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新自由主义是返古复辟和背叛中国改革

—— 摘自《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

杨斌始终坚持称自己是改革派，对新左派、非主流的称呼都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是主张继承、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成功之路，提醒人们警惕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从“北京共识”的改革成功之路，滑向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公开主张回到亚当·斯密时代，因而绝不是改革而是返古复辟，而且是复辟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拉美、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的这一点。

“做学问正确与否不是靠人数多少来评判，看持哪种观点的人多就是正确的，而是要靠社会实践去检验，正像检验自然科学理论要靠实验，而不能靠人数多少或投票来决定一样。”对此，他的说理简单有力。

“我不是泛泛地批判西方经济学，而是将主要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学界现在受它影响很大，其实它在西方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都只是一个边缘学派，是代表美英右翼势力的里根、撒切尔政府上台后，才依靠政界和资本力量而非学术界的共识，当做所谓规范改革药方推荐给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风靡全球成为垄断资本掠取全球利益的战略工具的。”

杨斌还讲了一个颇有启迪的趣事，他回忆１９８６年曾陪一位日本教授参观北京，当时中国改革还没有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各个社会阶层都从改革中获益，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问题。尽管当时没有今天这样多豪华宾馆大楼，但那位教授却说中国像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他曾在众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工作，到处都是三多，妓女多、小偷多、专给汽车轮胎扎眼讹钱的无业游民多。他在许多国家都经常遇到过一种令人捧腹又心酸的事情，汽车刚刚在路边停下，一群声称要帮助“照看汽车”的人就围了上来，如果他说有锁不需要照看，转身汽车轮胎就会被扎一个眼。他对１９８６年访问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还没有大量的下岗、失业和犯罪现象，他感觉中国仿佛是一个发达国家，主要是大多数人民有稳定的工作，有较好的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机会，而这些比豪华宾馆更反映社会生活质量。 杨斌认为那时真正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所以外国一些学者才将其总结为‘北京共识’，迥然不同于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但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引入了 ‘华盛顿共识’的 所谓规范改革，以前中国改革开放根本没有的社会问题，也像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俄罗斯、拉美一样，开始逐渐侵蚀、破坏中国改革的成功果实。今天难怪有些经济学家特别反感批判新自由主义，他们私下坦言批判新自由主义，就会批到自己的头上来，因为他们的各种所谓深化改革的主张，诸如ＭＢＯ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都是拉美、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时期，由实践充分证明失败的“华盛顿共识”药方。虽然不能谋面，但是我完全能想象到电话另一端的主人，此时会有怎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

杨斌提到，美国２００４年出版了一本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约翰·帕金斯撰写的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作者曾长期以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金融顾问的公开身份活跃在世界各国，实际上却是执行着“经济杀手”的特殊任务。约翰·帕金斯揭露，“经济杀手”无所不做，通过制造虚假财务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情和暗杀等手段，拉拢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设置经济陷阱把第三世界国家拖下水，进而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和自然及资源，等等。尽管美国主流媒体对此书进行了全面封锁，但是，该书仍然在美国出版后的头五周之内就再版了五次，销量排第一，引起轰动和受欢迎程度可说是超乎想像。

杨斌说， “早在１９９９年我就撰写了一本书，题为《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正是分析论述美国设置经济陷阱误导别国，书中的很多分析、推论都为今天的大量证据所证实，包括２００４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美英高官近年来鼓噪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将国际经济机构当做新帝国主义工具，可用包括欺骗在内的‘丛林规则’对付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拉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大量改革实践，等等。国内对社会不和谐、不公正现象的关注，对频发矿难暴露的原始资本主义苗头的谴责，也证实了我提出防止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的正确性。今天支持我观点的人正多起来，而且随着形势发展还会越来越多。”

杨斌谈到他遇到一位德国华裔经济学家，赠送给他一本《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他在回德国飞机上就急切地读完了，到家后马上打电话称，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批判和揭露，其实也是欧洲经济学家的主流意见。杨斌对自己观点能引起欧洲学者共鸣感到欣慰，对国内仍有很多人不理解自己感到遗憾。杨斌还谈到，我国领导人出访拉美期间，拉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提醒中国警惕新自由主义，防范其危害经济金融安全和百姓利益，引起了国内越来越多的重视。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指示加强研究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课题组，２００４年出版了汇集课题组报告和众多知名学者论文的《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从不同角度支持了杨斌多年来坚持的学术观点。俄罗斯和拉美各国当年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现在声名狼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在许多国家纷纷赢得选举执政，170多个国家的社会党在巴西圣保罗宣言中明确表示反对新自由主义，杨斌多年来坚持学术观点的正确性，似乎正在国内外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

杨斌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之所以比较独特，不同于一般海归派经济学家，原因之一是自己涉足的专业领域比较广泛，研修过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理论，经济领域不仅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研修专业还选择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以前苏联东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比较经济制度学，因而能从国际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全球视角多方面来考察经济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善于从历史角度思考，比较自己同老海归派经济学家留学经历的差异，体会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学术思想形成背后的历史原因。杨斌称自己撰写学术专著的观点，更能获得陶大镛、胡代光、高鸿业等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的赞同和欣赏，原因是老一辈海归派经济学家亲身经历过旧中国的资本主义，丰富的历史阅历使他们更能洞察西方经济学的利弊，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也更为全面、成熟。

“一些人初到美国访问，走马观花看着摩天大楼，羡慕地说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这同我刚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心情相似。”话锋偏转，杨斌接下来的话题回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 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只身站在美国的繁华街头，怎能不为所动？“其实这是刚接触西方社会容易产生的误区。当时我在羡慕西方的情绪冲动之后，常常静下来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我接触的一些解放前留学西方国家的老前辈，他们一直坚持批判资本主义？许多老一辈留学生都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为什么他们留学后反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投身革命？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普遍受到尊重，而当年不少老留学生却饱受歧视和屈辱？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留学美国后曾撰文称‘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新、旧中国两代留学生经历的不同境遇，究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还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究竟扩大还是缩小是中西方的历史差距？一些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不羡慕美国、日本，反倒羡慕社会主义的中国又是为什么？这些看似书本之外的细微观察和深入思考，恰恰是我形成独特学术观点的重要原因。”

记者请杨斌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他的治学风格，杨斌略加思索后说： “陈云同志曾说他做事的基本态度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我想说我再添三个字——‘不唯洋’。”

（摘自《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