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自由主义的表演——一评张维迎们

苏中杰

　　生活垃圾好分辨，而历史垃圾则较难认清。因为历史垃圾常与时俱进：什么外衣华美，就穿什么外衣。各种各样的“主义”作为外衣，打扮过不少垃圾。近些年，国内令人厌恶的“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们穿的是什么外衣呢？是“自由主义”。他在自由主义回春而同时权贵经济又大力施暴的情势下，以自由主义观念迷惑知识界，同时以支持权贵抢劫迎合权贵，从而制造出令人目眩的历史垃圾。为此，舆论界朋友们打扫了好几年，至今还未打扫干净。

　　几乎无人不晓，张维迎们的“经济理论”的目标是实现私有化，通过发展私有化来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说起来振振有词，甚至是大声疾呼。在左倾阴霾还相当厚重的时候，这个目标在知识界升起的是一片彩霞。出于对公有化灾难的认识，出于对没有财产权进而没有人身权和尊严感的痛苦体验，最终出于自由主义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国内知识分子望着张维迎们的这道霞光，把他当成同道者了，以为他们是勇者。这样的勇者，挑战的是红色意识形态与所有制，按说，他不被当成“异议者”而厄运连连，也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但你切莫担忧，他这个“异议者”不但没有厄运，而且大红大紫起来，成为影响决策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奇特，原因何在？原来他们解体公有制来发展私有化的途径是“权者先占”。张维迎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所以，张维迎害怕反腐败影响私有制进程，便特别强调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正当权者乘改革之机，面对公产——过去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资产加上几十年全国百姓积累的脂膏——两眼发绿、血口大张、獠牙发痒而没有理论支持的时候，在国家经济大失血的时候，张维迎就成了他们最忠诚最可靠的师爷。

　　他们玩自由主义，讨好了知识界；他们在“自由主义”前面加了个“伪”字，成了权贵的坐上宾！

　　他们玩这一套，把自己玩臭了，特别是在04年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那场大辩论之后，他们的“学术形象”在严肃而科学的理论面前，在充满血泪的现实面前，越来越丑陋。网上谴责如潮，张维迎又用自由主义来为他们这群学者形象立牌坊。他说：“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

　　是的，学者不应迎合何人，学者拥抱的是真理，这是自由主义关于学术独立的主张，在当下的中国，是很迷人的言说。可是这样的言说此时只是遮丑布而已：遮盖自己的丑陋和在大众舆论面前的孤立：那么多人谴责我们能说明什么？我们是真正的学者；不能因为反对我们的人多，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学者了！此时的张维迎，就这样用自由主义的言说一方面来救他们自己，一方面贬斥受到大众支持的郎咸平教授不是真正的学者。

　　可是，张维迎如同孔雀开屏一样，只顾前面漂亮而不顾自己后面露出屁股有多难看。是的，学者不是民意代表，即不当民选的议员，也不能是官员及其腐败分子的代言人吧？可是看张维迎如何说。在当前工会有名无实、劳动部门相当不力的情况下，张维迎竟认为“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这样的攻击和歪曲代表的是谁？说“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代表的是谁？要为企业家免除原罪，并要用公产奖励他们，代表的是谁？正当郎咸平与疑犯顾雏军争辩达到白热化时，04年8月，张维迎作为经济学家，独自一人赶到“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上发言，力挺疑犯顾雏军，并说自己20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代表的是谁？张维迎每年直接来自各类公司和企业的收入我们不知道，但早年出任光华学院副院长后，成为了亚信科技、天津家世界等知名民企的独立董事，则是事实。代表谁呢？还是樊钢说得直率痛快：“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张维迎转述杜维明的话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难做到的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杜维明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思想家、学者不受传媒左右，要有反潮流精神。他丢掉了另一半：思想家、学者的真知来自哪里？难道来自对社会苦难的漠视和对达官贵人的依附？来自对利益对立的研究对象的一方偏袒和一方拒斥？来自对普世价值的颠倒？弄不清这一半而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几乎是宣布“与人民为敌”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需要为张维迎补说一句的是，贪官和御用学者都是历史垃圾，而所不同的是，千年之后，多数贪官都不为世人所知了，而御用学者却在史册的耻辱柱上特别醒目。所以，即使不为大众考虑而只为自己后代着想，也该“反求诸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