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智囊”一词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智慧，装在一个小口袋里，挂脖子上，遇到紧急关头拿出来，立马就能搞定。这是多么“三国”式的梦想。　　

有了“智囊”，决策者“问政”，就不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麻烦的“小岗村”式，往往是直接从治国“精英”“智囊团”那里讨药方。　　

可即便是诸葛亮式的伟大人物，也有失街亭的时候。而我们的一些精英，虽然论忠诚和智慧，都和诸葛没法比，可开起治世良方来，却一点不手软。　　

大家都还记得前些年的流行语:“一条舢板难破浪，结成航母好过洋”吗?那几年时兴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重组，“精英”的说法是：只有做大了，才能做强。当时我们仪化和春兰公司，都是每年赢利十个亿左右的响当当的企业。在那场兼并重组大潮中，仪化把“仪征化纤，与世界共经纬”的大招牌竖在厂门口，组成了从黑龙江到长江、珠江的所谓“三江集团”。春兰也从一家专营空调的公司，变身为一个集机械制造、房地产、酒店管理等为一体的宏大集团。两家可谓风流一时。如今怎样呢？除了当时的一把手升了官，媒体风光了一阵外，好端端的企业背上了大大小小的包袱，落入了债务的深渊，连年亏损。仪化从原先两万六千人的大企业，树倒人散，如今只剩下六千人，直到今年才缓过劲来。　　

还有更早些时候推广的所谓“马胜利”经营法。也是胡折腾了一阵子，大报小报的宣传，搞得一些企业七死八活。结果呢？大家都看见了！　　

好了，扯远了。再回头说说国企改制。按精英的说法，国企机制不好。改制了以后，企业就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就有了活力，就能健康长久地发展壮大。　　

我手边有一本改制时编的《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章程实施细则》合订本。这里面是我们刚刚改制时，精英们为改制企业描绘的美好前景。其中的规定不可谓不绞尽脑汁，比如“第六章：制衡机制”：第23条是“董事长与董事的制衡”。第24条是“总经理与董事会的制衡”。第25条是“总经理与副总经理的制衡”……呵呵，真正搞笑！《公司法》颁布这么多年了，我想请教这些精英智囊们：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里上，请你们用高倍放大镜仔细找一找，有哪一家改制企业按照你们的设想，实现了上述的制衡机制？

在人治的国情下，幻想用《公司法》来规范企业管理，都是坐在象牙之塔里的精英们吃饱了撑的。如今哪个改制企业一把手受《公司法》的制约？比如我们《公司章程》规定：不得将公司资产以个人名义存入个人帐户储存。可我们这个一把从07年起就私存了46万，以后又陆续开了多个帐户隐藏利润，谁来管？你要打官司吧，公司的财权在他那里。眼下的司法环境，有了钱，什么不能搞定？你举报到公安吧，除非直接举报到公安厅、公安部（还要碰巧没遇到李纪周、郑少功这样的大佬）——因为当地公安和他往来吃请是常事。就是报了，也会说：没使用不构成犯罪。你汇报到党组织吧，组织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组成的，得了好处的只会装聋作哑，或者说另外的大道理：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政首先要团结。　　

这些国情，精英们在设计《公司法》时考虑过吗？　　

作为一个国企改革的同行者，我并不反对那些有真知灼见的精英。即便对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伪精英也毫无敌意。　　

问题是那些最接近决策核心的，往往不是真正精英！因为按照国情，一个在学术上敢于坚持真理，不懂得阿谀逢迎的人，往往会被排挤在决策圈以外。只有那些深谙厚黑学，专看上头的眼色行事，只说领导爱听话的人，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获得话语权。而这些冬烘先生哪怕文凭再多、再洋，又怎么能配得上“精英”称号？由他们来左右国家的重大决策，岂不误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