纷纷参观雷锋遗物，《抚 顺日》跟踪道，连载了二十四天长达五万字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辽宁日》刊登了一些雷锋日记和杂文，影响很大。一九六三年春，《人民日》刊登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配发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和半 版日记，雷锋的形象开始传遍全中国，许多国家领导人得知后表示赞许。

　　

　　经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鼓励，《解放军》发表署名本特约记者陈广生的长篇通讯《伟大的战士》。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二月十六日，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先后向各级组织发出学习雷锋的通知。《解放军》持续大篇幅关注、道学雷锋情况，频频用头版或数个版面的篇幅道人们纪念、学习雷锋的各种活动，对雷锋的宣传介绍则采取了消息、通讯、日记摘抄、连环画、图片、绘画、回忆录、学习心得、诗词、杂文、篆刻、学雷锋歌谱、宣传画配雷锋语录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客观上为三月五日国家领导人题词埋下了伏笔，作了铺垫。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希望自己的宣传能后来居上，经过讨论，决定出一期学雷锋专辑，并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他们就拿到了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最后他们决定不独家发表，而是与其他新闻单位一同发表。罗瑞卿指示：定在三月二日，由新华社统一发表，各同时刊登。后来因为宣

　　

　　传需要，罗又指示各三月五日见。于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四个版的《解放军》，在头版上刊登了头条毛主席的题词，次头条罗瑞卿的“学习雷锋”的长信，还有关于《中国青年》学雷锋专辑的内容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雷锋生前讲话录音的消息，雷锋事迹展览照片出版的消息；二版整版为通讯《英雄行为和高贵品德的源泉——记雷锋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及后来唱遍全国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图配文；三、四版上也是相关的消息和文艺作品。

　　

　　自此，学习雷锋的活动由自发转到由中央宣传机构主导，也就逐渐成为全国全民的运动。“雷锋”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最大的“品牌”，也是新中国媒体典型道最重要的一个“品牌”。因为“雷锋精神”处处体现的是做人的一种崇高精神境界。这就是雷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理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革命意志，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进取精神，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道德修养，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雷锋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相结合而孕育出来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它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特殊品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个仅有二十二年短暂人生的普通战士，能够在身后赢得亿万人民群众如此崇高而长久的敬意，能够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事实表明，雷锋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因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再谈作为共产党领导干部楷模的“焦裕禄精神”。焦裕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广大干部学习的好榜样。他在担任中共兰考县委书记的日子里，带领全县人民不怕困难、艰苦奋斗，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同内涝、风沙、盐碱进行坚决斗争，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然是群众的幸福安康，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崇高风范。焦裕禄真正做到了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三大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

　　

　　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在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后来，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焦裕禄逝世后，人们在他的日记本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还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也是焦裕禄对自己一生所走过道路最生动的写照。焦裕禄在党的哺育下，从一个受尽日寇、地主残酷压迫的长工，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怀着刻骨的仇恨，大智大勇地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他不畏艰险，敢作敢为，积极参加了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勤学苦练，又红又专，成为工业战线上的一名尖兵；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他又以最大的胆略，喊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强音：“不制服兰考的‘三害’死不瞑目！”焦裕禄同志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不愧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不愧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没有死，将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里！《人民日》曾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连续发表社论，高度赞扬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主席亲切接见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并合影留念。同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以示褒奖。

　　

　　大庆则是六十年代初我国工业战线上最著名的先进典型，是英雄集体的典范。中央当时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因地制宜地推广大庆经验，也确曾在一段时期内对我国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石油资源较为丰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但旧中国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下，石油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原油产量极低。一九四九年，全国原油产量仅十二万吨，总共只有八台浅井钻机、四十多名石油技术人员。外国石油公司垄断了中国的石油市场，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高额利润。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新篇章。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军五十七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援石油工业建设。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把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听取石油部工作汇时，对石油生成、储油构造、如何找油、石油炼制等作了详细了解。当毛泽东得知西北地区、东北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都是很有希望找到石油的地区时，他说，美国人（指有些美国地质学家）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这段话语重心长，既是鼓励、期望，又是极大的鞭策。当他得知一九五五年天然石油年产量不足五十万吨，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资金很紧张，在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时，很有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毛泽东这些意见，成为发展石油工业的重要指导思想。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尽快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打开石油工业的新局面，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为以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石油会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九五八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把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被外国专家判定为“无原油”的东部地区，在东北、华北等几个大盆地展开了区域勘探。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时值国庆十周年，这块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石油部根据松辽盆地探井接连出油的新发现，在《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告》中，向中央提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一鼓作气，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庆油田。党中央、毛主席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一创举。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下发文件，迅速批准关于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的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大庆石油会战的进行，是中国石油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从这一年起，中国原油产量急剧增长。

　　

　　一九六〇年五月，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四万名职工，调集七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当时的艰苦状况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几万人包括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大学教授、博士，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灶等生活用具也很不够。人们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人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废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有的人什么都找不到，劳动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一躺，几十个人扯一张篷布盖在身上。雨季，在帐篷、活动板房、牛棚马厩里，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雨住了，里面还在滴答。夜里，有些人索性挤成一堆，合顶一块雨布，坐着挨过一宿，第二天照样干。在东北地区，冬天来得早，国庆节前后就下雪，没有房子，露营是待不下去的。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在搞勘探、搞建设、搞生产的同时，挤出时间自己动手修土房子。大家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挖土打夯，没有工具的用脚踩，建成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就这样度过了严寒的冬天。吃得也很困难。粮食蔬菜供应不上，就打草籽、挖野菜充饥。后来又发动职工、家属集体开荒种地、养猪等，解决生活困难。不但生活方面艰苦，生产方面同样困难重重。几十台大钻机在草原上一下子摆开，设备不齐全、不配套，汽车、吊车数量不足，没有公路，道路泥泞，供水供电设备缺乏，工作条件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大庆人硬是团结一致。鼓足干劲、知难而上，苦干硬干，千方百计打上去、啃下来。他们采用人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把几万吨的设备器材从火车上卸下来，连五六十吨重的大钻机也是用这种方法，拖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钻机安装好以后，水供不上来，大家就排成长队，用水桶脸盆从几百米以外的水池打水传递过来，一打就是几十吨，保证了钻井需要。到一九六三年底，大庆经历三年多的艰苦会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是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是世界上特大油田之一，探明储量为二十六亿七千万吨。

　　

　　二是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和大型炼油厂的第一期工程。达到年产原油几百万吨这样的生产规模，大庆油田比前苏联第二大油田——杜依玛兹油田速度要快一倍。

　　

　　三是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一千多万吨，油田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所有生

　　

　　产井全部做到井场无油污、井下无落物，这是许多国家在油田生产管理上也没有做到的。

　　

　　四是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大庆油田在对八十五口探井资料、两千八百多块岩心样品分析数据进行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解决了对多油层油田分层开采、对含蜡多、凝固点高、黏度大的原油的集中和输送等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

　　

　　五是经济效益好。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共用国家投资七点一亿元，除全部投资收回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三点五亿元。

　　

　　六是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培养出一支有阶级觉悟、有技术素养、干劲大、作风好、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等英雄人物便是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意义在于：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过程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的，没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达到一流。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封锁我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大庆石油会战同时打了一个漂亮的政治仗、志气仗、经济仗和科学技术仗。

　　

　　毛泽东对石油部学习解放军的经验和作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全国石油厂矿力量组织起来打歼灭战，多次给予赞扬。当石油会战取得初步成果，一个特大油田（大庆油田）已经胜利在握的时候，毛泽东又热情给予鼓励。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时，指示纸要写点新鲜事物，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并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六百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告的通知》。“大庆精神”所体现的是我国劳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庆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靠“两论起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

　　

　　究、解决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的要求。

　　

　　从雷锋、焦裕禄到大庆人，他们都乐于奉献，敢于进取。“奉献”是这些共产党人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它又是以“自我牺牲”为核心的，这种“牺牲”包含着财力、物力、体力、智力，有时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它是人们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演绎，它决定着人们价值取向。以“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作为人生支柱的奉献精神，决定了当今时代“义”与“利”统一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凡是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物质与精神创造及其奉献，都是有价值的。恰如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第二节 事物可知度及其对社会价值评判的影响

　　

　　世界上某一事物的产生、发展乃至变化，既不是孤立的，同时也是表现出了一

　　

　　个过程的。由于某些事物发展的特殊性，人们想要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它，是很不容易的，其可知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它会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如果我们仅凭一鳞半爪的事实，或者是一些当事人的一面之词，甚至是故意提供的已经歪曲了的情况，那是很难做出准确的社会价值评判的。因为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的社会价值评判，往往需要当事人提供的全部真实情况乃至时间的检验。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轰动一时的“赫斯驾机飞英之谜”为例。希特勒的第二号帮凶鲁道夫·赫斯于一九四一年五月突然独自驾机飞往英国，被希特勒称之为“疯子”和“叛徒”；许多国家则又传闻赫斯是奉希特勒之命去同英国秘密谈判单独媾和。据前苏联情机关一九九〇年公布的档案材料宣称：赫斯是受英国军事情机关的引诱，前去商谈秘密和约的条件。英国政府除宣称赫斯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外，对传言只字不提，并把其在英羁押五年的情况列为绝密档案，要在一直不肯吐露实情的赫斯死后（他于187年3岁高龄自杀于德国斯道监狱）三十年，即二〇一七年才能公布。于是，众说纷纭的“赫斯之谜”也只得变为真正的“跨世纪之谜”。同时，历史唯物主义

　　

　　也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往往要受到诸多的限制，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一些因素：

　　

　　（一）事物本身的隐秘性。有的事情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秘密性，即所谓“核心机密”不便公之于众。如中美正式建立外交联系前的一九七一年初曾商定把巴黎作为两国秘密联络通道，中方以驻法大使黄镇为联络代表。当年七月十九日上午，我驻法使馆第一次接待了美驻法使馆武官沃尔斯特。下车伊始，沃尔斯特便说：“我的行动十分注意保密，连美国驻法大使也不知情，渠道来往的口信都将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作为对等的要求，中方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尔后，通过巴黎渠道商谈了当年十月五日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以及次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等许多具体事宜，直到实现尼克松访华并在双方互建联络处为止。类似机密之事，如果不是当事人的事后透露，知情者又能有几个呢

　　

　　再以一九九三年才公开的毛泽东对达赖叛逃事件的决策为例。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公开发动武装叛乱。三月十七日夜，叛乱集团挟持达赖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挡，顺利到达了山南地区。令人费解的是，在公开叛乱发生一周后，达赖为什么能在解放军严密警戒下顺利出逃？这个历史之谜公之于世后，才知是毛泽东下了“不要阻截他们”的命令。早在叛乱次日（11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知此消息后，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发出急电。电文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并为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电还特别指出：如果达赖及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当达赖出逃时，我军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对拉萨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中央下达阻截令，噶厦叛乱集团不可能有一个能离开拉萨半步。正如当时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在回忆录中所说：“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阻截命令，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着月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网开一面，放达赖一行逃往山南，这是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策略。他老人家同时指出，不论达赖去向是山南还是印度，都让他们去。这样到了三

　　

　　月三十一日，达赖一行，终于又出逃印度。自此，达赖开始了多年来在印度的流亡生活。

　　

　　又如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直接做出了震惊世界的炮击金门的决策。据主要当事人叶飞将军回忆，炮击开始后，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及海面，完全被我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蒋介石即刻要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九月七日，美军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海上编队，美军舰只配置在海上纵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战舰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两者相距仅两海里。这时，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纵队，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经急电请示，毛主席做出决策：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而且要待其抵达料罗湾港口时才打。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叶飞，当时也只是执行命令，并未完全领会最高统帅的意图。结果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蒋舰被我击沉三艘，击伤数艘，也慌忙逃窜。叶将军事后才明白，毛主席之所以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作为非直接决策者要想了解某项决策全过程，尤其是处理突发性事件时主要决策者的思想活动，其可知度是多么有限。

　　

　　（二）事物自身的不确定性。从实践中看，某些事物的发展变化，自身的确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如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声称列宁有意让他作为接班人，并指责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而斯大林也毫不客气地引用列宁“遗嘱”中的某些话，论证列宁对自己的信任，从而使自己成为事实上的接班人。前些年，随着原苏联官方对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又有人说列宁临终前曾有意把党的事业交给布哈林领导，这种种说法都引自所谓列宁的“遗嘱”。那么，列宁有没有一份正式的遗嘱呢？列宁是否曾明确表示过由谁做他的接班人呢

　　

　　其实，列宁在临终前那段时间内，曾为后人留下了五篇重要论文和一批书信，所谓列宁的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仅是其中的一封。他本人也未必就把这份文件当做正式遗嘱。尽管信中的确涉及了他去世以后国内的政局，国家面临的危险以及党的领导人的继承等所有重大问题。列宁对当时苏共党内六个最高领袖人物分别作

　　

　　了评述，在肯定他们主要优点与才能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没有全盘否定其中某个人的意思。也许列宁的着眼点就不是放在个人交接班上，而是寄希望于集体领导的加强乃至民主集中制与党内监察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防止党的分裂，保持党的集体领导的稳定性。故而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均不应仅以“遗嘱”为根据，把自己作为列宁指定的接班人。后来者之所以拿出这封信作“大旗”，只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提出后的不确定性。

　　

　　真正能在事物发展处于青萍之末时就能洞察其前景，预言其变化的毕竟不多。作为伟大国际战略家的毛泽东可称作是这极少数人中间的杰出代表。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毛主席估计到美国可能全面出兵干涉朝鲜，所以迅速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以防不测。现有史料表明，不仅如此，毛泽东当时就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此事的当事人李相朝于朝战爆发后不久，受金日成委派前往中国通朝鲜战况。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朝鲜军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军事形势，并且表示对战局发展趋势抱乐观态度。毛泽东却指着地图上朝鲜半岛西海岸三个港口说，要防止美军从海上迂回朝鲜人民军背后，从这三个地点登陆，其中就包括仁川港。示意李相朝马上回国，告诉金日成同志赶快部署防止美军登陆措施。果不出所料，李相朝回国后不久，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就此发生了逆转。

　　

　　然而，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在某些事物发展的初期，或者突发性事件出现时，其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真假难辨，使人们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即使事情发生在以精明著称的情部门首脑身上也不例外。据透露，曾任美中央情局首脑的安格尔顿曾接到一个化名“尼克·奈克”的苏联军事情官提供的秘密情，他交代了苏联在全世界搞间谍渗透的概况。而安格尔顿当时判断，这个苏联间谍的活动是苏联阴谋在美国安插间谍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他不予重视，并将有关卷宗扔进了保险柜。但安格尔顿的继任者乔治·卡拉里斯上任后，却按尼克·奈克交代的线索逮捕到了一些苏联的重要间谍，从而证实了情的可靠性，但此时这些间谍又多干了七至十年。安格尔顿试图保卫中央情局不受苏联间谍渗透的努力，恰恰造成了他的失职。

　　

　　又如二战期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曾冒险把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

　　

　　息向当时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德大使弗·杰卡诺佐夫作了透露，甚至说出了进攻的详细日期，这是外交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却怀疑“希特勒是在吓唬人”，并因此“忽视了其他许多警告”。不幸的是，弗·杰卡诺佐夫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苏联失去了苏德战争爆发前采取防范措施的有利时机。

　　

　　（三）由故意制假造成的不真实性。新中国发展史上，因主要领导人受下属蒙骗而不能形成符合实际决策的事时有发生，即使是在当时以“清正廉明与强势”著称的领导也难以幸免。《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曾披露过这么一件事。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皖考察。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然而，安徽某些人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人当然知道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市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当时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仓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那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天开始的，可以说，兴师动众，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两百余人参与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

　　

　　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干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当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镕基到达的前一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总理视察的这一天，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刘鸿被临时降位仓库管理员，峨岭粮站站长由三里中心站站长俞水华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华，那几天比谁都忙，忙着背熟先由上面写好的材料，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要求烂熟于心，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会提出的一切问题。于是一切安排就绪，就这样，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与在场的人高兴地握手并询问相关的情况。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他其实也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活道具，俞水华必须按照预先为他编写好的台词，在别人的导演下现场演戏。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

　　

　　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资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鎔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意料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一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 苦。否则，你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 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事后，人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家中，听他痛心疾首地算着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一千多吨粮食不是小数字啊，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

　　

　　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望着新华社记者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人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处奔波的求真求实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尚且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人们注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的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当然，这是后话。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遗憾的是，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

　　

　　（四）人们的认识受情感因素制约所带来的主观性。它首先反映在某些事实披露的过程中，由于受情感因素的影响，使人难以了解全部真相。如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不幸逝世，而这一天却恰恰是越南国庆日。越南领导人深知胡主席在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不愿把越南人民的“断肠日”和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不然，今后的节日庆祝和共和国缔造者忌日的纪念活动将不好安排。这样，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将胡主席的逝世时间公布为九月三日。

　　

　　其次，一般来讲个人自身的情感因素，也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其对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一事物的社会价值评判。很难想象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就生活在非常富有的家庭，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一再遭受冲击的人，会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做出较

　　

　　高的社会价值评判。有人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发“宏论”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少的、也是国力最弱的时期之一”等等。当今的社会现实也已表明，解放前受压迫剥削很深，后来翻身当家做了主的老工人、老农民乃至少数民族老农奴等，决不会对毛主席的一生，攻其一点不计及余，更不用说去贬低或辱骂了。

　　

　　（五）受为尊者讳的传统文化影响所带来的非客观性。试以叶永烈的党史文学专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例。凡读过这本书的人，无不会对其披露的若干史实留下深刻印象。其一，井冈山时期领导红五军的彭德怀，也曾陷入当地土籍与客家的纠纷怪圈，应具有“左倾”思想意识的少数人之请，派人误杀了为建立井冈山第一块中国红色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袁文才、王佐这两位革命志士。其结果是把一批井冈山人推向了国民党一边，使红军再也无法立足井冈山，从而为白军几次军事围剿都未能达到的目标，提供了实现的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失误，却很少有人再提及。

　　

　　其二，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遭到过严厉的批评，并被撤掉红军总政委一职。这段史实曾一度成为党史学家望而止步的禁区。问题当然不在于尔后不久，强加在毛泽东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早已被历史推翻。难言之隐在于所涉及的与会者中，没有一个坏人，后来这些人也大都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世上没有一滴水是绝对纯净的，人也不可能一生不说几句错话、办几件错事。解放战争前后，辅助毛泽东做出了许多重大正确决策的任弼时，当时就是以他的对立面代表人物出现的。一桩并不足为奇的历史事实，却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真正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就应当把自身置于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去客观地看问题，要从当时主客观历史条件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历史事实，决不能止步于某些人为的禁区限定，以至用情感判断替代真实客观的社会价值评判。

　　

　　（六）人们认知事物的长期性与反复性。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不是一两次就能完成的，随着时间的变化甚至会出现多次反复。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的财政仍入不敷出，包袱沉重，企业特别是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明显的亏损面已达百分之三十九点三。如何突破财政与企业处于“两难”境地的僵持状态，直到这时有人才从现实中警醒，主张仍要按照毛泽东倡导的“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效”的财政思想作为走出困境的指针，不能搞“竭泽而

　　

　　渔，铢求无已”。且不说对相对宏观经济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的要求，即使是对某一不容置疑的史实，也会有人故意加以歪曲人为制造反复。著名文艺评论家陈涌曾在《文论月刊》上撰文说：有些人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讲，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别人给他写的，这真是无稽之谈。凡在延安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署名毛泽东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他亲自执笔，也没有一篇是别人代笔的，而且毛泽东的文章都有自己个人的风格，这是我们每一个稍为认真向他的著作学过的人都熟知的。很显然，这是某些企图贬低毛泽东的所谓“砖家、精蝇”，见《讲话》的光辉难以磨灭而编造的谎言。

　　

　　当然，有些对历史认识的反复性，反而会更有利于事实的证实。如美国第十二任总统泰勒于一八五〇年七月四日在主持了华盛顿纪念碑奠基开工典礼后，因饮食不慎得了急性肠胃炎，五天后便离开了人间。美国女作家赖辛在撰写泰勒一书时，查阅了泰勒的全部病历档案，首先提出异议，认为泰勒是被人毒死的，一些医疗专家也同意赖辛的观点。这样，最终导致了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对泰勒总统的开棺验尸。死者一百五十多年后经美国的一些验尸官和法医人类学家运用现代医疗科学技术检测证实，确实是死于一般的肠胃病，而不是死于砒霜中毒。因为用摄谱仪、电子显微镜和中子撞击机等仪器分析了泰勒尸体上的一些毛发、指甲和骨骼，结果每次都呈阴性。

　　

　　（七）由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片面性。“信息不对称”不但存在于市场经济的交易领域，也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社会价值评判的实践中，人们往往需要通过媒体传播的各种形式获取相关信息，从而做出相关的社会价值评判，然而只有当事人掌握的信息才是最充分与最真实的。随着信息的扩散，把守“信息关卡”的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很可能会对信息进行加工、取舍或修整，必要时甚至可以制造出虚假信息，通过封锁与扭曲信息“糊弄”人的情况常常发生。如二〇〇三年初发生在广州的“非典型肺炎”事件，由于政府和媒体一段时间内对此保持沉默，部分人思想上的片面性油然而生，流言比疾病传播得还快，一度出现了市民疯狂抢购板蓝根与白醋，商家趁机哄抬物价的混乱局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旦政府和媒体改弦易辙，及时发布商品供求信息并采取每天进行疫情通的措施，整个社会反而显得很理性。这一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信息不对称，“谣言止于智者”；信息对称，“谣言止于知者”。

　　

　　由对上述典型事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得知，人们正确的社会价值评判必然于对各种情况与材料连贯起来的深刻思索。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要想了解事实的全部真相也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对某一事物的长期深入地了解，仅凭一时传言就对第三方所谓社会价值评判笃信不疑，人云亦云，思想上乃至行动上紧紧相随，则是十分可悲的，因为这个人的脑袋就长在别人头上。

　　

　　第三节 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的趋众与趋同

　　

　　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是相对于自我社会价值评判而言的，因而具有极大的广泛性。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出自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当然会众说纷纭。但它终究会有一个逐渐融入认同的过程，尤其是在主导社会总体性的社会价值评判开始形成主流意识时，总会有一个“趋众”与“趋同”的问题。对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形成过程的认识，人们也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主要表现在对人类两种不同社会价值评判模式的理解：非理性模式和理性模式。前者认为，人类个体是非理性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都十分有限，极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接受外来信息而形成了一定的观点。后者则认为，人类是有理性的，有才智、会思考，有较强的分析理解能力。只有获得大量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信息，才会作出明智的社会价值评判，形成自身的观点。而在现实生活里，社会价值评判中的非理性判断和理性判断同时存在，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别，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

　　

　　“趋众”与“趋同”虽是一字之差，却昭示着两种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社会价值评判结果。前者重在“众”字，侧重说明具有相同认识人群的量的变化，也有可能是人云亦云占了大多数，不一定经过了自己头脑的独立思考。后者则重在“同”字，它的社会价值评判意见应当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并被实践反复证明是科学的，符合历史真实的。一般来说，也应当是人们认识并评价某一事物的最佳结论，故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湖南党史月刊》中“千秋功过的评说”一文在谈到黄克诚同志关于毛泽东评价问题文章发表时的背景，曾这样写道：“评价历史人物难，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

　　

　　更难，科学地评价杰出的历史人物尤其难。”那是一九八〇年初冬，双目失明的黄克诚在医院听秘书念着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情况的简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时，海外不少舆论揣测中国要搞“非毛化”，国内也有人要求全盘否定毛泽东。他的一些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也因曾受打击与磨难而对毛泽东表示某种怨恨，有的言辞还相当偏激。而具有某些相同遭遇的黄克诚则高瞻远瞩地认为，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能出于个人恩怨，而应有一种历史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人们在事关党和国家乃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不要掺杂个人感情。他从实践中深深地感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已经成为一种旗帜和象征，否定毛泽东，就只能导致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祖国，最终也就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就是以如此的胸怀和态度来评价毛泽东的。这与作家权延赤在谈到其写毛泽东生活实录动因时所说的“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拿否定毛泽东当时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毛主席毕竟是我们这块土地养育出来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历史巨人，一位民族英雄，否定他就等于否定我们民族，否定我们自己，就不配当个中国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曾身陷逆境，黄克诚仍真诚地认为，不能把党所犯错误的责任全推给毛主席，让他一个人承担建国以来党所犯的错误，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明确指出，“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当年十二月，在中央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就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作了一次系统阐述。讲话公开发表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种议论都有。欣喜的，赞同的，质疑的，不解的，也有反对，甚至谩骂的。然而更多的却是种发自内心的认同，不少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对这位曾经遭受巨大打击的老革命家，如此公正、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表示由衷的钦佩。许多话出自他的口中，则有一言九鼎之效，更容易形成一种广泛的认识上的“趋同”。

　　

　　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中的“趋众”，则往往只是一种大多数人的某种暂时性的“认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对于浙江省温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评说的

　　

　　反复性，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一九八九年前后，中央数家主要新闻媒体就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其温州纪行的连续道从经济发展的速度到思想观念的转变，由物质文明的成就到精神文明的建设，进行了高度的综合评价，的确也轰动过一时，形成了一种趋众性的舆论导向。然而，人们接着所了解的却是一些与前者在某些方面很不相协调的事实：

　　

　　首先从消费观上看，当时大街小巷行走的温州女人，几乎没有不戴黄金首饰的，其数量之多，价值之贵，恐怕都居全国首位。据说有的女人身上佩戴的黄金，重量可达一市斤以上。因为爱露富摆阔是相当一部分温州人的普遍心态。一位商人修建的乡村别墅，七层楼房几乎装饰得一模一样。每间房间都有一架钢琴、一台彩电、一台录像机。靠墙摆放的是色彩优雅的高档组合家具和沙发等，而拥有者却只是一个包括上小学的儿子在内的三口之家。他们宁可大把大把地将钱花在穿戴上、享乐上、修坟造佛上，也舍不得用到更重要、更长远的“刀刃”上去。温州给外地人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富足的百姓、贫穷的国家”。这“百姓”是指私人，满街都是珠光宝气、奇装异服的人们；这“国家”是指城市，街道狭窄、房屋简陋、绿地稀少。据说，目前已大有改观。

　　

　　其次是被称之为公害的“温州赌博之奇”民赌、官赌和国赌。“民赌”是指市民村民嗜赌。把赌博当成消遣或发财之道，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官赌”是指干部染赌参睹。一九八八年全市因赌博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干部就有六十一人。次年，仍有五十六人。“国赌”则是用国家资金参赌。有用银行存款赌博的，有用专项经费赌博的，有用单位资金赌博的，还有用贷款借款赌博的。赌博的工具五花八门，古老的麻将、牌九和骰宝等，现代的如博彩赌、体育赌和器械赌等。温州的大赌案闻名全国，数百万元的赌案不在少数；一局输赢额在万元左右，一场则可达十几万元。温州赌风盛行时，出现了因赌博而抢劫杀人、毁灭家庭、叛国外逃、绑架勒索等，祸及社会。

　　

　　再次是作为被中央点名的重点“黄泛区”，温州在大“扫黄”中所揭露出来的事实也令人吃惊。从一九八九年八月至一九九〇年七月，温州市收缴查禁书刊和非法出版物七万多册，淫秽录像带三千三百多盒，“制黄”“贩黄”设备九百多台（件），依法查处有关案件七百八十多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一千二百七十余人。以

　　

　　温州市乐清县北白象镇为例，一些贩卖走私货的妇女自八十年代初起逐渐聚集于此，见有利可图，干脆经营起清一色的“黄货”。到一九八七年已由出售裸女画面的圆珠笔等，发展到贩卖淫技扑克、画册、录像带等。这些走私录像带来自西欧、港台等地，达一百多种。该镇有个目不识丁的妇女陈某每天用十台录像机日夜开动翻录各种乱七八糟的像带，以五元一盒的劣质空白录像带买进，经复制成淫秽带后，再以十三至八十元不等的价格推销出去。与此同时，温州某些家庭工业户制造的伪劣商品，尤其是低压电器皮鞋之类更是名“扬”全国。在这种情形下，温州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曾于一九九一年提出，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认识温州，公正评价温州，帮助支持温州。他还列举了一些具体数字，证明温州的国营集体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个体、私营工业不过是“配角”。在一九九〇年温州工业总产值的九十四亿元中，仅占百分之八点三。但在流通领域里，个体、私营经济已呈“半壁江山”之势，占一九九〇年温州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四十八亿余元的百分之四十。

　　

　　然而事隔不到三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领域中的某个所谓“权威”又充分肯定地称，温州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就是市场经济方式的缩影，并以“五朵金花”来比喻温州当时的几种经济形式。一是贸易市场数、成交额和注册商标三者都居沿海、沿江、沿边七十五个城市的首位；二是家庭工业遍地开花；三是股份合作企业；四是私营企业；五是遍布全国的六十万购销大军。他认为，这些经济形式把家家户户和各种经济力量都吸引到市场经济这个大舞台上来了，真正解放了劳力，解放了生产力，把所有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了。这正符合马克思所希望实现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不过，就在这位权威余音仍缭绕之际，一起举国震惊的诈骗案被揭穿。以温州市平阳县一些不法之徒为主体，打着“联营办厂”的旗号，向除台湾以外的全国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千家企业骗取定金、骗销假冒伪劣机械设备款约两亿元。这帮人谎称自己是“温州模式”的代表，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产品畅销。但由于缺乏电力、劳力等资源，急需与有这些优势的老、少、边、穷地区联营办厂，共同发展，并包技术、包质量、包产值、包销售、包利润。一个个诱人的幌子，使受害者上当受骗。如曾希望同平阳县四通皮塑制品厂“联营”的内蒙古阿拉善古旗巴润别重镇的蒙古族牧民们，从银行贷款二十三万元买了一套他们提供的“制革设备”，结果不能使用，牧

　　

　　民们只得卖掉自家牛羊来偿还贷款和利息。又如革命老区宁夏盐池县民族鞋厂，让“平阳县精工机械厂”以联营为名骗走二十一万元，致使工厂倒闭，工人流落街头。这对本来就经济底子薄的贫困地区人民，无疑更是“雪上添霜”。

　　

　　如今温州早就完成了它的资本原始积累。它的“炒房团”曾一度所向披靡，横扫中国内地的一线城市，叫人艳羡不已；尔后，温州当地爆发的金融危机使房价暴跌，又为千夫所指。一轮又一轮对温州的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不断地在争议中形成，温州人的精明与重商传统，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乃至在走向世界过程中游刃有余的赚钱本领，也许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温州模式”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进步所带来作用究竟如何呢？恐怕仍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善社会价值评判。结果，当然总是要肯定其正确的东西，否定其错误的东西。

　　

　　第四节 公正的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展现历史唯物论

　　

　　我们认为只有在充分掌握被评价对象全面真实的情况，并不为表象所迷惑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公正准确的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而这种社会价值评判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与发展论的紧密结合，前者侧重于全面历史地看待过去，后者着眼于事物的发展趋势并能揭示出事物演变的渐进过程。如何正确地评价建国以年来由新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我们遇到的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首先从整体上应该说，我国已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都是空前的。从经济总量看，中国二〇一三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五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五亿元人民币（折合.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值二十五点八三万亿人民币（折合.1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六，首次突破四万亿美元关口，位居全球第二。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属于速度较快的国家，但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这里人口多（每年净增 1余万，已达13.亿），底子薄（1年钢产量 1.8万吨仅相当于英国 1世纪初的水平）等显然仍是很重要因素。因而，我们既不可盲目乐观，也不能丧失信心，而应科学地总结

　　

　　历史经验教训，努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其次，我们如果能从辩证观与发展论的结合上来剖析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也就不难从另一侧面了解什么才是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社会价值评判。一般来说，对外开放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不危及自身生存，并与一定的客观外部环境相适应，面对外部世界所采取的相互自由开放、大胆进行交流的政策，其开放度又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外贸易、技术引进、利用外资乃至不断增进同国外的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交流。一个时期以来，经某些不负责任媒体的渲染，使相当一部分人形成了一种并不符合中国当代客观实际的判断，新中国对外一直在推行封闭与半封闭的政策，改革与开放似乎是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有的事。在此之前，我们推行的是类似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坐失了许多发展良机，给国家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很显然，这种肆意夸大新中国创始人所谓主观过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是略懂这段历史并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不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歪曲与误解。有感于斯，我们试就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正视听。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讲，迄今为止新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已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自建国之初至五十年代末，重点对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开放的时期。

　　

　　第二，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对亚非拉美第三世界国家实行自主开放乃至对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有限开放的时期。

　　

　　第三，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重点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开放的时期。

　　

　　第四，自九十年代初至二〇〇一年十月，面向整个世界的以试点带动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对外开放时期。

　　

　　第五，自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以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转变为面向经济全球化主战场的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对外开放时期。

　　

　　虽然，各个时期实行着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对外开放政策，却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们之间既有继承性的一面，也有突破性的一面。在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总战略的变化中，它们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不可缺少的重

　　

　　要环节。只有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变化着的中国当代史，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应有的态度。

　　

　　（一）对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开放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雅尔塔会议”之后，世界逐步形成西方的资本主义与东方的社会主义，并以美苏互为主要对手的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自鸦片战争起的历史，尤其是三年解放战争的实践中，更深刻地认识到：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具有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这就不会不引起帝国主义势力的极端仇视，并力求帮助国民党打胜内战。美国政府当时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可谓是集中地代表了这种帝国主义者的心态与意志，尽管他们内部在扶植谁做代理人更合适这一点上有分歧，也的确有试图拉拢以中共为代表的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设想，但并不代表其本质会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却给予了中国人民革命以积极真诚的援助，尽管苏方有某些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乃至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妥协的事实存在，但从总体上看，共同的政治信仰已把两者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友谊与支持是主要的。这就奠定了建国以后及至五十年代末，新中国推行“一边倒”政策的政治基础。尽管如此，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开放政策的大门并没有关闭。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页）

　　

　　然而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纠集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秘密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禁运的国际组织，即所谓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企图通过经济手段来扼制社会主义国家，以胁迫后者做出政治上的让步。直到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还致电中共中央：“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毛泽东年谱》第 1卷2页）为了与“卡脖子”的所谓

　　

　　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相抗衡，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中国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三亿美元的贷款。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政府在决定进攻朝鲜的同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十月八日，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我们的安全，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地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对美国在华企业的财产，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处理方式。三天之后，美国政府即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禁运案，对我实行全面封锁。紧接着，朝鲜战争刚一停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便开始筹划同中国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缔结一系列共同安全条约，组成了一条遏制中国的封锁线。当时总的趋势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困难已越来越多，危险亦越来越大。为此，我们不得不采取在保证资金安全条件下，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措施。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为帮助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它规定自建国之初至一九五九年止，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几乎涉及国民生产的各个领域，从设计到新产品制造及至培训工人和技术人员，苏联都给予全面的援助，总值约三十至三十五亿卢布。至此，中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实行了“一边倒”式的完全开放政策。接着，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等也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合作建设项目。这对于尔后我们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为了迎接革命胜利后的建国任务，我们党就派出一些革命烈士和干部子弟到苏联学习。为迅速改变解放初期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地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这项工作还被纳入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中央设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同志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每年的选派人数、专业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批。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国向苏联派出了近万名留学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一千多名留学生，一九五六年后又决定向与我

　　

　　建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派遣留学生。同时，中央非常关心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重视留学归来人员的安排和使用。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我国只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开放政策，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它同样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值得提出的是，即使在那种条件下，我国对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发展经济贸易方面，也并未一味采取排斥的态度。从五十年代初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就一直主张将人民与当权者分开，采取先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友好的政策，然后创造时机与政府打交道。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国贸促会就与日本友人高良富等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接着，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及讲话中，也明确认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必须打破西方经济封锁。他主张首先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提高效益，改进工作中不相适应的体制与环节。同时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与方法，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其次，要积极与外国做生意，利用外资。日前有资料表明，早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彭真等在广州先后召开了二十次会议。其中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向毛泽东告当时香港的情况，说到当时香港各银行充斥着游资，存款利息急剧下跌，毛泽东指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老人家又叮嘱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据介绍，作为国家领导人提出利用外资，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

　　

　　不仅理论上如此，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示。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惊涛拍岸》一书所披露的情况看，一九五八年我国政府曾不惜动用储备黄金，从西欧秘密引进大批精密工作母机和国内急需的大型发电设备。当时，苏联援助我国的有些项目所需的设备苏联还不能生产，能生产的也不是世界最高水平。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严格的“禁运”。刚开始时，我们寄希望于苏联，但苏联的意见不能用现汇为我国转口供应，而且禁运物质只能由我们自己设法从西欧国家购买。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出售国家储备的黄金三百万两，换取外汇一点零五亿美元（等于1年13.73亿美元），用其中的两千零六十六万美元作为专款向西欧订购工作母机等，当时美、英、法、意、比等国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经过研究，决定工作小组立足在中立国瑞士开展工作，对外实行保密。工作组的同志从七

　　

　　月底到十二月，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调查西欧设备生产厂家，先后得到七十二家工厂的价，六个国家一百多家工厂的资料样本，其中西德的厂家约占一半，瑞、英、法次之。经过比较筛选，最后选择了二十七个厂家。经大使馆安排，与中国比较友好的西德东方委员会主席阿托奥夫来到瑞士伯尔尼，同工作组的人员进行友好磋商。他看出我方工作人员的担心后公开表示，“‘禁运’与我们无关，你们订货后放心地运回 自己的国家。”对六千吨以上的水压机，也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确定的“禁运”范围，但 西德的施罗曼公司表示：只要中国订货，他就可以供应。

　　

　　谈判是艰苦的，拉锯似的谈了几个月。一是价格，二是交货期。在谈完之后，又密电请示国内，经明确答复后才作最后决定，共在西德订购设备一百七十一台，成交价比价低百分之二十点六，这些设备后来为船舶、航空、航天、兵器等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大规模引进功不可没。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使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接触和了解了西方世界，为装备自己，提高生产水平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是很重视并鼓励我国同以日本、西德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展民间贸易，以便逐步分化并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禁运”政策的。

　　

　　（二）对广大第三世界尤其是亚非拉美国家实行自主开放乃至对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有限开放的时期

　　

　　这个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为标志，又可分为前后两阶段。前一段是由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开放的重点放在对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给予物质援助与道义支持上；后一阶段则侧重于积极改善同西方国家集团的关系，如当时的欧共体国家、日本及至美国，力求在平等互利的情况下，逐步发展相互的经济贸易与在相当有限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合作关系。

　　

　　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初，中苏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再加之中国共产党人不愿以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建立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故而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极大不满。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千三百九十名，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两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给

　　

　　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使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犹如“雪上添霜”。

　　

　　有鉴于此，党中央对内外政策作了一系列的调整，最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确立为建国立国之本。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告的通知，推介了大庆靠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精神，将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培养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一定技术素养队伍的基本经验。接着，二月十日《人民日》以“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为题，道了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先进事迹及有关经验。至此，全国性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全面推开。这两大典型正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外部环境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产物，它充分体现历来为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宁死不屈、不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创业精神。

　　

　　六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加。在防备帝国主义很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为了能早日从美苏两大国家集团的围困中自我解救出来，我们大力开拓对外合作领域，广交亚非拉美受压迫、受欺负的穷朋友，这就不能不采取以对外援助为主的自主开放政策，并建立与巩固同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密切关系。一九六四年前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访亚非拉美国家，先后同埃及、老挝、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签订了援助协定。一九六五年，我国又同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援助协定，财政拨款额度已高达二十点八亿元，占年度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四点五，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最多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仍不惜承担很大的民族牺牲，拨出大批款项与物资，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据越南方面介绍，总金额达两百亿美元之多。同时全力支持阿尔巴尼亚摆脱苏联霸权主义者的政治与经济控制等等。这样，我国对外援助额逐年上升，一九六八年已达二十二点四亿元，占年度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二。在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中，有三件大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一九六三年前后，具有独立思想倾向，不愿受美国控制的西方国家首脑——法国总统戴高乐同不愿受苏联人摆布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之间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他们对国际上某些重大问题具有相似的立场。这就导致法国于一九六四年初在西方各大国中率先同中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有了初步的经济技术贸易交往，成了打

　　

　　开西方国家集团“封锁禁运”政策的突破口。二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的非同寻常的友好睦邻关系。作为中国近邻的巴基斯坦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它又担心着与其有领土纠纷的大国印度及幕后支持者苏联的扩张政策，故而极力接近中国，以寻求支持与保护。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甚至当面确定对巴援助由两亿元增加到五亿元，联系到后来巴基斯坦为中美关系的恢复与改善所扮演的角色，就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在同苏联及东欧国家集团关系恶化之时，就已备下了突破对美僵硬关系的楔子。三是中国与罗马尼亚之间不同一般的友好关系。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同样主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员，一方面继续留在苏联东欧国家集团内，另一方面又同中国、美国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中国只要是坚持不屈服于美苏中的任何一方，要想完全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就理应奉行以我为主，广交发展中国家朋友，以争取多数国家支持的政策。同时，又不能完全失去了同美、苏进行必要对话的渠道，这也就为后来改善同美、苏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这种以对外援助为主的自主开放政策，奠定了我国获取广泛支持的坚实基础。一九七一年十月，联合国大会终于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二十三个提案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地位，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同年，我国签订的援外协议总额度高达七十四点二五亿元，是建国以来承揽援外任务最重的一年。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我国之所以能在历经挫折后顺利进入联合国所付出的又一笔必要代价。这一点应当历史地给予肯定，如果仅从后来某些国家同中国关系所发生的改变来全盘否定之，则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诚然，大量资金与物资的外援，势必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建设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从战略大局上讲，要想破坏美、苏长期苦心经营的“反华包围圈”，不做出一定的牺牲能行吗？说到底，它仍是美、苏两大国家集团围困中国所带来的客观历史环境造成的。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日为转折点，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进入了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整个世

　　

　　界迅速掀起了“中国热”。一九七二年前后，我国同除美国以外的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恢复和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建交国家由三十四个猛增到九十个，它宣告了美国自新中国创建二十二年来孤立中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尽管其在扼制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和扶助台湾经济复苏方面曾取得过某种程度的“成功”。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审时度势，经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等牵线搭桥，首次来中国大陆访问，发表了中美第一个联合公。从那时起，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逐步转为侧重于改善同西方国家集团的关系，努力谋求相互间的经济技术贸易合作。当时的主攻对象为欧共体国家与日本，当然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也为推行这一政策提供了可能。

　　

　　一九七三年元月，我国正式决定从国外进口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年五月，中国电信总局和日本邮政省关于合作建设两国间的海底电缆协议正式签约。与此同时，一九七三年也是我们建国二十多年援外比重较大的一年，已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点二，对外援助支出额高达五十七点九八亿元。

　　

　　随着形势的变化，鉴于国内建设资金的缺乏，一九七五年四月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它规定：以年援外总额不超过五十亿元为限，比例则维持在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以内。一九七七年，中央政治局又原则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今后八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共需外汇六十五亿美元。八月，中央同意外经部门提出的告，每年对外新承担的援款宜控制在十亿元左右。一九七八年三月，我国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兴建总投资为两百一十四亿元（其中外汇为8亿美元）的上海宝钢工程。它是建国以来引进的第一个特大项目，这就表明我国的对外开放已完成了由当时援外为主到新的利用外资为主的转变。同年九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正式提出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政策。三十日，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决定》， 同时宣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实施。八月十三日，国务院又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这一

　　

　　系列相应文件法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重点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开放的时期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宣布将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两国正式建交。至此，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大门基本打开，在经济、技术、贸易的交往方面尤其如此。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一批合资企业问世。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来大陆投资设厂或合资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从而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由于当时苏联及其东欧盟友与中国的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故而外来资金、技术与贸易，主要来自西方国家。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我们又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区。一九八八年四月，经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成立的海南省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力求办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样，就初步形成了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长江、珠江、闽南、环渤海等经济区，最后辐射整个内陆区域的梯级对外开放格局。

　　

　　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这一时期中，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大力试办经济特区、举借外债，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使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确实促进了我国国 民经济的发展。“七五”期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加约一千六百七十三 亿元，年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的百分之三的水平。

　　

　　据统计，到一九八八年末，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四百七十七亿多元，外债金额四百亿美元。截至次年七月，全国共批准兴办外商投资企业一万九千四百五十五家，其中合资企业一万零七百三十二家，合作经营企业七千五百七十三家、外商独资企业一千零九十家，海洋石油合作开发项目五十个。在这之中，中美经济关系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多年来美国对华私人投资一直名列外国对华投资首位，我国债务的债权国也主要是美国、日本和欧共体等。经过近十年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已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环境，逐步进入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轨道。

　　

　　然而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际，伴随着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实现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而来的却是一场涉及全国的政治风波。由于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措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立即宣布取消、中止、冻结或推迟向我提供援助和新贷款等，以示惩罚和制裁。尽管我国政府一再宣布，对外开放的政策决不改变，然而西方国家联手实行对华经济制裁，并没有很快松动，这当然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值得庆幸的是，处在低潮中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使某些国人再次领教了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对外开放时期的到来。

　　

　　（四）努力推行面向整个世界的以试点带动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对外开放时期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面对东欧演变，苏联、南斯拉夫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经历多次反复的中国人终于明白：尽管推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意识形态之分，然而掌握这种高科技的国家及其领导者，却完全可以运用这种力量来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依赖一个或几个国家集团的“恩赐”来奉行自己的开放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是不现实的，至少也是会受到一定局限的。于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周边国家的开放。万里国境线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边境口岸纷纷放开。昔日冷落寂寞的集镇小城，如今成了红红火火的物资贸易集散地，各国、各地区去做生意者趋之若鹜。曾一度与我抗衡的独联体国家和越南居然也成了边贸热点地区。当然，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自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投资也在大量涌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如同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政治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推行的对外开放新的重大战略决策，应当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在国际上，我们要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既要继续对美国、日本、欧共体各国开放，也要向独联体及至东欧各国开放；既要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要向新兴或新建立的国家开放；既要对周边国家，也要向远离中国内地的亚非拉美等其他国家开

　　

　　放……总之，要取众人之长，来补自家之短。就国内而言，除已有的开放区域外，我们要加速沿长江、黄河的内陆省与各民族自治区域的开放，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完善投资环境，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要大胆吸引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旧的两极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同时又正在向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应该是更高层次上的自主开放，一切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的长远利益为转移。

　　

　　（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面向经济全球化主战场的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对外开放时期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关系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较之以往出现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中国由入世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二是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三是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

　　

　　尤其是在中国政府确立了在未来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内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将比二〇〇〇年要翻两番，预计要达到四万亿美元。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将翻两番，预计能够达到两万亿美元。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将惠及十几亿中国人民，而且将带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故而中国正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的配置，拓展发展的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将按照WTO的规则要求，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简化外商投资的程序，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投资者创造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同时，继续推进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二〇〇三年，中国已经批准在深圳、上海和天津，设立外商独资出口采购中心的试点，这是适应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发挥中国加工制造优势的一种新的尝

　　

　　试。不断创新、引进外资的形式，拓宽利用外资领域，是我们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根据国际产业调整的情况，我们在继续鼓励外商投资制造业、服务业的同时，重视跨国集团内部、服务业的外包的新趋势。

　　

　　对内，我国正在积极创造条件，以新的方式拓展吸收外资的新领域。我们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允许境外的投资者通过并购等方式到中国进行投资，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上市，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进一步扩大外资参与不良资产的重组和改建、处置，允许外商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受让上市公司的法人股的股权，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中国总部和研究开发中心。我们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鼓励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建设，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的大好机遇，大力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产业带和产业群，充分发挥产业的聚集效应、辐射效应及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结构调整快速的带动作用。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国有企业的改造，环渤海地区的发展，都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我们将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过加强培训，提高服务的水平，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加强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多层次的合作。我们修订了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规定，为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再投资创造条件。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

　　

　　对外，中国也将积极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创造各种条件，促进跨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更大规模地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谋求中国跨国公司的新的发展。我们强调世界经济应当以平等为前提，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机会；以诚信为基础，以此来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有序地开展提供保障；以合作为途径，各国之间取长补短，互利互惠，从而为增长创造更大的空间；以发展为核心，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以促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希望通过普遍倡导“平等、诚信、合作、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共创辉煌的未来。

　　

　　从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变化的历史回顾中，我们也能清醒地看到，对外开放的

　　

　　程度及其范围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一切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能一厢情愿。它既包括主观因素，也包括客观条件具备与否，而这些条件又是呈动态变化的。因此，如果我们一味苛求前人，而不去对彼时彼地历史条件加以分析，那样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谁能保证今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外部环境，明天会不发生变化呢？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包括某些欧盟国家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宁愿维系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也不愿放松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在今后发展对外关系中，我们仍然既需要随机应变，又必须以不变应万变，所谓“不变”就是要注意恪守五条重要原则：

　　

　　（1）在政治上，要求对方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强权政治和干涉中国内政。

　　

　　（2）在经济上，要求相互间的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以利加速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不致沦为丧失独立的大国经济的附庸。

　　

　　（3）在军事上，要有利巩固和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既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也不能受制于人。

　　

　　（）在文化上，要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精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反对崇洋媚外和奴化思想的渗透与传播。

　　

　　（）在民族问题上，要有利国家的统一和中华各民族的大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与国土肢解。

　　

　　恰如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所概括的那样：“总之，新中国的全部外交都是为了实现这样几个战略目标：一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二是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三是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繁荣富强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只有永远坚持这些基本前提，真正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才有可能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赶上或在某些方面超过当今的现代化强国，而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这一点，与有高度共识的孙锡良先生在其《能否将“封闭半封闭”换成“封锁与反封锁”？》一文中阐述的非常清楚，如果不对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国际环境做全面分析，直接定位为封闭半封闭，就等于认定新中国前几十年是主观上要走封闭道路和半封闭道路，是主观上不愿意对世界开放，这可能是不客观的认定。

　　

　　从外部看： 自新中国成立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封锁政策，企图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一方面派出第七舰队横行于台海之间，一方面对中国近邻朝鲜进行武装侵略，压制和封锁新中国不是停留在纸上，而是落实到军事行动中。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上的强势地位，完全将新中国拒之门外，它们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交付于国民党木偶政权，捆住了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手脚，甚至让新中国在很多场合成为不合法政权。在经济、金融及各种国际合作中，美国及西方国家也是动用一切力量封锁中国，尤其是战略物资和高技术产品完全不被允许销往中国，逼迫新中国走独立自主、自力艰生的道路，也就是所谓的封闭半封闭道路。

　　

　　从内部看：新中国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主动封闭，并且一直都在拓展国际空间，一直都在尽最大努力同敌对势力作斗争，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最大限度地争取到社会主义阵营朋友的支持，成为东方阵营中不可或缺的国际政治力量。我们最大限度地争取到西方阵营中对中国抱有善意的发达国家的支持；我们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诚心支持；我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到世界不结盟运动，从而赢得更多爱好和平国家的支持；我们用“不断革命理论”支持和鼓励了亚非拉各洲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我们用“三个世界理论”赢得了第三世界多数国家的力挺。

　　

　　通过不懈地努力，一九七一年，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支持下，中国重返联合国，获得了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历性性、转折性成就，从而为继续拓展更多的建交国奠定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成功，不只是包含亚非拉兄弟，还包括很多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柬埔寨、罗马尼亚、古巴、巴基斯坦、刚果、赞比亚等二十三国的提案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驱逐台湾政府代表并取消它的一切权利》。当时有投票权的国家为一百三十一个，投票结果是：二十三国提案，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三国缺席。在七十六张赞成票中就包括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新加坡、瑞典、英国等西方阵营国家。这个结果很好地反映了新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认同度，如果中国主观选择封闭半封闭道路，怎么可能获得如此多国家的

　　

　　正义支持？

　　

　　从经济交往和科技合作方面看，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合作性工业化，第一次是中苏合作的工业化进程（东方阵营内部的开放），另一次是七十年代初的“四三方案”（东西方合作的开放）。基本可以认定，通过两次大规模合作与引进，中国在重要工业上的布局已成框架，这为之后的更大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一方面受到西方国家的强力封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人民充分运用智慧和勇气进行封锁与反封锁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非常自豪地指出，我们不但在反封锁上取得了较大成就，而且在自力更生上取得了更大的惊人成就。敌人为什么要封锁我们？因为怕我们强大，它们想遏制我们搞“两弹一星”，它们害怕我们国防强大。不过，它们失败了，面对封锁，面对困难，我们没有屈服，也没有放弃，我们成功地突围，我们成功地搞出了自己的两弹一星一艇，强大了国防，我们从此不再害怕列强威胁，并具备了在更大范围内开放的勇气。

　　

　　今天，我们的生活是更好了，但我们不能否定新中国开创者和建设者曾经的牺牲和奋斗，我们不能否定他们为扩大开放做出的不懈努力，我们不能否定他们主观上和行动上开展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的成就。我们应该让先人宽慰，我们应该更加科学、客观地评价他们，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应该是“封锁和反封锁”的三十年，不应该是“封闭半封闭”的三十年。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可能将面临着同样的环境，美国及其跟帮再次想封锁中国，它们又在逼迫中国选择反封锁的策略，亡我之心仍然不死。看到眼前的残酷现实，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从心底里理解在艰难的反封锁中建设新中国的前辈们？我们怎么能说他们自己想封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