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银康　　

　　

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官方有官方的口径，民间有民间的解读。本人是经济的外行，但外行不一定只能看热闹。行家里手也许是身在庐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高是物价上涨的原因，中国外汇储备约有3万1千多亿，其中美元储备占70%。央行已按美元储备的量发行相等的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那么，在国内流通的人民币总量就凭空多出了大约2，700个亿。本人同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高是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但更认为高涨不下的房价是另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　　

　　

经济学中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劳动创造了价值。这不仅是马克思的学说，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史和大卫。李嘉图也这么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据行家说房价由下面几方面组成：土地价格；房屋建造成本价；带征地费-即为实现居住条件所必须投入的辅助设施、环境优化所需的费用。配套费用-即上缴当地政府的市政配套费和地区改建配套费等。开发商销售费用；营业税金，和开发商预期毛利。不管怎么算，房子的价值包含了现在的（比如，房屋的建筑，销售）和以前的（动迁，土地平整，配套设施）的人类一般的活劳动。　　

　　

在开发商把房子投入市场之前，房子的价值已注入了大量的水分。就象卖鸡的小贩往鸡身体里注水然后卖给客户一样。不需要罗列繁琐的数据，我们看看二个现象就行了：中国富豪中，房产开发商占一半以上，中国贪官中，涉及到房产土地项目贪污受贿的占一半以上。暴利和灰色的支出虚增了房子的价值。于是，实际价值2,000/平米的房子可以叫价到20，000/平米. 而且，价格还能随着市场的热度升高而不断往上跳。对这种现象，主流经济学家登场了。一种说法是老百姓对商品房有“刚性需求“。周瑜打黄盖，你愿买来我愿卖。两厢情愿。这就叫市场经济。 还有一种说法更胡扯，就象茅以轼宣称的价值只能从交换中产生的一样。房子往市场里一转悠，就合理合法地从2，000就变成20，000. 甚至更高。　　

　　

那么，在现代的商品经济社会中，有没有一个只贵卖，不买贵的阶层，如房地产商和政府？他们可以高价出售商品房，而不需要从其他地方也以高价购入他们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消费品。答案是没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此有明确的论述。2004年房产大涨，建材价格也猛涨了30%。你或说我本末倒置，是建材的涨价才导致房产的涨价。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是互相拉升的。房产涨价，刺激对建材的需求，从而拉动建材价格，而对建材的需求有必然又拉升建材原材料的价格。你房子卖得贵，那你买其他商品也得花更大的代价。比如，劳动力也是商品，它也有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和再生劳动力的“必要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语）。说白了你得维持工人的吃，住，行，繁殖劳动力的后代，以及获得劳动技能的训练和教育，他才能为你持续不断的创造剩余价值。房价涨了，房租要不要涨？上海的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2010年一般工资2，000元. 今年上升到3，500元. 是雇主们血液中“道德”元素增加了？当然不是。因为，就是住在城市边缘的群租房，房租也猛涨到每月一千。维持劳动力的成本也提高了。没有3，500 元的工资，怎能对付？　　

　　

因此，房价偏离房子的价值，并不影响市场经济按照商品中所包含的等量的人类的一般活劳动进行交换的原则，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物价互相拉升，达到某种平衡。正象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说：“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1] 商品交换的平等价值本来是观念上的“普世价值”的基础。偏爱“普世价值“的精英们到关键时刻就忘本了。　　

　　

造成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货币流通总量的增加。作为经济学的另一条基本原理，一个国家的流通的货币总量取决于待实现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中国待实现的房地产总价格到底多少，本人没有这方面资料，但根据有关部门的数字2010年全国地方政府靠卖地就获得了27000亿收入（全国整个财政收入也仅8万亿）可以想象待实现的房地产总价格数量是极其庞大的。一般说来，卖地的价格在房产的销售的价格中占的比例不会超过50%.那么，待实现的房产总价格应该会在54，000亿以上。是由于因美元贬值而导致人民币虚增的2700亿的20倍！　　

　　

经济学和统计学家可能会演示一套复杂的公式证明我的结论是不符合他们的推理。常识告诉我们，商品房的价格进入了中国GDP的总量，GDP增长了，社会资源（财富）就增加了。要想让这些增加的资源财富流通起来，必然要增加货币量。你能拒绝这个常识吗？　　

　　

你可能会说，建成的商品房是为了满足数量也是极其庞大的住房需求，货币的流通量反映了流通中的商品房总量。可悲的是，2010年中国电力网发布的一则消息，中国大约有6，800多万套的房子是空置的。 这表明，相当数量的商品房是用来投资的，正在高价待沽。我有不少朋友有几套房子，空置着也不出租，因为房子给人住过了，再卖出去会影响价格。如果货币流通总量=待实现的商品总价格X商品流通的次数。商品流通次数应该是一个经济决策者根据经验定出的一个常数。当商品流通的次数低于经济决策者实际预期的商品流通的次数时，社会上的货币流通总量必然会高过实际所需要的货币总量，货币供应量过多而导致物价上涨。　　

　　

这里面透露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西方学者阿姆斯特朗和麦吉对二战以后开始的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历程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总结了亚洲和拉美国家不同的发展途径，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跨国资本和本土新兴资本以一线大城市为据点，逐渐向二线，三线城市推进。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通过媒体和广告，以更快的速度通过一线城市，向二线，三线以及农村地区传播。投资的领域依次为：制造业，以攫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消费市场，包括交通，运输，旅馆，现代化商场，住房。那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既创造了跨国资本活动的环境，又配合本土政府给它提供了一个证明其政策正确性的依据。再次是技术领域。而剩余价值和劳动力则逆向而行:从农村到市镇到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其中，剩余价值再飘洋过海流往世界级的大城市如纽约，弗兰克福，东京。作者得出结论道：第三世界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跨国资本和本土新兴资本积累的过程。[2] 由于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我们暂且不论这个过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房产市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成为国际和国内资本重要的投资场所，并由此攫取剩余价值，它对社会各阶层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不合理的房价使富者益富，穷者愈穷。　　

　　

对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农家孩子，他父母含辛茹苦，用尽了所有的积蓄供他上了大学，毕业后，进上海或北京工作，年薪5万。后来，他找到了他的另一半，假定他的另一半也是年薪5万。他们每年的收入是10万。现在他们准备买房结婚了。上海，北京一套200万的二居室是很不起眼的。假如，他们准备要一个孩子，他们每年能节省付贷款的钱不会超过4万。这样算来，这对夫妻需要50年才能买下这套房子，这还不包括银行的利息和房屋日后的维修。我不否认有的人凭借特殊的机遇或才能，能出人头地。我们既然来谈一般的规律，就只能讨论一般的人，借用法律的用语叫“reasonable person”. 所以，极个别的成功者只能作为励志的榜样，而不能作为制定和衡量一项政策的依据。　　

　　

我为什么举农村青年的例子，因为城市居民不一样。城市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在房屋动迁中从高房产暴利中分得一杯羹。你一定听说过上海人“穷人发财靠动迁”这句话。　　

　　

你或许又会说，这对夫妻虽然熬了50年，他们临老毕竟还有“资产性的财产”呀。请打住。一个开发商告诉我，房屋设计的有效使用年限是30年。如不加以正常维修，不用到50年，这房子已经是难蔽风雨了。你看看盖了三五年的普通商品房现在是什么般模样，你就知道本人所言不虚了。就算这套房子固如金汤，风雨不侵，70年的土地租赁期到了，请你再交土地转让费，即使以那时的房价的30%算，（现在大约是这个比例），请帮我算算他们或他们的子孙还得付多少钱能保持一个住处？　　

　　

当你把这幅图画在脑中放大，相信你会看到，财富时如何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打工者转移到资本的口袋里。　　

　　

注：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2. 　Warwick　 Armstrong and T.G. McGee: Theatres of Accumulation – Studies in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Urbanization, Methuen & Co., 　London　 and 　　New York　　,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