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形式，主要是以种种手段，把公器（包括公共财产、公共资源、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等）转为私器，总能称之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等。腐败本身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法外私有化现象。一旦制度安排提供便利，传统型的腐败能够通过制度安排的方式转为合法行为。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腐败总在表面上相对较少、但新的法外腐败行为也仍然存在的一大原因。有了这个基本思维，就能从源头上考察社会腐败现象的演变过程。

　　

在我国六十年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腐败现象同产权现象相同步，经历了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发展过程。当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公有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整体形成了针对几乎任何私有化的全面约束时，腐败现象通常只有单位内的贪污等极小生机，就象田野中的杂草一样，在田间管理（民主）的微观空隙中生长出来，但很快就能得到逐个清理。到了容忍甚至鼓励私有化的行为时，在如同放弃田间管理（民主）的自由市场中，就必然出现属于智能型和创造性的五花八门的私有化手段。

　　

早期私有化在制度安排没有到位时，也必然大都属于法外行为。假如把制度条件上溯到三十年前，则当今几乎所有的私有化行为，全都带有非法性。一旦制度安排逐步向私有化逼近时，则私有化的合法范围越来越大。之所以仍然存在基于法律的特定“腐败”，仅仅是这类特定“腐败”现象，尚未得到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说，想要分析当今世界的“腐败”问题，尤其是想研究“腐败”问题的源头，并为治理腐败提供理论基础时，根本上要把以法律为中枢的社会制度安排作为学术探讨的主线索。否则不可能找到治本之策。

　　

既然如此，想要认清腐败现象的源头所在，实际只要寻找到谁是私有化的真正推手也就罢了。市场之手也许看不见，但私有化的手却是真真切切清清楚楚的。从私有化的“河道”逆流而上，可以看看下游的末端腐败者，即法外私有化之手是谁的门生？应当看看当今部分公器私有的合法化，即已经“转型”的法内私有化的安排是谁的主意？在整个私有化的过程中，是谁在进行竭力辩护？又是谁在早期拼命鼓吹？更是谁从前期准备阶段起，逐步地、不断地解除了一大批具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建设者的思想武装？

　　

这就不难看出，当今中国的腐败源头，正是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主流经济学者和自由市场卫士，他们是私有化大丛林的一代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