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左派反击右派们所谓的“民主自由”时，往往会搬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美其名曰“四大自由”。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文革“大批判”时期的一幅题为《把毒草化为肥料》的宣传画，画中的大毒草除了把“三自一包”、“物质刺激”等一些我们通常理解的东西外，竟然还有一颗毒草是“四大自由”！我不免大惊：“四大自由”不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吗？这不是毛主席所创导和我们左派同志极力推崇并强烈争取的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写入1975年和1978年两部宪法的东东，而且毛主席在文革中一直也在提倡这个，它肯定是错不了的。那么错的肯定是“四大自由”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了。　　

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在网上搜索有关大批判时期所批判的“四大自由”的定义，终于从一篇水陆洲同志在上发表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中找到了答案：“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原来“四大自由”是“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啊，难怪毛主席要把它当做毒草进行大批判、要彻底铲除了。（今天“四大自由”这个毒草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遍地开花，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农民土地被强征，黄赌毒泛滥，黑社会当道、贪污腐败盛行，由此可见当年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大批特批这颗“毒草”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怎么来的。我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文的第一段中找到了有关内容：“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这大约是有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概念的最早出处了。在这里没有提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所谓的“四大自由”，毛主席在此把它表述为群众创造的整风的新形式！　　

　　

那么我国文革时期的宪法究竟有没有写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四大自由”呢？笔者查看了1975年宪法的全文 (http://news.163.com/09/0805/14/5FV9PNDA00013HTJ.html)，在该部宪法第十三条中写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也没有提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所谓的“四大自由”！我再从网上搜索了我国1978年宪法中有关内容，（http://news.163.com/09/0805/15/5FVAAQF300013HTJ.html）在该部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的第四十五条中写道：“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该部宪法也没有明确表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所谓的“四大自由”！但是，通过这两部宪法条文的表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信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不是所谓的“四大自由”，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是一种权利。　　

我们必须要澄清认识文革时期的各个名词的概念，准确加以运用，否则是会闹笑话的！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以用什么去概括呢，我认为用“大众民主”或者是“四大形式”、“四大权利”来表述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