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中国改革第一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也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三十年过去了，，小岗村近况如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出发，我们能从中总结出什么？

　　

　　三十年前，小岗村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

　　

　　实行“大包干”后，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速度，增幅达到3.67倍！由此人们便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没有前途，只有个体经济、私有化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由此，私有化运动也即以急风暴雨之势在全中国推广开来。

　　

　　首先，我们相信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小岗村由集体化解体为私有化之后，生产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这一个别的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或者说具有多大程度上的代表性？是否因此就能得出上面的结论？

　　

　　下面是一组摘自《中国政府白皮书》“中国粮食问题”的统计数字：

　　

　　第一阶段为1950—1978年。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1.132亿吨，1978年达到3.048亿吨，２9年间年均递增3.5％。

　　

　　第二阶段为1979—1984年。１９８４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吨，６年间年均递增4.9％，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

　　

　　第三阶段为1985年至今。199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666亿吨，11年间年均递增1.2％。

　　

　　这里的“第二阶段”正是显示“大包干”成效的时期。（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1.8亿农户实行了家庭承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第一，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其总的增产效果只是略高于第一阶段的合作化时期，而决不是小岗村的三点几倍；第二，这个阶段的粮食增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正式推广并发挥效能的时期，其增产效果如何，再看一看下面的数字：

　　

　　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从60年代开始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经过12年的努力，成功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1976至1987年间，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

　　

　　——摘自新华网，“感動中國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推算，在第二阶段的六年间，袁隆平的科技成果增产了500亿公斤的稻谷，即0.5亿吨。而这六年总的粮食增长量（以1978年的3.048亿吨为基数，按平均增长率推算）为0.876亿吨，也就是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增长因素已占其中的57.1%,若扣除这一因素，这一阶段的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2.1%，（其它的科技因素如化肥农药家农机等还未计入）这就是说还没有合作化时期的增长率高（3.5%）！

　　

　　再综合第三阶段的年增长率（1.2%），我们可以看出 ，在农村推行私有化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其实是呈现递减态式！

　　

　　那么农民的经济状况又如何呢？资料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８０年代初的１.８比１扩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２３比１。农民的相对贫困状态日益严重，有许多地方还存在着绝对贫困。

　　

　　所以说，小岗村实行私有化后对生产力的推动和发展在中国不具有代表性，“小岗模式”更不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三十年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小岗模式是一个落后模式，它已经远远落在了坚持集体经济的华西、南街等村的后面。

　　

　　1978年以前，小岗村是有名的“三靠村”。那么改革后的情况如何呢？

　　

　　1998年，为了纪念“大包干”二十周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凤阳县委县政府带领有关部门联合出资，给他们建了一所小学，建了一座自来水塔，改造了小岗村住房，电信局还为村民家装上了程控电话。三个月时间，小岗就这样拥有了作为新农村应该拥有的主要公共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张家港市的长江村为小岗铺了友谊大道、绿化，帮助发展小岗的葡萄业和其他农副业，给村民送彩电。人家也只是个村啊！可小岗村还是“三靠”村！

　　

　　可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落后典型是如何成为先进典型，并在全中国强制推广的？！

　　

　　“小岗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剖析的。

　　

　　胡总说得好，我们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而不能困于某一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