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文学时代的回归

2009年12月03日 世纪经济报道

文学重新成为中国经济政治讨论的中心话题，《蜗居》走出了标志性的一步。这是新的时代将要来临的信号。对于流行经济法律领域二十余年的“程序正义”而言，文学浪潮复兴意味着以社会争论为基础的价值伦理判断的强势回归。在滔滔民意推拥之下呈现的价值伦理诉求，蕴藏了重塑中国市场法治道路的强大动能。

《蜗居》在艺术上并不见得有多成功，它也并没有太明确地宣扬某一种价值追求，而是着重于“实录”今天发生的事情。用以前的词语，它是一部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电视剧。它点到了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痒处与痛处（房奴、二奶、贪腐等现象），从围绕现实的困惑中刺激出有关价值和伦理的争论。这些争论比这部电视剧更有意思。

这些争论的要点不在于如何确认现实（部分现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在于如何判断和评价这样的现实。而这种争论的涌现，则使得价值伦理问题从现实中从突围，成为中心问题，并且反过来从价值伦理的角度对现实提问。把事实留给自己，把判断留给观众（其实也是挑战观众），这是导演和编剧聪明的地方。不引来争议，哪来收视率和市场影响力。《蜗居》被热捧以及这类电视剧存在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将吸引中国的电视剧投资和创作者纷纷跟进，拿出更多的作品。而这一浪潮的客观效应，则将推动价值伦理问题浮出水面。

这类电视剧的出现需要时机，那就是，社会结构在经历剧烈变动之后开始有凝固和定型的态势。在社会处于不断的急剧变动的时候，社会大众急于了解变动的方向，电视剧（它们必须为普通家庭和民众服务，不像电影那样热衷于国际认可）只需顺应潮流叙述现实动态。而在现实社会逐渐趋向板结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大众越来越感到无可奈何、争论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原来的路子就难吸引观众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那些已经引起关注和争论的点上做文章，把这些热点的状况亮出来，吸引观众进一步关注和争论。“房奴”问题就是这样的点。

事实上，近年来在小说和电视剧创作领域，自觉的介入已经有不少。一类是被称为“新反思文学”的一批现实主义小说，如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以及王跃文的《苍黄》，等等。它们没有像《蜗居》这样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但呈露出文学介入现实的时代重新到来的动向。另一类是一大批对信仰等问题有自觉关切的电视剧（特别是历史剧）引起社会关注，它们与社会的互动能力已经大大超过目前的电影创作，如《士兵突击》、《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等等。

如果了解“文化”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的重要地位，就能了解目前的文学介入现实的潮流兴起所意味的重大社会变迁。文学和哲学的边缘化是1990年代的事情，随之而起的是市场法治话语的霸权时期。现在，被放逐的伦理问题、社会矛盾等等问题重新回到社会舆论的中心，重新与公众的伦理价值意识和同情心展开密切互动，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确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