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一篇需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的奇文--批判“黑六论”之一的“西化政改救国论”》

全文见东方红网：http://www.dfhsk.org/_d271329734.htm

卫东民

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教授揭露：“仅秦晓他们联手外资操作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改制这一个案例，就造成了中国成千上万亿资产的损失。虽然它还叫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但实际上早已成为英国汇丰银行控股的公司”。随后他们“又以平安保险公司作为资本平台，通过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领域，年年从中国不断榨取更多财富，特别是又通过重组、兼并、换股、控股等手段，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分文不花地攫取了包括中国三家银行在内的上百家大型企业，资产规模不亚于许多中小国家，深圳发展银行就是其中之一”[网，2011年2月3日]。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赤裸裸地吞噬巨额国有资产的行为，秦晓竟然没有被惩以极刑，甚至没有被追究，可见其背后靠山之硬。他是在去年8月刚从招商局这个特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位置上退休的。在职时，便跳出来公开支持搞西化式政改。他胡说当前的斗争是“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并且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他是站在普世价值一边的，所以这实质上是砍旗；他胡说什么按照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合法性，这实质上是反党；他提出“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是在鼓动“颜色革命”；他提出“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公开要学搞垮了苏联的叶利钦；他承认自己是体制内以普世价值为指导的改革派，并因此被称作“中国新右翼”，这显然使人怀疑他是不是在筹组政党，并以此为核心组织搞“颜色革命”的队伍。[见秦晓2010年7月1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等文] 这一方面证明西化卖国派猖狂到了什么程度，一方面证明各级党组织的许多负责人身在右中不知右所导致的软弱涣散等问题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这两个方面共同证明的是，颜色革命的危险已经等种严重。

有哪些根据能证明实行西化式政改会导致亡党亡国？

要弄清西化式政改是什么样子，首先必须看一看西化卖国集团所要照搬的美国“普世价值”的特点。

其一，它的多党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党一党执政制。美国宪法授权政府，随时准备“纠正由于民主而引起的困扰这个国家的罪恶”，并“设法保护少数阶层的既得财产免受多数大众的干涉和危害”。正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史密斯法案》，美国政府曾以“讲授、宣传用暴力推翻、摧毁美国政府”为罪名，对丹尼斯等11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提起诉讼，罪证就是学习和宣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由于长期进行残酷镇压、重金收买、灌输洗脑等等，逐步形成了确保民主党和共和党牢牢掌握政权的格局。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两党“一致之处极多”，“几乎找不出什么重大的争论问题”[转引自司马南《民主胡同40条，285页》]。连美国前总统杜鲁门都承认，“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实质就是一党制”[大众民主，网，2010年8月9日]可见，二者同属资产阶级，只是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组成的民主共和党。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要真实行多党制就应允许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即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可它一面残酷镇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千方百计确保“民主共和党”的执政地位；一面大肆宣扬美国实行的是允许任何政党参选总统的多党制，这就充分暴露了它的虚伪性。

其二，它的直选制实质上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资本决定制。从表面上看，在美国不仅人人可以做总统侯选人，而且人人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去直接选举总统。实际上，事情要复杂得多。就拿上一次总统选举来说，仅仅为了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希拉里就花了4200多万美元，奥巴马花的更多。没有大财团的支持，谁能玩得起？再说，总统的选举过程，类似于股份公司选总经理。先是由控制董事会的控股股东们圈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内初选候选人名单，而能列入名单的只能是大财团控制的组织“共济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如奥巴马便是共济会控制的三边委员会培养的。接下来是进行党内选举，即从大财团最后圈定的两人中确定一人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最后，才让每个散户投一票即让大家从圈定的两党候选人中选其中的一位为总统。并且，万一当选的人不符合大财团的要求，他们还会采取其他手段换人。如肯尼迪便因为要把大财团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夺回来，而被打碎了脑袋，并且死了连调查档案都不公布，至今封存。可见，直选制只不过是资本决定制的遮羞布，或者说，美国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其三，它的选举史实质上是制度性腐败的恶性发展史。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共选出40多位总统，其中有24位起码和另一位总统有亲戚关系，30位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当中有交叉]。就此来说，美国的民主政治就是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近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美国众议员艾伦说：“这将使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合法化、制度化”[转引自司马南《民主胡同40条》，第307页]。连总统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是的，竞选需要媒体和广告，需要钱，弄钱过程产生腐败，拿了钱就必须照顾金钱提供者的利益。”[同上，第316页] 这种制度性腐败的另一表现形式，是通过选举当上总统、副总统的布什、切尼，驱使军队和媒体等国家机器通过战争在伊拉克为自己的石油、军工企业谋取成千亿美元的利益。并且，在美国这些腐败是根本不算作腐败现象的。但即使这么算，它的腐败也非常严重，例如涉及500多亿美元的世界上最大贪腐诈骗案即麦道夫案，就发生在美国。就是说，真正实事求是地进行评定，实行多党竞选制的美国恰恰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相反，被他们称为“独裁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的毛泽东时代，却是世界公认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时期；被他们称为“极权主义”的古巴、朝鲜，却也在廉洁方面名列世界前茅。这证明，他们宣传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防止腐败，是个用心阴险的大骗局。

其四，它在多国推行“普世价值”实质上是在策动“颜色革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美国发表过一篇以“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为核心内容的演讲，认为在苏联瓦解过程中，美国及英国情报部门“观念上斩首”的行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观念上斩首”，就是指用西方的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权观。并且，在策动“颜色革命”中，美国往往更露骨地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例如，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明明是民选总统，但因为不按美国意志办事，就被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

由于西化卖国集团搞的政改是要照搬美国这一套，如果图谋得逞，以上四点自然便成为导致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四个原因。而这方面更直接的根据，则是西化卖国派的所作所为。这主要包括：

----他们在“新西山会议”上公然大讲“共产党非法”，应当推翻，并主张“效法台湾模式”，走附庸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旗帜网，2006年4月10日]。

----他们公开提出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颠覆”[辛子陵，《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他们在《零八宪章》中提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造成了“普遍贫穷和绝对集权”，因而要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和解体。[2008年12月3日]

----他们在香港联名出书，公开呼吁“为赵某某评反”，以后逐渐平反“liusi”[多维新闻网，2009年4月10日]

----他们公开煽动反革命暴乱和军事政变，“以暴力克服暴力”，认为“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讲话，2007年4月27日]。

----他们积极策动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叫嚷“先狙杀毛左，后走上正路，这是对人民负责！棋局无解，唯有奇峰突兀”[见凯迪网开设的屠杀左派讨论专栏，2009年5月9日]。

由此看来，由于敌对势力相当猖狂和强大，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就一天也维持不住，因此自然都把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看作自己的民主权力。这就是说，民主的实质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还是由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当家做主；是由代表极少数剥削者的政党还是由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政党执政。 因此，按照“西化政改救国论”搞政治体制改革，用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那一套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肯定会加重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等，直至导致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灾难在中国重演。并且由于国情特殊，中国内乱、内战的局面要比苏联严重得多，造成上千万甚至上亿人的伤亡都有可能。到那时列强甚至一些小邻国都会乘虚而入来瓜分一块领土，我们美丽可爱的神州大地，都将成为新型殖民地或者敌占区；那时的人民大众，将成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标示的那种被殖民者或者亡国奴。请稍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都应当认真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惨痛的情境啊！

第三，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才能救中国？

毛主席1945年在延安和黄炎培谈到如何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实质上就是人民群众按照真正当家做主的制度，适当直接行使民主权力的大众民主。这种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是防止党变质国变色的出路；在基本复辟了附庸资本主义的社会，则是打倒西方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复兴社会主义的出路。这是因为：

大众民主具有广泛性。在新中国的前30年，人民大众不仅在政治、文化上翻身做了主人，而且在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即实行了保障经济民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正因为这样，职工能按照鞍钢宪法参与对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民主管理。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显然是不会让雇佣工人在企业里当家做主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具有政治、文化、经济的全面民主权力，这种广泛性，无疑是资本主义民主无法相比的。

大众民主具有真实性。既然平民百姓是人民的主体，那么是不是让他们直接参与对国家的管理，便成为在民主问题上区分真实性和虚伪性的基本标准。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普通工人、农民、战士代表占全国人大代表的60％以上，而西方国家的议会里却根本没有一个平民百姓，全都是大富翁和被他们收买的官僚政客。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硬说社会主义国家独裁,硬说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这就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性。

大众民主具有彻底性。近代以来，阶级统治通常都是由其政党直接行使的，这种政党便被称为执政党。由于无产阶级是最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阶级，因此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一条，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不腐败变修。而要真正保证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来使人民群众直接监督和评判党员干部是否全心全意人民服务。我们党肯于使用这种办法[当然应防止无政府主义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之类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便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彻底性。这一点，更是资本主义民主望尘莫及的。

这就告诉我们，推进以大众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义集团从而挽救我们党的唯一出路。苏联剧变中特别令人震撼的一个教训，是8 2 %以上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却由于高级干部中7 6 %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导致了复辟倒退。因此，我们一定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是我们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新路；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众拥护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实质上是提出了革命民本主义观。这指的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本主义。这里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的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精神文明。正因为这样，按照革命民本主义的要求推进大众民主改革，才最有利于战胜附庸资本主义。

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在现阶段包括以下内容：

[一]在各级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中，本身是普通工农兵学商及知识分子的人大代表，恢复到60％以上；

[二]在宪法中恢复关于职工有罢工和人民群众有运用“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实质上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化]权力的规定，以使他们更好地进行反帝反修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三]建立弹劾制与直免制相结合的保障机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最惨痛的教训之一，是一旦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掌握了大权，便很难把他搞下台。因此，在全国人大应建立多数代表赞成便可弹劾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多数赞成便可直接罢免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使之成为人民政权不被推翻的一项根本保证。

[四]全面加强对各级领导者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的问责制。比如对大量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及其他食品、物价上涨幅度大大超过许诺、大量购买美国“两房”债券使全国每个人平均损失几千元，就应当追究国务院领导人的责任。

[五]发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全国人大制定惩治汉奸法，并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对汉奸卖国贼的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严惩一批罪大恶极者，挖掉西化卖国集团的社会基础。

[六] 在教育群众增强民主意识，关心国家大亊的基础上，用适当的方式联系和组织人民群众，遇到西化卖国集团搞街头政治时，便带领群众把他们冲垮，使其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七]汲取建国前30年整党建党经验的精华，开展一次新式的整党建党运动，坚决清除包括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成员及其顽固追随者、各种腐败变质分子在内的假共产党员，使真共产党员掌握领导权，从组织上保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

实践已经证明并且绝大多数群众都会相信，搞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改，才能真正救中国。

第四，应不应当把“反帝除奸，救党保国”作为现阶段的一个口号？

抛出“西化政改救国论”，既证明在这之前提出“反帝除奸，救党保国”，就是说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三年决战”这个阶段中，要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打倒修正主义集团的突破口 是必要的；又证明真正坚持“反帝除奸，救党保国”，就应当批倒批臭“西化政改救国论”。

由张勤德执笔起草的《09建言》提出 “反帝除奸，救党保国”[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并以铲除汉奸卖国集团为突破口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来挽救党，从而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和保卫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的口号后，被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视之为“左”，极力加以打压。同时也被左派内部的一些同志视之为右即在搞改良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且，他们对几年来在转基因、金融、物价、网络、重庆模式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为反帝反修，实现社会主义复兴伟大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张宏良教授，进行了猛烈批判，说他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穿西服的宋江”。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我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依然是主要危险，必须重点反对，但在革命左派内部，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危险性则相比较大。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认为在现阶段不应当提出这一口号的有左倾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员中，只有极少数是别有用心的顽固不化者，绝大多数同志是受了教条主义的一些影响或有点左倾幼稚病，就是说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这种问题，必须弄清以下基本事实：

其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什么。现在中国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大多买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债券，起着支援他们进行国家建设的作用；西方国家及其附庸在中国的资产也达3万亿美元左右，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西方国家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已攫取中国数十万亿元的老百姓血汗钱。中国在海外上市的几乎所有网络集团公司，都被西方国家控制。“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网，2009年7月18日]。在省部级以上干部中有相当多以老子官僚、儿子老板、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隐性官僚买办。“从1995到2005年，我们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云南信息报，2010年3月11日）。毛主席1965年就说过“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前奏》，第16页] 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中国确实已成为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或者说正在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可以说，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看的。连美国人都承认，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中国特色附庸资本主义，当然具备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和特殊情况下，它的附庸特色也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在“三年决战”时期，这种特色自然特别突出。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步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忽视或不承认这种附庸特色，把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论断当作教条照搬照抄，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对革命事业并不真正有利。

其二，西化派和补课派谁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里所说的补课派，指的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的那些人。由于他们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自然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和西化派的区别，当前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西化式政改的不同态度上。正因为这样，补课派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对“西化政改救国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而西化派则对补课派进行了相当激烈的反击。例如，杜导正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上公开说：“中南海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在意识形态上各种各样的禁令，多是保守的、倒退的声音”。在北京召开的学习贯彻关于政改讲话的座谈会，则给党的一把手扣上了“中左”的帽子。辛子陵2010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中提出，他主张允许同样主张推翻权贵资本主义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左派，作为多党制下的一个党派参与竞选”。不难看出，这些西化卖国派最怕左派根据毛主席的策略原则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突破口，最希望“左派”和他们联合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便他们混水摸鱼，搞乱社会，分裂祖国。所以，他们确实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其三，党内高层到底有没有社改派。资改派和社改派的根本区别，是坚持还是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因为，这是现阶段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准，自然应当用来区分这两派。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便可看出一些同志把陈云、王震、宋平、邓力群、郑天翔、魏巍、马宾、李成瑞、刘实、韩西雅、刘日新、王子愷、谭乃彰等同志说成“资产阶级左派”即资产阶级成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他们不同程度的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他们都主张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应当被划入社改派。再说，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由于30多年来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问题从总体上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卖国行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使不少同志有所警醒。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社科院长陈奎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指出右已成为主要危险，并在中国社科院组织力量批判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提出要防止有人篡党夺权；一大批开国元勋的后代如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的儿子苏铁山等，都站在了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第一线。山西省将多数私有中小煤矿收归国有，在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上迈出第一步；福建在全省查禁转基因大米；黑龙江省提出要反对大量进口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大豆，保护和促进我国的非转基因大豆产业，特别是重庆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重庆的“唱读讲传”召唤向红色经典的回归；打黑反腐剑指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基础；采取把公租房交由国企承建等办法使国有资产在近几年增长6倍以便尽快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采取向豪华住宅征收房产税以补贴公租房等办法计划在近几年大大缩小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由4.2降至3.5]；采取大量办实事好事等办法坚持“民生为本”；采取实行“三项制度”、“三进三同”等办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采取逐步扩大人民群众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力等办法推进大众民主的建设和改革，实质上是在恢复和根据新实践发展“革命民本主义”。尽管这是很初步的，不少方面仅仅是露出一点迹象，但它的发展趋势无疑应当得到我们适当的支持。以重庆模式为代表的这类现象，今后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仍断言党内高层没有社改派，恐怕有点武断和为时过早。当然，我们也不能对党内高层出现社改派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的根本希望、根本力量都在人民大众。因此，用适当的方式方法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四，当前矛盾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极力推进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所造成的腐败严重、两极分化和附庸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整个地都扣在共产党头上，而把自己打扮成反贪腐、反权贵的英雄，以便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例如辛子陵就到处宣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赴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党全国人民和权贵资本主义的矛盾”[2010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网，2010年3月3日]。我们知道，贪腐严重、贫富分化等等，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满，加上在民主问题上有不少人被搞乱了思想，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西化卖国集团打出反贪腐、反权贵、反专制的旗号，显然用心极其险恶，就是要借此推翻共产党。秦晓们公开宣布要砍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推翻共产党，则更清楚地说明他们连修正主义集团也要除掉。如果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反对以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为突破口进而“打倒资改派，实现大转折”，却也主张打倒整个共产党，甚至提出“联合极右派，推翻共产党”的口号，显然有利于他们乱中夺权。并且，卖国求荣实质上是最大的贪污腐败；殖民地化是最残酷的私有化；受国内外资本的双重剥削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最大根源，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凶恶的权贵。由此可见，培植和导致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买办资产阶级座大，是修正主义带来的最大恶果，狠狠揭露和打击这个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西化派或者叫走殖派（打着改革旗号走新型殖民地道路的反动派），才能更充分地暴露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击中走资派的要害，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所以说，真正反腐败、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义，就不应当全盘否定把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打倒修正主义的突破口的主张称之为改良主义。

其五，在当前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冲突中，应重点打击谁。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2.20事件”即本月20日发生在北京王府井和全国十多个城市的“茉莉花革命”，核心口号是“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他们的基本方式，是“海外指挥、网络联动”。赵某某的秘书鲍彤马上表态，认为这“说明民众有（争民主的）正气，很可嘉”。一位“党内人士”立即发表谈话，鼓励这些“颜色革命”的斗士“要持续进行有关的行动并且建立发布信息的渠道等”；还说“我希望其它党内人士要认识到大局，给自己留条后路”；“连我这个老党员都对一党专政失去了信心，谁能保证共产党哪一天不会翻船呢？”美国一些媒体更是欣喜若狂，给予最坚决的支持。这种内外联动、搞乱中国的架势，最显著地表现在，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竟然亲自赶到王府井现场助威打气，赤裸裸地呼应中国汉奸“带路党”[网，2011年2月23日]。不难看出，这场“颜色革命”的直接目标之一，正像格鲁吉亚通过“颜色革命”用西化派的代表人物取代修正主义者、时任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是西化卖国集团的首领要夺取修正主义集团掌握的最高领导权。可见，这次“茉莉花革命”，实质上是西化卖国的反革命运动。在西化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这种斗争中我们应当重点打击谁？显然应当是前者。正像赶走了日本鬼子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样，在首先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之后，我们接着就要集中力量进行打倒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这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许多老前辈例如李成瑞同志就赞成这样做。

由于这场“决战”直接决定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并且在一年之内甚至几个月内便可能发生，为了确保必胜，我们一定要迅速发动多方面的战略进攻。这包括以下几点

[一]利用多种形式和手段，讲清腐败严重、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和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等一系列问题，西化卖国集团都负有重大责任，并让人民群众都知道这一点。现在他们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人民救星，把屎盆子全扣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头上，作为实行西化式政改即彻底推翻人民政权的借口，这证明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

[二]以无产阶级革命胆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取适当措施收回所购美日等国的债券，主要用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全国平均每人将从这20多万亿老百姓血汗钱中，得到1万5千多元。

[三]擒贼先擒王。先把谬论和卖国行径及亲属的腐败行为揭透、批臭，使之成为过街老鼠，西化派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四]毛派共产党人要亮出自己的旗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红旗；提出现阶段的纲领，这就是逐步回归科学社会主义[见“09建言”主张的三步走战略]；阐明所主张的革命民本主义发展观。

[五]要使当权者认识到，单纯依靠军警是非常危险的，教育、动员、组织群众保卫红色江山才是制胜之道。在这关键时刻，对那些仍然顽固坚持反人民立场者，应坚决采取适当措施把他们清理出去。

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形势发展，得到人民支持，稳操胜券。

毫无疑问，在街头政治的冲突中发生反革命暴乱时，我们必须进行武力镇压；在各地的反修造反革命行动受到修正主义集团镇压时，我们当然要进行武装反抗；在出现俄国1917年那类形势时，我们当然要进行新型的中国“十月革命”。毛主席当年通过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在遵义会议上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天我们则要通过反对卖国主义、修正主义来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保卫人民共和国。我们把“反帝除奸，救党保国”作为现阶段的一个口号，本意就在这里。水陆洲等战友在《必须在思想上划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界限》一文中把这个口号简化成“保党救国”，是有一点误解的，故此详加说明。我们深知，水陆洲、马门列夫等战友多年来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艰苦卓绝的反修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实在可歌可泣！他们现在继续进行反修斗争，也完全必要，只是不应在这场“决战”的关键时刻反对重点打击西化卖国集团。因此，我们是多么渴望能和这些战友消除误会和分歧，共同战斗，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啊！

根据大量事实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大胆做出三个预言：一是从现在至十八大的1年多时间里，西化卖国集团将和包括真共产党、党外马克思主义者、左派、人民群众、一切爱国者甚至补课派，发生一次决战。尽管形式会或明或暗、或文或武，但斗争不可避免。在这次决战中，西化卖国集团将遭到失败。二是在这个时期，会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站到真共产党和左派一边。三是重庆将会在实现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事业中继续起带头作用，重庆模式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更多的省、市、自治区将走重庆之路，重庆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受到教条主义影响和有点左派幼稚病的同志，就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以打垮西化卖国集团为突破口进而打倒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当中。由于这些战友阶级立场特别坚定，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特别强,因而特别能战斗，一定会为党和人民做出特别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