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失误：两化四风

树道

中国的高等教育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弯曲的，虽然于民国初年曾经由政府颁布过《大学令》，但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大学制度和体系。在民国以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教育是以私塾为主的教育，为的是科举做官，故自然科学不发达。当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大量的有识之士为了中国的强大，怀着屈辱的心态去日本学习，多数学军事和实业；五四运动后，更多的有识之士不愿再向“敌国”日本学习，转向了美国和欧洲，西方的科学技术使留学生们大开眼界，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无疑使他们看到了祖国兴旺的生机。现代大学制度的引进，在短短的三十余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以及西南联合大学等一批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的大学，使得西方的大学惊呼：“中土三十载，西方一千年！”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边倒”政策的实施，中国的高等教育“倒”向了苏联，抛弃了现代大学制度。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便无所适从，以至于出现“文革”中仅凭手上的老茧上大学的荒唐事。改革开放后，中国急于摆脱因“文革”造成的国民经济即将崩溃的局面，高等教育又转过来学习欧美。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因为教育包含的内容相当宽泛，有思想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然而，失误的教育如何纠正，结果却不尽人意。在民意测评中，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仅次于社会的腐败现象，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那么，是什么东西把高等教育搞得如此混乱？究其根源，就在“两化四风”。

所谓“两化”，其一是“产业化”。在中国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时候，高等教育“产业化”得叫喊也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入“关”了，要与国际“接轨”了，这种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推开围墙开商店，校内公司林立，高校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创收”上面，这些都成为“时髦”的事情（见前面《大学应务学术之本》一文）。一些不正确的口号也引进了教育这块净土，如小学就提倡“竞争”，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友爱没有了。曾有报纸登载，一个小学生有一道算术题不会做，去问一个学习好的小学生。于是就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学习好的这位小学生说不知道，有意不教；二是也教，但教的是错的；三是向发问的小学生收钱。还有“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把高年级学的知识“下放”到低年级去学，教师因水平关系讲不透，就拚命布置作业，使学生做作业每天都做到深夜。高等教育方面，提出“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就不断地扩招学生，又借口“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加大扩招的力度。不少高校从原来的四千人迅速扩大到一两万人。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拿民工的工资，形成新一轮“读书无用论”。最致命的是，人数多了，质量却难上去。当然，后来也有人站出来说，从来没有把教育“产业化”作为主要的政策加以推行。那么，是高校自己的错误主张吗？实在让人啼笑皆非！直到2004年，还有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教育市场化的书，其中还说：“高等教育市场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基本发展趋势之一”。除了市场化，另一化就是“行政化”。所谓“行政”，《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二：一是指行使国家权利的单位和机构，二是指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的管理工作。高等院校本身是教学单位和学术单位，却抛弃了教学单位和学术单位的特质，抛弃了教育规律，努力向政府单位靠拢，要向政府单位去“讨”一个行政级别，以此抬高大学的地位。据报载，我国至今已拥有32所“副部级”的大学，此外还有数百所“地厅级”的大学。在大学内部，作为学术单位的院系，也要“讨”一个“县团”的行政级别。所以，行政化的实质，就是“官本位”化，对大学而言，行政化强化了官本位价值，行政化淡化了大学的本意，丧失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最大的差距不是技术，不是金钱，不是人才，而是行政化的教育制度。早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校务会议呈常委会文》中，就坚决主张“权能分离”，就是捍卫大学不向行政化靠拢，以保持大学对于政府行政的相对独立性，为大学营造一个学术自由的空间，使大学真正成为大学。此外，大学行政化的结果，就是大学丧失了办学的自主权，什么都必须按行政上级的“红头文件”办事，领导们为了头上的乌纱，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千余所大学都按“红头文件”办学，大学如何能办出自己的特色？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岂不是成为空谈！为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引用《校务会议呈常委会文》，其中说：大学为最高学府，世界上各著名大学的课程表，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所授内容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如此，大学能够推陈出新，学术可日臻进步，今教育部对大学束缚骤驰，有见于齐而未见于畸，“此同人所未谕者一也”。还说，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学术应给大学以充分自由，教育部与大学应该实行权能分离，教育部为权者，大学为能者。但今教育部的规定却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为谕者二也”。类似的“所未谕”还有三。没想到当年教授们力倡的权能分离，如今却成了大学的行政化！大学的行政化，就是“官”化。大学的行政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大学教师在大学没有地位，由此导致学术在大学价值淡化：一些年轻的教授也纷纷找“官”来当，谁还愿意坐冷板凳搞学术研究呢！更严重的是，政府发的“红头文件”关于工资套改，有技术职称的与相当“行政级别”的要低半格。如果教授也相当于某一行政级别，给学生树立了一个什么榜样就难说了。更严重的后果是大学越来越缺少文化品位，代之而起的是大学的庸俗化，媚“官”。因此，学生在毕业之时，大多数都去考公务员，为到行政部门为以后当官作准备，这已经成为当前的时尚。再次，大学行政化了，就难延聘有真才实学者到大学任教，校内愿潜心研究学术的教师也难留得住。试想当年如果蔡元培行政化了，如何能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到北大任教？如果陈序经行政化了，又怎么能延聘大师陈寅恪执教于岭南大学？没有一流的教授及大师，又怎么能培养一流的学生呢？

在“两化”的指导下，高等院校出现了“四风”：

其一是“并校风”。理由是“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办那么多大学”；还有一个理由是“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教育规律显示，大学宜常不宜变，应该相对稳定。可是，事实却成了宜变不宜常。解放初期的大学院系调整；当年“大跃进”时代，领导的头脑一热，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上！于是，各省都出现了新办的一批大学，后来政策一变，这些大学又纷纷下马，多数并到了其它高校。这些做法，使高等院校元气大伤。历史的教训才过去几年，为什么如此健忘，现在又大搞并校。先说前一个理由。如果真是因为国家缺乏财力，并校也未可厚非，但一面在并校，一面又升格一批院校，甚至升格的数量还超过并去的数量。也因为这个理由，充分说明并校完全是政府行为，是“权者”对于“能者”的一种强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再说后一个理由，是套用市场经济流行的一句话，把它用来作为并校的理由就大谬了。最先并校的是浙江，四所高等院校合并，接着者股风就吹向了全国。很明显，这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在作不伦不类的事情。如果真按市场经济办事，对于那些条件不备，甚至连招生都又困难的高等院校，为什么不让其自生自灭呢？为什么要由政府出面强拉几所高校合并呢？一省之内，高等院校一并再并。就我省来说，第一轮合并的是云南工学院与重庆建工分院、化学专科学校、电子科大四校合并，成立云南工业大学；第二轮是云南师范大学与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教师进修学校合并。说起这一轮合并更有意思。政府先是让云南师范大学与云南艺术学院合并，因为云南艺术学院的前身是云南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内中芥蒂较多。于是，云南艺术学院的云南省政协委员在政协开会期间，印发了一份题为《坚决不与云南师范大学合并》的文章，好啦，政府就不在强拉云南艺术学院与云南师范大学合并，而改为上述三校。据省教育厅的负责人解释说，云南体育教师进修学校是一个处级单位，因房屋、土地、场地不能并入云南师范大学，后来只有采取“摘牌子”的方法，只让其它两校合并，组建新的云南师范大学（后来云南省银行学校也并入云南师范大学）。第三轮是云南政法专科学校并入云南大学、云南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并入云南财贸学院。第四轮是昆明工学院与云南工业大学合并，成立昆明理工大学。第五轮是昆明师范专科学校与昆明大学合并。至于除了昆明以外的地区，高校也在合并，在此不再多说。从以上五轮并校来看，云南的并校风吹得可谓猛烈矣！在轰轰烈烈得并校之后，当人们用冷静得头脑来审视并校这一政府行为时，不难发现，效果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理想。首先，并校后官多了，会议多了，办事效率低了；其次，并校后办学点极为分散，往往顾此失彼，教师上课跑的远了。第三，教职工有“恋旧”情结，故并校后的磨合期相当长。因此有人调侃说，再如此合并下去，云南只要办一所大学就行了。

其二是“扩招风”。大学成了能够不断充气的气球，只要不炸，就可以不断充气。原来每年只招千人的大学，在校学生也就是4000人，现在最少都是万人以上，甚至更多。扩招的理由也有二：一是“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二是“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导致了教育质量的滑坡。由于扩招，学生教室、食堂、宿舍都成了问题，处处拥挤不堪，异常嘈杂，失去了大学往日安静的环境。另一方面，因为扩招，师生比被打破，一些高校被亮“黄牌”。这些情况，根本的原因，是错误地理解了大学之“大”。与此同时，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大学生人数太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少只能拿几百元，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何谈帮助家里偿还上大学背负的几万元债务。因此有人说，不上大学一辈子穷，一上大学家里就一下子穷。拿着相当于“农民工”的工资，这些大学生心里平衡吗？由此一些大学生产生了心理问题。他们的问题也感染了周围的人，形成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

其三是“升格风”。在并校、扩招的同时，出现了难以扭转的升格风，不管条件是否具备，都往上一格升。于是学院升格为大学，专科学校升格为学院，中专性质的学校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一个大学或学院内部，也在升格，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教研室升格为系，系升格为学院（一个系就是一个学院）。一旦上面批准，便大搞庆典。说穿了，主要是对外名声好听，对负责人来说也与有荣焉。系主任改称“院长”，系总支书记”改称“党委书记”，“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一个大学之内，大学党委书记叫党委书记，学院的党委书记也叫党委书记，而且学院党委书记一大堆。当然，升格中不光是称呼好听，也有羞答答的成分，就是为着学院今后的发展，所以学院的名称叫得古里古怪，多数都带个“与”字。原来的中文系变成了“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化学系成了“化学化工学院”，教育系成了“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计算机系成了“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历史系成了“历史与行政学院”，地理系成了“旅游与地科学学院”，等等。这种升格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生。以化学化工学院为例，原来就没有化工方面的师资力量，还是化学系的原班人马，学生毕业了，用人单位一看是“化学化工”方面的学生，便分到化工厂，可是学生不具备化工方面的知识，工作极难开展。

其四是“量化风”。什么都要求“数字化”，就硬件来说，评估一所大学，要看这所大学占地多少亩，建筑面积不得少于多少平方米，必须有多少平方米的实验室，实验室必须有多少设备。在教学方面，一所大学必须有多少学院，有多少博士、硕士点，有多少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对一个教师而言，一年内要有多少篇文章发表，在那一级的刊物上发表，有多少被SCI检索。此外，有多少学生，师生比是多少。总之，一切都用数字来衡量评估。应该承认，有的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有的则不能用数字来衡量，比如学术质量，能用数字来衡量吗？又如思想品德，能用数字来衡量吗？由于重量不重质，而且“量”是可以拼凑、甚至可以弄虚作假搞出来，使得一些人放弃了道德底线，玩起了数字游戏。例如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剽窃别人的成果，固然有其学术道德的问题，但上面数字化的要求不也是一个原因么？为了凑数，一篇文章换几个标题，在几个刊物上发表；一本书加几篇文章换个书名再出版。因此，导致“有文章没观点，有著作没思想”，泡沫很多，平庸之作充斥，用处不大。另外，领导为了政绩，也就把精力用在看得见、能用数字表现的工作上，教学质量、学术水平就不想去管。对学生来说，量化风也助长了忽视学习质量的问题，“混学分”成为时尚，特别是对于选修课更为明显。

“两化四风”的出现，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对大学之“大”理解存在偏差；二是有悖于老祖宗的遗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丢得差不多了：三是大学的发展缺乏制度作保障，什么官员一拍脑袋出一个新招，必将再次把大学引上邪路。目前，我们的大学功能已经出现“异化”，学术的分量在逐渐减轻，“学理”即基础科学的研究不被重视，人文科学受到挤压；“术”被当成了“太上皇”，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这样下去，大学的路将会越走越窄。鲁迅先生当年曾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我们是否也该发出“救救大学”的声音呢？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愿人们三思！

本来，话到此处，就可以打住了。但是，却还觉意犹未尽，觉得在“两化”中，似乎还应加上两“化”。一个化是大学“庸俗化”的问题。如今，大学已经离开了现代大学的意义，没有了学术的品位，偏离了方向。从外观上看，有人说“大学像宾馆”，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南方某大学花8000万修了大门，其豪华程度超过了宾馆，值得吗？到目前为止，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学，都向银行贷款，背了一身的债务。据资料统计，全国高校向银行贷款约3000亿元。如果按企业的负债来算，这些大学早就破产了。此外，从大学内部讲，大学已经不再是“一方文化重镇”，缺少了文化的自觉，“校长像老板”，话虽不雅，却恰如其分。校长成了由“上级”任命、来“统治”大学的官员，只要学校不出事，就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大学的学术地位负责。另一个是“泛政治化”。在一些高校，第一位的不再是学术，而是政治。领导们误解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为把政治和思想品德的课程安排得多多的，不顾学生的反感，坚持灌输的原则，把政治和思想品德课知识化，结果适得其反；他们振振有辞地重复说着一些过时的话：”一个飞行技术很好、但思想品德不好的驾驶员，与一个思想品德很好、但技术稍差的驾驶员相比，当然是宁愿要后者，技术稍差可以提高嘛！思想品德不好而技术好，开着飞机叛国投敌，技术再好又有什么用！”他们衡量一个教师，先看他是不是中共党员，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看职称，再次才是看教学科研的水平。在他们眼里，篮球和足球，打赢了就是“为国争光”，打输了就是“给国家抹黑”。学生的学习好，就是“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学习不好就是“思想有问题”。如此泛政治化的结果，很难说就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其结果是在加强中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