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的开放与风险

詹姆斯•彼得拉斯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在宏观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以及它在缩小与欧美传统大国之间差距方面展现出的能力，已经引起了一些敌视和焦虑情绪，并产生了一些旨在破坏其优势的想法。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外部政治压力和内部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一些疑问目前尚未受到外部评论家的关注。
随着中国贸易的多样化。它对美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并与俄罗斯、亚洲、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经济更加融合；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和向全世界的扩张，中国从资本进口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和风险。易变的证券市场和在海外的风险投资既可以带来巨大收益，也可以造成严重损失，并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诸多严重后果。这些风险将随着中国政府自由化计划的加快而增加，并逐渐波及经济其他部门。

美国对外经济战略

毋庸置疑，开始于70年代的中国自由化政策的迅猛发展是政府高层内部政治决策的产物。然而，一些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各项经济政策都施加了压力，尤其是从80年代开始。近25年来，美国通过施压、威胁等手段已使中国的各项经济政策和结构出现了缓慢积累的变化。
美国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和扩张是华盛顿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实际上，美国大部分针对中国的索赔和起诉的目的都可以被视为换取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筹码。纵观美国的金融战略，第一步是获得中国对金融集团、购买股权的开放许可，这样就为占领银行、投资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等次级部门抢占了滩头阵地。这一措施伴随着美国私人投资资金获得投资的更大自由化；接下来是把美国的金融巨人引入到中国巨大的内部存款渠道，让其投资于本地的制造业、商业、技术和金融部门，从而控制中国各战略经济部门。最后，通过企业并购一旦获得了对中国经济施加金融压力的能力，就直接对政府施压，以便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金融部门主导美国经济，并最具政治影响力。因此，对高盛公司前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为何能变身为美国经济战略中的决策人物这一点丝毫不用奇怪。保尔森的战术主要表现为，让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美国制造商和政客手中的谈判工具，以便让中国在开放金融和银行部门的谈判中为美国可能的渗透和控制做出让步。如今，主要的金融公司、银行及其外围服务已经取代了制造商成为受控于美国统治阶层的工具。保尔森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华尔街有关，此人已经表现出对力争中国金融市场更大自由化的热衷，无论是在他担任高盛公司总裁期间，还是在其作为美国经济政策“沙皇”的时代。华尔街也好，制定美国经济政策的人也罢，他们都一致认为美国的经济政策目的就是争取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通过直接的制度介入，以及对中国海外投资资金的管理施以间接影响，进入并控制中国的外汇储备、储蓄和投资资本领域。

金融市场自由化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是，自由化的空想家已经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是循序渐进的，步伐也越来越快。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诸多负面结果，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贷危机并没有说服中国的自由论者，他们认为中国对危机免疫。恰恰是因为对资本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外国金融资本的限制和禁止投机资金的进入；中国在前几场金融危机中都没有受到影响。虽然国家对金融采取了有益的控制，但中国的一些自由论者还是推崇金融自由化，其理由如下：
1、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
2、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
3、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4、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5、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
这些有力证据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决策层。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对其证券市场的进入渠道。

自由化的风险

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加大了市场和国际金融的脆弱性。在中国国内，近两年来股票价格增长200%，却没有给企业带来同等收益，自由化已经引起了愈发严重的投机泡沫。这个泡沫迟早会破裂，大批小投资者将失去他们的存款，还有可能以抗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外国金融投资者的逐步定量开放会产生累积的质变。随着对外国投资者的硬性规定变得愈发具有灵活性，极有可能使得外国资本通过中介或借壳的方式增多，直至占据主要地位。即便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当前的自由化政策加大，并逐渐拓展到其他部门，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问题在于外国金融资本具备资金、组织和对市场的指挥能力。中国投资者在海外也遇到类似风险。
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在资本进入和流出的整个自由化过程中，中国工业增长的大厦也在承担着风险。当中国金融资本利用出口顺差带来的大笔资金进行投机交易和获得金融风险工具的时候，数千万人要面临经济失去稳定的后果。与此同时，更多的被排除在封闭的金融圈以外的人则继续承担着低工资、高教育成本和私有化的医疗卫生体系等后果。当中国的中高阶层可以自由决定资金在证券市场的流向，随意赚取或损失金钱，或是把存款纳入境外银行业务的时候，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大部分普通劳动者还要承担不合理的市场投机行为带来的变化无常的后果。

另一种选择

随着欧美金融部门与中国银行的合作，它们将有可能使用各种办这对中国同行施加影响力，包括向地方和国家官员行贿和施加压力，目的就是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拓宽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股票、债券和存款等领域的途径。
与此相反的是，在国内金融市场，中国具有巨大的低风险投资机遇，这将加快中国经济长期、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每年，中国都要因为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的变化而承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向资本主义过渡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私有化，数亿农民和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服务。投资500亿美元，在农村地区实行包括专业医生和技术护理，以及提供低成本药品和基础医疗技术等在内的免费公共医疗计划，将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和消费支出，缩小贸易顺差带来的麻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对国外市场和对海外投资的依赖也是国内市场脆弱的结果。国内市场之所以疲软，是因为工资水平以及普通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低下，同时也是大部分财富和收入都集中在10%的少数人手中的结果。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各国中社会不公现象最严重的国家。调整最低工资水平、限制工作时间和制定劳动安全法，将有助于提高目前被排除在国家经济之外的数亿消费者的购买力，让他们有更多时间购物。此外，还能缩小贸易顺差，减少海外风险投资、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继续自由化就会带来更多的海外风险投资，失去对国内市场的控制，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社会的不安情绪。
旨在把投资引向国内市场，重建教育和卫生医疗体系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元素。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9月27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