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出现一人

我在日本滞在时，常去东京中野图书馆，那是国家级图书馆。我想它仅次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吧！至于东京大学图书馆，我无缘相识，故无从比较。那是一九九五年春日，我锦丝町坐中央线直达中野站，只花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到了图书馆，已是座无虚席。我就到了资料室，那儿空着位置。我就坐下，随即把笔记本和圆珠笔放在桌子上，就开始我的搜索。这次我看见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份的《读卖新闻》，取之，摊开在宽阔的桌子上阅读。《读卖新闻》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第十四版位置上刊出了毛主席的几幅照片和一些毛主席语录、简历等。又评论说毛主席的巨大遗产是创见了“アジア型の社会主义”（亚细亚型的社会主义），说毛主席是红色巨星，说毛主席是将他的哲学贯彻到底的人。在相关版面上还安排了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氏发表演说（小范围内）悼念毛泽东主席。同版面上还有各党代表简短发言。如民社党代表说：“百年才能出现一人的政治家。”共产党代表说：“想起了我们曾经有过的同志关系。”日本共产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时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交往了。我在这儿的图书馆还看见了大量的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争论的材料。好吧，继续——社会党代表说：“毛主席的逝世，是世界范围内的损失。”现任首相（指1976年9月）三木首相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应该作友好的努力。”民众代表说：“世界遭到严重打击。我们从心里感到悲痛。”

同日《读卖新闻》还出了《号外》，《号外》说：“东京街头民众有惊叹和悼念的声音。”

我在日本中央图书馆的资料室里读到这些文字，有他乡遇故知般的温情体验。

回国后的某一日，我在福清市后埔街新华书店里遇上一本《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甚喜，就买了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日本人的评论，很遗憾，没有。倒是有留美华人、台湾左翼人士、香港左翼人士等发表的对毛看法。现在摘录一些放在这儿。

首先是留美华人龚雨村评论毛主席（书中注明龚雨村是美国哈弗大学历史学博士）：“毛是一位永不屈服的斗士，特别是一位永不屈服反帝斗士。毛对外斗争的贡献，中共官方一直是给予高度评价的，一直是肯定的。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英明的君主到了晚年耽于安乐，意志消沉。毛晚年时已是古稀之年，是否还有当年的革命的豪情壮志？事实证明他是有的；不但有，而且老当益壮，斗争的革命豪情尤甚于风华正茂的昔日。”

龚雨村这一段的估计与《读卖新闻》在1976年9月10日说的“毛主席是将他的哲学贯彻到底的人”大体相同。一个人，能够将他世界观定型时期（约在16岁至22岁之间）之哲学贯彻一生，那么此人是幸福的。从资料上获知：活跃于六十年代的日本左翼青年学生重信房子（女性）在本世纪初被捕时，仍然笑傲江湖般利用一切演说机会宣扬她在青年时代即具有的价值观，她也是将她的世界观贯彻一生的人，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龚雨村继续说：“值此毛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应当饮水思源，缅怀毛把中国从次殖民地变为独立自主、再变为世界大国的不朽功业，应当珍惜他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不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屈服，并将他这种无畏的反帝斗争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台湾学者中一，他说：“美国不甘心失去在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而悍然发动韩战，以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超级大国，向新中国挑衅、作战。毛主席以无比艰苦卓绝的毅力和决心，在韩战战场上夺回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以鲜血的事实，向帝国主义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再任意欺负的！”

中一先生身在台湾说出这些酣畅淋漓的话语不让大陆“文字工作者们”汗颜吗？

现在听听丁一先生是如何评论毛主席的（丁一先生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说来也有些奇怪，这一群人，很少当年叫过“毛主席万岁”，今天却在这里纪念（毛主席）。那些大声叫过的人，现在在哪里呢？”（他说话的背景是1993年香港学者们自发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我们1969年9月1日班上也有50来位同学一起喊过毛主席万岁，可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丁一先生说：“我们应当对自己忠实。我相信有许多在今天的确真诚地认为他们过去追随毛泽东追随错了，是不该喊万岁的。这没有关系，可是过去那一段追随，那些“万岁”，确实也是当时所作所为，多半还不是被强迫的作为，那么就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事实，是错误就承认错误。如果不是错误也不必畏缩不敢言。”“被压迫阶级失去了国际上有力的代言者，并不表示世界上压迫的消失。到处仍有各种压迫，今日的美国、俄国都不例外。对于所有被压迫的人们，当他们要反抗、奋斗时，毛主席的著作、言论，仍将是一部十分可贵的宝典。我们在这里聚会讨论，也可以提醒大家，不要只记得作为统治者的毛泽东，更应该记得一直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的毛泽东。“民主”若解释为“人民当家做主”，毛泽东是有其独特的理解的。他显然并不欣赏西方一套循规蹈矩的议会民主，也许他认为这并不适合中国现状。”

这些沉重的话语让我抄写起来也是显得沉重。我要挺一挺胸深呼吸一口气。今天恰好欣赏《刘三姐》，有歌词唱道：“胸脯不挺背要驼”，是的，民众的胸脯不挺，背要驼的。

丁一先生继续说：“七十年代中国，虽然贫穷，但那是一个几乎是世界上最清廉朴实的国家，那时候的中国人民是有自尊心、有信心的人民，现在全国上下似乎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道德规范。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用种种道听途说的方式在私生活方面毁损毛泽东的声誉，可是他毕竟没有任何存款在外国银行，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他的亲生子女，他的子女也不曾有机会利用权势，聚敛私人财富。大多数的精英，大多数已有基础的特权阶级是不会认同社会主义的，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在优势舆论的宣扬下，许多机会主义精英，也曾经跳上了社会主义的列车，也曾经高呼过“毛主席万岁”，现在时势变了，他们自然恢复了本来面目。”

这些文字非常沉重。“今日”之迫切，“今日”之压迫，已经迫在眉睫。可是也由于丁一先生的言论，使我的压迫感稍稍少了些。丁一先生的这些文字原是发表在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等经营的台湾左翼杂志《海峡评论》上的（《海峡评论》1994年一月号），后被《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收录。我估计丁一先生也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士吧，思想那么深沉，那么忧世。

今日读《领导文萃》2010年4（上）一期杂志，读到了杂志摘自《羊城晚报》的文章《“接班人”之难》。原文作者孙玉祥。

孙玉祥说：“毛泽东后半辈子都在为接班人一事用心操劳。然而，他所选的四个接班人，却统统不成功。刘少奇与林彪虽然位高权重，有影响力，可却不符合“两个凡是”要求：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跟毛泽东思想南辕北撤；林彪据说就更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黑手”，不仅另搞一套，还想谋害主公。至于王洪文跟华国锋，则在“两个凡是”方面无懈可击，但在才德包括资历方面，却难以服人。所以，一个在毛泽东的逝世后就成了“四人帮”之一，而另一个也在接班后不久下岗待业。”这样，用我们福清话来说就是“肆个冇一个”。悲哉！

于2010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