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被打看“首先保护富人的权利”

薛涌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300重庆民工因四个多月工资近500万元被项目业主拖欠，罢工抗议，结果被项目业主派出的全副武装的人员残酷殴打，致使十余名民工伤亡，其中1人死亡，2人失踪，6人伤势严重。这一恶性事件，引起了全国的震怒，有关方面不得不有所行动，据说领头打人的两名凶手已经被捕。

其实，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样恶性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殴打讨薪民工，是企业经营的日常手段，也许中国大学的企业管理专业应该开一门怎么殴打讨薪民工的课程，也算是在企业管理学里填补国际空白了。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大打出手，把国法和警察视为无物，难道是两个凶手可以负责的吗？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更大的可能是，这两个凶手有双重身分：既是凶手，也是某些更有势力的人的替罪羊。

最后究竟是哪些人为此负责，我们需要等待警方的调查。不过，前一段媒体上，纵容这种罪恶的声音甚嚣尘上。比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就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企业家赚的第一桶金有点黑也没有关系，反正中国的事情说不清楚，他们还是英雄，还是应该得到保护。那么，当第一桶金黑一点没有关系时，为什么第二桶金不能接着黑呢？开始是偷，为什么实力大了后不能抢呢？当时我写文章反驳这种无耻的观点，寄给长期开专栏合作的报纸，居然被退回来。编辑简单交代：对不起，上版后被主编撤下来，主编说他非常喜欢茅于轼，本报不能批。于是，这件事情成了禁忌。我相信许多专栏撰稿人都有类似的经验：有些主流经济学家是碰不得的。这不是言论尺度的问题，而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已经形成了一股黑势力，盘根错节，门生故旧渗透在各个领域。不同意见说不得，你要揭人家老底，就更不可能。你写文章可以骂官员，但江平不能骂，茅于轼不能骂，张维迎不能骂，吴敬琏不能骂。谁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还不够高？

如今这一恶性事件爆发，组织打人的人可能还觉得有理：茅老讲了，首先要保护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我们的所作所为，正是在保护富人利益，何错之有呢？警察似乎对此也很心领神会，听任这么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在自己的地盘上发生。张五常本身就是个被全球通缉的经济犯罪分子，但现在在国内仍然享受着明星待遇，不久前还在那里骂：六百月薪的工作在广东有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去作？在某些“主流们”看来，人穷就应该指望富人快富起来，多缴税，政府有钱给你发救济，讨什么薪？！这本身就该打。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惩罚几个凶手的问题，而是反省一下，从山西黑窑到广东殴打讨薪民工，这套光天化日之下的奴隶制度是哪里来的？这套野蛮的经济发展的文化是谁创造的？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是那些民工愤怒之下动粗，那还了得吗？那还不成了一个群体事件，必须镇压？从张维迎的领导干部在改革中受损害最大，最应该得到补偿，到茅于轼的先保护富人利益才能保护穷人利益，主流经济学家们为虎作伥，助长了歧视穷人的文化，难辞其咎。

民工死了，但是，富人们日子照过，照样欠薪，照样打人，为他们四处奔波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照样当独董，照样到处演讲，而且收费不低。等这些事情冷下去，保护富人的声音还会出来，侮辱穷人的语言还会有新花样，“仇富”还会成为强加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一大罪状。这，才是中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