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劳动与市场——理论简评

卢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1．全球化与劳动制度的理论课题

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全球化的实质，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也就是一个将世界各独立半独立经济体陆续纳入体系的过程。那么，对于这些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化方向，全球化过程以及面对全球化的后进发展在逻辑上有什么要求？在这其中劳动的位置又是什么？

在关于全球化的主导思潮即新自由主义传统的决策文献中，有所谓“自然的发展途径”和“自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提法，意谓存在着一种最优状态，现实只是对这种状态的不同程度的偏离，透过竞争的选择和淘汰就会向这种状态趋同。而最优状态的准则是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均衡，所有的各个方面的经济体制，都必须遵循这个准则，方能达到最优。具体针对劳动制度而言，体现这个准则的安排，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也就是个人化产权理论所强调的，在企业内部关系上以资本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为依归，在企业运作上以资本的逻辑和权威为主导。而由于所谓理性个人这个范畴是一种非历史的普遍化建构，上述准则及其相应体制安排也就具有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属性，全球化或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并没有足以影响这种属性的特殊因素。

上述新自由主义的最优经济体制提法，是建立在两个特定的理论前提上的。一是最优状态的促成因素至少在潜在意义上具有可交换性，从而使得作为这些因素的拥有者的个人化主体可以做出理性选择；二是，作为调节个人化主体之间的交换活动的市场制度，能够促成与最优相一致的均衡。显然，这两个前提性质上十分严苛，如果以经济发展定义最优状态的话，这两个前提的成立就必须有赖于这样一种技术范式，即技术进步或是纯粹外在于生产过程决定的、或是表现为可交换甚至可市场定价的信息的生产；从有关技术发展的研究文献的角度看，这个技术范式至多只能说是一个特例，并没有任何普遍适用性可言。

再者，在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全球化研究文献中，存在着两个有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特性的论题，从中引申出来的关于后进经济发展所需体制的提法，更加与新自由主义的结论针锋相对。论题之一关乎技术范式变动，概言之就是福特主义的兴起与衰落；福特主义范式技术上承载着两重属性，即大规模沉淀投资和表现为信息生产的技术进步，前者严重限制了市场调节达致均衡的成效，而取代福特主义的技术范式所强调的是表现为不可交换的知识生产的技术进步，这就更使得个人化理性选择的优越性成疑。论题之二关乎资本主义从生产扩张阶段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也就是从强调价值创造向以投机活动为主导过渡；这种过渡可以说是体现了(资本承载者的)个人化理性选择原则的极致，然而，它同时意味着损害了沉淀投资和知识生产的可能性，也就是与后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了。这样，联系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全球化过程，就不仅是理论合理性成疑，现实上更可能将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经济体引入不发展的路向。反过来说，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体制，必须符合生产逻辑而非金融逻辑，必须以知识生产而非信息生产为依归，总括而言就是必须以直接生产者(而非资本承载者)的权益和权威为准则。

依循上面的理路，下文第二节的论述将在一般层面即针对抽象的市场经济展开，第三节则转至较为具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论述的核心，是要揭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偏颇，以及探讨符合后进发展需要的包括劳动制度在内的经济体制的特性。

2．劳动、市场制度与效率

在有关市场制度的研究文献中，按照Bowles (1985)的分类，存在着三种很不相同的理论范式，分别是瓦拉尔传统、新霍布斯传统和马克思传统。

瓦拉尔理论将生产约化为交换，也就是取消了生产活动的创造性，只剩下资源禀赋拥有者在外生技术条件的规限下的纯粹交换活动。在这个框架中，劳动具有完全可交换性，就一如其他任何商品那样；这就得出Samuelson的名句，在完全市场中，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并没有特殊意义。而正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具有可交换甚至可市场定价的特性，能够促成资源可流动性最高的经济体制就是最有效率体制，也就是说最优体制必须符合追逐利润的金融逻辑。显然，这里所说的效率指的是资源配置效率，而非源自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这就使得瓦拉尔理论传统在经济发展课题面前价值成疑。

新霍布斯理论认识到生产过程既包含交换性也包含创造性，因而必然涉及复杂的体制，不过，这个理论传统还是强调，此类体制的意义在于纠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因而归根究底还是符合市场原则的。在这个框架中，劳动虽然不能市场定价，在潜在意义上还是具有可交换性的。此所以，不论是Coase (1937)和Williamson (1985)一系的“市场加层级”理论，还是Alchian and Demsetz (1972)一系的“团队生产”理论，甚至Shapiro and Stiglitz (1984)等的效率工资理论，都认为生产过程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还是可以化约为个人化理性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符合市场原则的经济体制虽然未必最优，相对于任何可行替代安排而言却是“较有效率”的。在这里，效率概念包括了内生技术进步，然而这种进步却表现为可交换的信息的生产，相应的“较有效率”体制终究就必须体现资本雇用劳动、甚至金融资本的逻辑。

马克思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将整体经济视为一组组生产过程的汇总，而市场经济即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之必然涉及阶级关系，是因为劳动与劳动力的分别，使得劳动力的购买者必须以种种方式从这种特殊商品中尽量榨取劳动。如果将这个论题的上半部分颠倒过来，即将生产过程反而归结为交换活动，那么，论题的后半部分就变得与新霍布斯传统的效率工资理论没有根本分歧了。按照后者的观点，劳动的特性是反效用，偷懒因而是人性的反映、是在任何经济制度下都不能避免的；换言之，效率工资现象就正如其他市场缺陷性质的治理结构安排那样，一方面固然意味着市场失效，另一方面，既然这种现象本身是竞争过程的产物，则始终还是种种可行安排中的最优。与此相对，Bowles (1985)的劳动压榨理论却是以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为起点，即劳动之作为反效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阶级矛盾使然，也就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生产技术的应用的结果。此所以，Bowles反对使用偷懒这个概念，并进而指出，这种应用或许有利于提高利润，然而却是往往以牺牲社会整体的效率为代价。一是此类组织和技术以利便资本家控制生产过程为依归，这就往往倾向于分解生产过程每一环节的复杂程度，也即降低了工人的技能和对知识生产的贡献；二是劳动强度、反效用程度的提升，本身就意味着对工人福利的损害；三是此类组织和技术往往包含非生产性部分，其费用对社会整体而言是一种不应有的支出。总括而言，如果存在着任何可以减缓异化程度、因而有助于促进劳动积极性的治理结构安排(如企业民主管理)，则这三种反效率的代价都是可以减省的，何况减缓异化程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福利促进。

综上所述，在解释市场制度的三种理论传统中，瓦拉尔传统由于将所有经济现象归结为纯粹的交换活动，只能专注于分析如何达致资源配置效率，也即只能将生产率进步归结为外生决定，相应地，在其理论框架中并没有任何体制的位置。新霍布斯传统和马克思传统的共同点，在于认同生产过程既包含交换性也包含创造性，因而必然涉及复杂的、至少在描述意义上是属于市场缺陷的体制安排。两者的分歧，归根究底在于是否存在着可行的超越市场制度的治理结构安排，而这又取决于生产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属于创造活动、而非交换活动。这就将理论探讨伸延到技术范式问题了。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在这方面展开探讨，只是简单概括文献中与本文的讨论直接相关的两个论题(参见卢荻[2002]和卢荻和斯迈斯[2004]的文献评论)。

论题之一是，任何内生于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归根究底可以归结到两种不同的专业分工原则，即细微分工和社会分工。细微分工的特性，是在给定认识框架下的概念构思与实际执行的分离，在这里，技术进步表现为信息生产即规模效益。社会分工的特性是概念构思与实际执行的合一，在这里，技术进步的根源是在深化既有认识框架与寻找新的认识框架之间的摸索，表现为知识生产即范围效益。这两种分工原则对应着不同的经济体制安排。要深化细微分工以获得规模效益，就必须有充分的沉淀投资以及稳定的市场环境，而信息的至少在潜在意义上的可交换性更利便于集中计划和科学管理，相应的体制安排就是强调权威的层级式企业，这与新霍布斯范式企业和市场制度理论相一致。与此相对，要深化社会分工以获得范围效益，就必须依靠生产系统一众相关经济主体的主动学习和主动配合，也就是必须有利便于合作(而非个人化选择和竞争)的互换行为和社会规范作为整合分工的机制，相应的经济体制安排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式企业，而所强调的促进劳动主动性显然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一致。

论题之二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主导技术范式变动，是福特主义的兴起与衰落。在技术特性方面，福特主义表现为广泛应用泰勒式细微分工和科学管理，以及专用机器与通用部件相结合的加工过程机械化，以达致大规模生产；在社会特性方面，福特主义表现为著名的“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体制。这两方面的配合，就形成一种建立在特定技术范式以及相应宏观需求环境之上的经济发展途径。而取代福特主义的各种可能经济发展途径，其技术特性大都表现为控制过程的机械化，即应用机器智能于设计和调度、而非仅限于生产和传输，其社会特性则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利害相关者问责体制，也就是强调经济主体之间的长期导向关系。而正如Piore (1992)所指出的，无论是福特主义还是其后继者，由于极为严格地要求所涉及的各个部分的紧密协作，都是容不下单纯市场机制的调节，这也是为什么瓦拉尔式纯粹市场或标准新古典经济学中并没有内生技术进步的位置。

从上文的理路可以伸延到关于效率体制的讨论。在新自由主义传统中，所谓“自然的经济体制”之所以宣称最优，因为其核心组成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均衡，而“私有产权透过鼓励人们投资于自己和物质资本推动经济增长”(Djankov et al. 2003, 596页)。这种宣称的极致，是单单以资源配置效率作为评价经济体制的标准。一个典型例子是Beck et al. (2003)，认为能够最大程度上适应“金融需要”从而促进“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最有效率体制。在技术范式意义上，这种宣称假定了效率的促成因素或是完全外生决定、或是可以市场定价。然而，理论上，这种技术范式并没有任何先天的普遍适用性，甚至可以说是极端或很不现实的假设，也就是很具误导意义。在内生技术进步特别是社会分工作为技术进步的基础的条件下，以最大程度上适应金融利益为己任的经济体制，却往往会导致经济行为短期化，也就是投机的逻辑盖过了生产的逻辑；而且，正如凯恩斯经济学所强调的，这样的经济体制还趋于导致宏观层面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又反过来损害了微观层面上的生产性效率。

在新自由主义文献中，也有部分论著认识到市场失效无可避免，尤其是在调节技术创新活动方面更是如此，因而符合个人化理性选择原则的体制至多只能宣称“较有效率”、而不能说是最优状态。Djankov et al. (2003)所建构的关于效率体制的理论，其认识起点就是不同体制的效率涵义只具相对性、没有绝对性。例如，在两种常见的合约实施手段中，监管机构相对于法院而言较有积极性，但是立场较为偏离中立；又如，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两种法律体系，普通法较为偏向于私人调解分歧，大陆法则较为偏向于政府调解分歧。由此形成一个普遍论题，即特定体制的效率特性，归根究底表现为在市场失效(称作“失序”)与政府失效(称作“专制”)之间的取舍，也就是取决于市场和政府作为制度的相对发展成熟程度。相对于以资源配置效率、或瓦拉尔式纯粹市场的单一标准来评价经济体制的做法，这个论题所赖以建立的分析框架，无疑是较能容纳多种效率体制并存的可能性。然而，这个框架始终还是以“完全私有产权”作为理想化的参考点，任何偏离这个参考点的体制(不管是“失序”还是“专制”)都只具程度不一的反效率特性，这又回到瓦拉尔理论和新霍布斯理论的共同出发点，即将效率成因视为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可交换的。而正如前述，这里所假定的技术范式并没有任何先天的普遍适用性，在不同的技术范式(例如福特主义及其后继者)条件下，这里所认定的效率体制却是性质上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

在有关技术-经济范式的研究文献中，基本的共识，同样认为任何经济体制的效率涵义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只是相对效率指的是相对于特定历史环境而言，而非相对于概念化的“完全私有产权”状况。马克思理论、以至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传统大都强调，在体制形成和变动的过程中，社会条件(阶级关系)与技术条件(范式替代)之间的互相作用，只能是一种“并发联结”(conjunctural)关系。例如，福特主义之具有较有效率特性，这只是相对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和技术条件而言；同样，种种福特主义的替代品，诸如日本式企业集团体制、意大利式小型企业群落、美国硅谷式工业园区等等，一方面是各自独立发展出来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互相作用的产物，另一方面，其建立在社会分工原则的效率特性之得以发挥，同样有赖于与之适应的特定历史环境(Best 1990, 5-7章; Sabel 1982, 4章)。说到底，前文的论题二即围绕着福特主义等等的讨论，本身就已经不是针对抽象的市场制度，而是针对层次上稍为具体的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按照这个精神，有关包括劳动制度在内的效率体制的理论，虽然在抽象意义上可以得出诸如前文论题一那样的分类式结论，作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始终却必须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的理论。下一节关于全球化和后进发展所需体制的探讨，其隐含目标，就是试图将这些分类式结论向具体化理论推进一步。

3．全球化、后进发展与体制

有关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后进发展的影响问题，在相关学术文献的各种观点中，最极端的两头分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全球化是发展的推进器，这个提法的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收入水平趋同论题)和贸易理论(生产要素价格平均化论题)，归根究底是上文评述的所谓最优或最有效率体制理论。与此相对，依附理论认为全球化是不发展或负向发展的推进器，而这个提法的依据是诸如不平等交换、强制分工等理论，归根究底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特性和趋于危机特性的理论。

这两种极端观点在现实面前各自碰到难题。在新自由主义方面，虽则不乏主张者大胆宣称“资本主义总是产生增长和财富”(Djankov et al. 2003，596页)，毕竟这是对历史的极度选择性阐释。须知相关的现实研究文献的共识却是，在过往整个世纪中，在世界范围上，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所谓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的理论预期(Weeks 2001)。更具针对性的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是一般所指的全球化年代，而这个时期也正正是所谓“发展失落的年代”。正如Easterly (2001)所观察到的，在发展失落的同时，却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集团国家)大力推行市场化的体制和政策改革。在依附理论方面，所面对的难以解释现实，是全球化下主要外围地区之间的不平均发展现象。具体而言，在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停滞的同时，却出现了东亚地区和中国两个发展特例，前者的融入世界市场程度显然并不低于绝大多数外围经济体，后者则在此期间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市场化改革开放过程；另外，值得指出，在此期间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的建树，竟是超过了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总和，意味着中国之外的外围经济体在全球化期间确实是经历了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负向发展过程，这就更加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抵触了。

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化下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停滞、以及同期的不平均发展现象？对此，新自由主义文献的回答，是所谓“条件性趋同论题”，将后进发展停滞归咎于“错误政策”即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自由运作的干扰。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后进发展停滞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程度不足。与此相对，相关文献中存在着另一种同样很具影响的论断，所专注的却是资本主义与半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按照Weeks (2001)的论辩，因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从而经济增长是以资本主义体制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只能是分化而非趋同，这即所谓“初级不平均发展”现象。而相应的“次级不平均发展”现象，指的是资本主义已成主导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其特色是随着整体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过程而在分化与趋同之间波动。同一论断也见之于Krugman (1981)关于帝国主义与不平均发展的两阶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在国际贸易阶段资本主义工业消灭掉半资本主义工业，在国际投资阶段工业活动又在半资本主义经济体上重建。从Weeks和Krugman的论断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完成之前，分化是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在之后则不再是主导趋势。

上文的论断能否成立，显然取决于一个更根本问题，即有没有资本主义全球化完成这回事。在激进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性体系，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复制自身，从而，当外围经济体被纳入世界市场之后，固有的非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有可能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也就是相应体制在体系范围资本积累过程的驱动下保存甚至壮大起来。这种观点见之于依附理论的部分论述(游离发展概念)、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献(多种生产方式接合理论)、以至中国革命中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理论；观点的理论价值在于，它关于体制形成和变迁的看法，正符合前文论及的、非本质论的“并发联结”历史观。只是，这个观点要能够成立，就必须有相应的明确理论，揭示整个体系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的特性。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下列关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两个论题，其理论意义正在这里显露出来。

一是最初由Fröbel et al. (1980)发展出来的“新国际分工”论题。所谓新国际分工，指的是发达世界专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或产业环节，不发达世界专注于劳动密集产业。形成这个格局的决定因素是世界范围的资本追逐廉价劳动力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是建立在下列三项条件之上的，即：(1)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关系渗透进外围经济体的农村经济，促成雇佣劳动后备军的膨胀；(2)以泰勒化科学管理为表征的制造业生产过程的细微分工，导致劳动的非技能化，从而使得不发达世界的“世界工厂”的劳动成本在世界市场上极具竞争力；(3)运输条件和通讯设施的迅速发展，使得工业生产较能摆脱地域的限制，向外扩散转移。这三项条件结合起资本追逐利润的运动，促成了一个以全球产品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范围劳动力市场，其后果，对于不发达或外围经济体而言，就是一个限定它们于“低技能/技术，低工资”的发展陷阱。而促成这个陷阱的具体机制，是一如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Lewis模型所阐明的，劳动力无限量供应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也就是经济剩余从外围经济体向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转移。依循新国际分工论题的后继理论发展，尤其是在法国调节学派的论著中(如Lipietz 1987)，所强调的是劳动力无限量供应与欠缺内部大众消费市场两者相互作用，使发展陷阱得以持续和扩展。从中得出的结论明确不过，即这个发展陷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途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后者表现为资本深化推进生产率进步、以及工资增长支持消费需求膨胀，两种趋势相互作用形成持续增长(有关后进工业化理论文献的综合评述，可参见Lo [1995])。

二是由历史资本主义研究文献所提出的长时段系统周期论题。具体针对二十世纪下半部分而言，Arrighi (1994)提出，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从生产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过渡。过渡的直接成因是工业部门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虽则对这个趋势本身的深层成因的解释多种多样，包括新熊彼得学派在解释同时和相关的康德拉提耶夫长波现象时所强调的技术范式变动、Mandel在解释长波现象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趋势、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强调的技术范式变动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有关这些理论的评述，可参见张宇等主编[2002]第四篇各章)。总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生产扩张向金融扩张过渡，其首要特征是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以追逐高利润，这要求将世界各个经济体的生产性资源尽可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资本的高流动性，势必要求生产领域的高灵活性，也就是要求被固化在特定生产活动上的资本减至最少，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达到最多。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生产系统的行为灵活性可以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安排。一是所谓灵活性或短期导向体制，这是建立在细微分工原则上的，其要旨在于尽量降低劳动成本，也就是表现为前述的“低技能/技术，低工资”模式。另一是固定性或长期导向体制，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原则上的，支持行为灵活性的因素是集体学习效应和横向协作，其发展特性承载于“高技能/技术，高工资”模式。

理论上，从上文的两个论题中，并不能确凿地推断，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逻辑，将倾向于推动外围经济体选择哪种发展途径。从部分资本的角度考虑，成本最小化往往是压倒性逻辑，尽量创建和利用无限量供应的劳动力也就形成难以抗拒的诱惑。然而，从全部资本的角度考虑，需求因素的重要性至少应该等量齐观，这就对国家和国际机构推行“低技能/技术，低工资”模式形成制约。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就由现实解决。现实上，全球化年代也正是市场化改革席卷后进发展国家的年代，种种以所谓“华盛顿共识”为纲领的政策措施，诸如土地和生产性企业的私有化、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以至开放资本账户等等，都在世界范围大力推行。如此种种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统治阶层的所作所为，倾向于服务部分资本的利益；换言之，这个阶层很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投机金融资本所渗透，尤其是表现为所谓“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综合体”，而这又是导致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Wade 1998; Wade and Veneroso 1998)。

4．结语

针对所谓“制度转轨经济学”的未来发展，North (1997, 2页)宣称：“必须是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利便于低成本交易和可信有效的承担，使得要素和产品市场能够有效率运作，而这样的市场正是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无论有什么限定条件或注语附加其中，这个宣称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因为它所专注和强调的，是个人化经济主体的最优化选择、以及市场在协调这种选择以达至均衡上的有效性。这同一信条也见之于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全球化是后进发展的推进器。

本文的论述，却是试图揭示，新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经济体制和后进发展的提法，其实是建立在相当特殊的技术范式假设之上的，因而作为指导现实的纲领就很有误导成分。明确而言，资本主义全球化如果完全遵循个人化理性选择准则的话，其后果将是以投机金融资本的利益和逻辑为依归，这势必导致前文所述的“低技能/技术，低工资”发展陷阱。相反，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下，要避免这个发展陷阱，走上“高技能/技术，高工资”的发展途径，就必须依赖一系列背离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逻辑的政治经济体制，具体而言就是必须有一系列建立在社会分工原则之上的、具备市场竞争力的长期导向体制。

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与上述发展途径和相应体制相关的，是必须从集体理性而非个人理性、社会关系而非个人选择的角度，理解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变动。具有行为灵活特性的长期导向体制，其形成和运作有赖于一众直接生产者的积极和广泛参与，以及保障集体理性的适当的社会和国家权力，这显然不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个人化理性选择为出发点的“失序或专制”分析框架所能理解的。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东亚经验所显示的这种体制的具体形式，是企业层面上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及所谓发展主义国家、即“国家作为整体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的推动。在中国经验方面，可以宣称，近似的发展主义国家、以及广泛的在经济以至政治事务上的社会动员，正是过往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最根本支撑因素。上述这些在这两个后进发展特例中的种种“反体系因素”(借用历史资本主义研究文献的用语)，虽则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看不外乎是反效率的“失序”和“专制”，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下后进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Alchian, A. and H. Demsetz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777-795.

Arrighi, G.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Best, M. (1990) The New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wles, S. (1985)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6-36.

Coase, R.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386-405.

Djankov, S., E. Glaeser, R. La Porta, F. Lopez-de-Silanes and A. Shleifer (2003) ‘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595-619.

Easterly, W.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Working Paper no.27272, The World Bank, www.worldbank.org.

Fröbel, F., J. Heinrichs, andO. Kreye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ugman, P. (1981) ‘Trade, accumu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 149-161.

Lipietz, A.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

Lo, D. (1995)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versus the market: on recent theories of late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24 (3): pp.443-470.

卢荻(2002)《分工原则、技术范式与生产理论》，载张宇、孟捷、卢荻主编(2002)《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卢荻和斯迈斯(2004)《“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政治经济学评论》总第5辑，44-61页。英文版：Dic Lo and Russell Smyth, ‘Toward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forthcoming,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6), pp.1-18.

North, D. (1997)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ition problem’, UNU-WIDER Annual Lecture.

Piore, M. (1992)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nd the classical revival in economics’, in M. Storper and A. Scott (eds) Pathways to Industri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Sabel, C.F. (1982)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C. & J.E. Stiglitz (1984)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3): 433-444.

Wade, R. (1998) ‘The Asian debt-and-development crisis of 1997-?: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World Development, 26 (8), pp.1535-1553.

Wade, R. and F. Veneroso (1998)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pp.3-23.

Weeks, J. (2001)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uneven development on a world scale’ Capital and Class, 74: 9-30.

Williamson, O.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张宇、孟捷、卢荻主编(2002)《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