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尸要价》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
《挟尸要价》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
宋公明
连日来,网上对《挟尸要价》一事议论纷纷,有人在争论照片的真假,有人在谴责道德的沦丧,也有人在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很多人指出,在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就只有死一条。
一切经济都是人的经济。一切经济活动都不能只见金钱不顾人,问题只在于顾的是什么人。那种各人顾各人、一切交由无形之手去支配的所谓自由济经济,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了明日黄花,声名狼藉。可是却被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当成宝贝捡了回来,疯狂地加以推行。
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将计划经济所提倡的无私奉献形容为“逻辑不通,矛盾百出”。“听起来这是道德高尚的精神,其实是欺骗性的,因为每个人无例外地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话,请问这利益该给谁去享受?”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全国人都大公无私,那利益就得出口,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大公无私,那利益“就得输出到月球上去”,这一荒谬的推断正好说明要大家无私奉献只是少部分人侵占他人利益的借口。 “毛泽东还要求他的子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果人人都敢于牺牲,不怕死,这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恐怖分子。”茅于轼举了坐飞机的例子:“你为什么敢坐飞机呢?因为你知道驾驶员怕死啊。”
那么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说“人都是自私的”,“只有自私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根据他们通的逻辑,所以“公有制企业只会养懒汉”,所以“一私就灵”,于是掀起了一股破公立私的狂潮,以全民下海为诱饵,以数千万职下岗失业为代价,恨不得瓦解所有公有制经济而后快。当私有经济兴起时,他们又不失时机地鼓吹“市场经济要让道德走开”,“原罪可以不追”,“只要不犯法什么都能干”,“给职工的工资福利不能太高,否则他们就肯拚命干活了”,“今日工作不努力,明日努力找工作”,等等。终于把经济引上了一条最原始、最野蛮、最无耻的死路上。《挟尸要价》、《导游辱客》、《梦幻家园》等等现象,不过是这种吃人经济中无数血泪的代表而已,更不要说毒奶粉、地沟油、转基因以及数不清的事故所造成的危害了。可以说,精英们的罪恶,盖不亚于恐怖主义也。
这些惨痛的现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把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赶到市场,就如同把奴隶赶到角斗场一样,所谓的“平等竟争”,你是让你们为生存和就业而拚得你死我活,而让少数掌握生资料的资本家和官僚买办坐收渔利,坐观享乐。他们一边吸食着劳动者的血汗,一边反过来还说你们穷鬼素质太低,道德太差。而对这一切,他们又归罪于毛泽东,归罪于执政党,归罪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他们要经续继深化“改革”,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要改到何处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我们当然不反对改革,也不反对市场经济。但是改革也好,市场经济也好,都要以人为本。即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为本,这就要以科学发展观统帅改革和经济,就要按照宪法的规定规范一切政治和经济。如果继续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违背宪法的路子走,继续搞这种最原始、最野蛮、最无耻的所谓市场经济,那么不仅广大劳动者要忍无可忍,而且资源的破坏,生态的恶化,也必将是死路一条。
附一:
SOS,可怜的道德在呼救!
宋公明
SOS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最初是用在海上船舶呼救。海上航行的船舶如果遇险,就可以用无线电发出SOS求救信号,凡是收到这个信号的船舶,都要无条件地尽快赶往营救,而不管对方是谁。著名的泰坦尼克号遇险时,就发出过SOS信号。
SOS信号出现在20世纪初,是现代航海事业的需要和无线电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由于这个信号,产生了一个新的航海规则,就是海上航行船舶对海难事故和落水人员有无条件救助义务,因此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后来这个信号不仅用于航海,而扩大到一切需要救助的场合。凡是遇险的人员,都可以用SOS信号求救,而凡是收到救助信号的人,都应当尽可能地去救助。虽然因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不断发展和普及,SOS求救信号已被新的信号所取代,但是仍未退出历史舞台,在遇险时仍然可以用SOS信号求救。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北川县禹里乡村民就在农田上画出“SOS”求救信号。
SOS信号,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产物。无条件救助规则,体现了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毛泽东主席说过,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有难,大家支援。1960年山西平陆县发生民工集体中毒事件。为了挽救61个民工的生命,山西、北京、上海各地无数互不相识的人们加入到这场与死神抢时间的争夺战,不计一切代价,争分夺秒,终于取得了胜利。那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山西平陆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如果听任人们大规模的饿死,又何必救这61个民工?事实是国家有严令不准饿死一个人,做不到的官员要受严厉惩罚。去年汶川地震,很多人自发地自费赶赴现场实施救助,如果有人乘火打劫敲诈勒索,那是要被当场击毙的。
现代社会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就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起码要尊重生命,要相互帮助。海上航行,见到海难事故要无条件救助,这是国际海员必备的素质。这种精神早已经推而广之,对一切遇有危难的人,都应当无条件的救助。例如汽车在行驶途中,见到别的汽车着火,就应当自觉将本车的灭火器拿出来救火。路人见到迷路的孩子,就要自觉送他回家或者警。这是现代社会成员必备的素质,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准则。在互联网上,经常有人因为某种困难而发出SOS的救助信号,也总是能得到很多不相识的人帮助。
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却存在着另一种思潮,就是某些主流精英鼓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认为,自私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一切向钱看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只要不犯法,什么都能干。即使是犯法,有背景也能干。笑贫不笑娼,认钱不认人。有奶便是娘,无钱不认爹。马路上看到老人跌倒,千万不要去扶。因为照某些精英的“生活常理”,不是你推的你为何要去搀扶?去年南方雪灾,不少旅客困在公路上,有人乘机将方便面买到五十元一包,似乎很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主流经济学家是很赞赏的。房地产商说,有人买不起房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慈善机构。同样,荆州的打劳公司老板也说了,你买口香糖能不付钱吗?是呀,打捞公司是企业,也不是慈善机构,凭什么要无偿为你们捞尸呢?至少,人家是明码标价,凭劳动换钱的。只要不犯法,什么都能干。至今也没有哪个部门出来说有偿打捞犯法嘛。
那么挟尸要钱是不是构在敲诈勒索罪呢?好像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是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打捞公司是有执照的,是合法经营,是市场行为,是有偿的行为,那么讨价还价就很正常,谈不上威胁、要挟、恫吓。顶多是乘人之危,那也只能属于民事纠纷。那么是否构成辱尸罪呢?也很难成立。如果打劳公司的打捞作业需要只能这样操作,那么也就不能算是辱尸。将来国家应制定捞尸操作规范,规定不准用绳子拖拉,出水后应向尸体三鞠躬,默哀三分钟。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规范,就不能这样要求人家。
当然,在下这样说,并非支持打捞公司的做法。在下只想说明,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论造成的。某些精英鼓吹自私是社会的发展的动力,用剥夺生产资料让人下岗的方法让大多数人失去谋生手段,让他们在生存的压力下被迫采用各种不道德的或者非法手段谋生,迫使他们按受只有自私才能生存的现实,从而证明人都是自私的理论。在“只要不犯法,什么都干”和“市场经济让道德走开”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谋生,为了赚钱,把道德完全抛弃,理性为之不存,人性为之沦丧。这与科学发展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也是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这不是一个打捞公司的问题,而是社会被某些精英所劫持。
市场经济让道德走开,弃之如弊履,这很容易。但是要让道德重新回归,那就难了。道德被重新提起时,已经到了沦亡的边缘,这比经济崩溃的边缘更加危险。道德发出了SOS的求救信号,但是谁能去谁肯去挽求道德的沦亡呢?中国的航船是不是触礁了?如果发出SOS的求救信号,会有人来救助吗?
SOS,SOS,SOS…
2009-11-9
附二:
挟尸要价背后的推手和当今社会的病因
宋公明
很多人对“挟尸要价”的那位白衣老者怀着极大的义愤,进行声讨,进行谴责。一些本来一贯反对别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论“改革”的自由派人士,自己也站到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了。然而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船工从事打捞工作,是为了谋生,讨价还价是应有之义,何错之有?要说道德,更是可笑了。是谁说市场经济要让道德走开的?是谁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成理论基础的?是谁在鼓吹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为了生存而从事打捞的船工相比,那些替奸商做广告骗钱的明星,没有钱就停药不治的医院,强收赞助费的学校,收评审费毫无愧色的专家精英,他们是不是更无耻?轮到屁民头上就要讲道德了?这道德是供精英拿来擦屁股的吗?为何不敢谴责那些无耻的精英,只向可怜的船工开火?是不是欺软怕硬?
有人说,用绳子拖着尸体,是对死的不尊重。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下也赞成打捞到尸体后,要向死者三鞠躬,然后用专门的盛尸袋收敛。但是很可惜,现在打捞行业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也不能怪到船工头上。其实在历史上,收敛和打捞尸体历来都是由地方政府办的公益机构去实施的。市场化之后,打捞业放任自流,并无统一的市场管理,更谈不上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这能怪船工吗?养了那么多主管部门,都是饭桶吗?都其实船工也只是打捞公司的雇员,他们的行为也是职务行为,其后果应当由公司的法人承担。船工不过是老板的工具而已,为何要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船工?只会捡软柿子捏?
由此说到香港导游辱骂大陆游客事件。导游也是职务行为,其后果也应当由公司法人承担。如果旅游主管行政机关没有制定明确的导游的行为规范和技术标准,旅游公司也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那么把责任全部归到导游身上,又有什么用?旅游业恶性竟争,出现零团费和负团费,全靠导游把游客带进商店购物收取回扣支撑,这是公开的秘密。导游没有工资,全靠业务提成,逼得导游不得不对游客软硬兼施,哄嚇诈骗,甚至把游客关在商店里两小时不让出来,甚至白天当导游,晚上当妓女。旅游公司的老板把经营风险完全转嫁到导游头上,坐收渔利。而整个旅游业的上层精英,都在吸着导游的血汗,对恶性竟争熟视无睹,束手无策,反过来把板子打到导游身上,以混淆视听,糊弄大众,是不是太过无耻了?这次旅游业潜规则的曝光,让人们看到了所谓的购物天堂是个什嘛玩意,表面光鲜高雅的旅游业是多么肮脏无耻,而导游血泪斑斑的生存状态,更是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在这种市场经济下,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是多么邪恶狰狞,是多么荒唐可笑!
把经营风险转嫁给职工这种极为卑鄙无耻的行径,却是所谓市场经济下的普遍现象。例如小品《梦幻家园》中所表现的售楼小姐们,也是靠业务提成,没有销售业绩就只好喝西北风,甚至要被老板炒尤鱼。所以售楼小姐只能使出浑身解数来对顾客进行坑蒙拐骗。不敢动房地产大老板一根毫毛,讽剌售楼小姐有什么用?对售楼小姐来说,什么劳动法,什么劳动合同,什么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主管部门明明知道业务提成现象普遍存在,有谁过问一声了?把百姓置于生存和就业压力之下,逼迫人们去接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论,去互相掐架。就如同把两个奴隶放到角斗场上让他们互相拚命一样,精英们坐观取乐,还说这是公平竟争,谁叫你打不过人家?这种建立在残酷剥削压榨和坑蒙拐骗之上的所谓市场经济,难道不是最野蛮最荒唐最落后最无耻的经济吗?
民之谋生,其大如天。反三俗总不能拿小老百姓开刀吧?在这种极其原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屁民们为了养家糊口,能高雅得起来吗?有人把郭德纲当成三俗的典型和代表,这也太看得起郭某人了吧?他够份量够等级吗?他不就是个没有人发工资只好靠卖嘴皮子混饭吃的艺人吗?虽然也混成了个不大不小的腕儿,但是离大师还差得远吧?他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方向,也当不了三俗的领头羊。化上亿的资金建什么西门庆故里,恢复什么裸体纤夫,林黛玉裸体出镜,把老实巴交的农民当成笑料,用“傻根”的形像来代表工农兵,这些不算三俗吗?且看艳照门的主角照样风光无限,日记们的主角依然官运哼通,拿郭某人来当替罪羊,岂不好笑?
挟尸要价和导游骂人这类现象,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精英们的所谓市场经济,确实是最原始最野蛮的市场经济;所谓的公平竟争,就是把百姓放到角斗场上互相掐架,让他们一小撮人坐收渔利,坐观取乐。如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改革”还不够深入,私有化还不够彻底,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全,国有企业还没有全部消灭,所以要继续深化“改革”,决不动摇。如果执政党不听他们的,那么他们就把责任推到执政党身上,扇动和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企图搞颜色革命,取而代之。
然而事实已经教育了人民,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社会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造成的,也不是因为执政党的纲领造成的,而正是由于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削弱和破坏了公有制经济,背离了执政党的纲领,才造成了今天的恶果。
前苏联政权解体国家分裂的教训,挟尸要价的残酷现实,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以南街村公有制经济为代表的先进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执政党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过巨大牺牲,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执政党是有感情的。人民也不反对改革,并承担了改革的巨大成本。人民要求有生存的保障,并不过分吧?执政党自建立以来,也曾经历过多次生死存亡的危机,都是靠自身的民主机制和人民的支持渡过来了。人民并不因为执政党有腐败分子有错误路线就否定和抛弃执政党。现在,危机与机遇并存,前途将会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0-8-22
附三:
读人民日有感—政治体制如何改革?
宋公明
1月12日人民日刊登了两篇文章,一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张海鹏 《 人民日 》( 2009年1月12日 07 版);二是《在当代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赵曜 《 人民日 》( 2009年1月12日 07 版)。
这两篇文章谈的都是敏感话题,而且是发表在人民日上,当然十分引人注目,人们不免要猜测,这是一个什么政治信号?
想当初,对姓资姓社问题是采取“不争论”的方针,先干了再说,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只谈改革,不谈姓资还是姓社,连网上也作为敏感词加以过滤。而某些所谓主流精英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他们搞的一些所谓改革,其实是在故意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例如生产资料从公有制退回到私有制,大量的国有和集体财产以及国有土地矿山等资源落到私人手里;黑砖窑、血汗工厂那样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又重新出现;大批工人下岗,由企业的主人沦为弱势群体;贪污腐败大量产生且无法遏制;社会伦理道德被颠覆,世风为之江河日下,等等。但是由于打着改革的旗号且“不争论”,人们无法对这些倒行逆施加以批判。所谓主流精英们总是说,这些都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是改革中必须经历的阶段,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等等,百姓们没有话语权,没有人和你说理,没有人向你解释,只能在新的三座大山下苦苦挣扎,度日如年。
现在看来,主流精英们的所谓改革,无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非就是用拉大差距来调动人的本能私欲,用剥夺生产资料来逼迫人们去为谋生而竟争;无非就是用一包就灵,一卖就灵,一私就灵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进行巧取豪夺。这些做法如果真的很灵,如果真的能让国家富强起来,真的能让全国人民都走上致富之路,社会成员都能有工作,有住房,能上学,能看病,那么姓资也好,姓社会也好,都可以不计,那怕改名易帜,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说不定还会得到人们的欢呼和庆贺呢。也许,精英们当初就是打的这个如意算盘,不争论,闷声大发财,到时生米做成熟饭,成了既成事实,姓资姓社还用争论吗?
然而可惜得很,主流精英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太精,反而把事情搞砸了。现在自以为对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所谓自由派也承认当前社会并非一片美好,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自由派的宣言中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精英们的所谓改革遭到质疑,他们出的馊主意遭到批判,他们的大乎悠越来越不灵了,他们名声越来越臭了,他们的主流地位越来越不稳固了。
所以,自由派再也忍耐不住,迫不急等地撕下了面纱,抛出了一个宣言,一方面,把改革的功劳挂在自由派的名下;另一方面,把上述社会危机的责任推给执政党,责怪执政党没有完全听他们的话,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说白了,就是迟迟没有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号,没有完全走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
其实自由派的宣言并不是什么新东西,1945年国共和谈破裂后的内战中,在蒋委员长面前碰了壁主张就是这些东西;1957年反右中,在共和国人民面前碰了壁的主张也是这些劳什子。现在又把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已过时的看似美丽实则别有用心的标签搬出来,只能让人发笑而已。无怪乎这个宣言并未产生自由派期待和轰动效应,连1957年的效果都不如。
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茅于轼先生公开表示,1957年把他划为右派一点也没错,没有必要平反,他就是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现在更是如此。自由派对闷声大发财,闷着葫芦摇,实在不耐烦了,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公开亮出旗号,改变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而很多百姓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醒悟,社会之所以出现种种不能忍受的弊端,百姓之所以困在三座大山之下不得翻身,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化过了头所造成的,正是由于主流精英们的馊主意所造成的。
主流精英们蠢就蠢在这里。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搞资本主义,路线图也是清楚的,就是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化控制民生和国家命脉。他们自以为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一切就水到渠成,马到成功了。可惜他们的心太狠了,在自己借改革之名大捞第一桶金大发不义财时,竟然毫不考虑百姓的死活,竟然不肯给百姓留一点生存之道。他们认为只有拉大两极分化,取消社会福利,才能逼迫劳动者拚命活。所以现在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够;用他们的算法,基尼系数不是太大,而是太小。房价不是太高,而是供不应求,是大好事,政府不应干预。经济为何发生危机?社会为何有动荡?是你们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你们搞不好,应当让位,应当搞两党制,轮流座庄,应当让自由派上台大显身手。
据说,俄罗斯是全民医疗免费的,连印度也是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医疗,就业,上学,住房等方面,也都有向普通百姓的倾斜法律或政策。他们虽说是资本主义,但是为了社会稳定,也不得不对百姓做一些让步,而对资本家做一些限制,甚至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是“挂狗头买羊肉”。一些国家在搞“颜色革命”时,为了得到百姓的支持,也会给百姓一点甜头。而中国的精英就是如此愚蠢,自私到了极点。如果他们能收敛一点,少贪一点,吃相文雅一点,对百姓手下留情一点,在医疗,住房,就业,上学等民生问题上,给百姓以起码的保障,那么也许就能得百姓的拥护或认可了,到那时是不是改名易帜还不是全听你的?中国的百姓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最容易满足最听话的百姓,连这样的百姓都不能治理,还能怪谁呢?说什么什么按人头发钱,让大家“分享”改革的成果,说什么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种小儿科的把戏,能骗谁呢?
由于自由派的挑战,不能继续闷着葫芦摇了,不能继续不争论了,因此要打出社会主义旗号。但是人们要问,怎么来判别是不是真的社会主义?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有必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一点探讨。
人类历史经历过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人认为最终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不需要再改变了。对此,在下也不想争论。但是应当承认,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有过进步意义,都推动过产力的发展。
赞成社会主义,并不否定其他社会制度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切都好。电脑的操作系统,从DOS发展到瘟斗死,DOS也有过先进的时候,瘟斗死虽先进,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仍然要不断发展。瘟斗死弄不好,可能还不如DOS好用。就如有了飞机汽车,手推车自行车仍存在,某些时候,飞机汽车还不如手推车自行车管用。但是并不代表瘟斗死不如DOS,不代表汽车飞机不如手推车自行车。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能有些事没有搞好,也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是并不排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而且要长期共存。就如马路上既要有快车道,也要有慢车道和人行道。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公的制,以为公有制就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是极左。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也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集体所制又包括大集体和小集体。这种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现象,要长期存在。
文革后,否定了单一公有制经济思想,大力发展非公经济,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了头,甚至否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破坏瓦解了公有制经济,也是错误的,后果已经很明显了。
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条件下,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体制,如何相适应呢?这就如交通管理,既要顾及高速公路,也要顾一般公路及慢车道人行道,做到各行其道,既不可偏废,也不是一律平等。对多种所有制经济也是如此,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又要顾及其他所有制经济,要使各种经济成份互为补充,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前提是一切以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不能为了发展非公经济而危害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高速公路就是给汽车用的,自行车手推车就是不能上,这里没有什么汽车与自行车平等的问题。同样,国家以公有制经济主为导,也不存在什么平等的问题,而是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轨道。经济性质不同,管理的方式当然也要有所不同,单一的简单化的管理,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是不行的。如果说政治体制要改革,那么应当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制定不同的管理法规,不能不加区别,否则大家都不满意。形式上的公平,一视同仁,是大家都觉得不公平,老老实实的经济都得不到发展,结果是潜规则盛行,腐败不断滋生,社会永无宁日。
反对向资本主义倒退,不是不能吸取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先进成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不需要完善和改进。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先进成份和私有制经济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并不代表资本主义比会主义制度优越,更不代表要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就如某种情况下要使用用手推车和自行车,但是并不代表要取代汽车飞机。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经济也会有不完善之处,弄不好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新生事物,才几十年的历史,当然会有不足之处,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失误或天灾人祸,甚至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得快,这并不奇怪。航天飞机还有失事的时候呢,汽车碰到堵车,还不如步行快呢。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
自由派宣言的出笼,很好。好就好在,它让人们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向何处去?人民日的文章做了回答: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是真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如可才能避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如何才能不让走资派自由派钻空子?这个问题,恐怕各有各的理解,是不是应当争论一下,弄弄清楚,澄清一下思想,统一一下认识呢?
人民在期待着。
20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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