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的一部分。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美国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我们这里在座的有清朝出生的人，有民国出生的人。

　　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他就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之手。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尔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袁世凯留下来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二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原先有五万多党员，经过反革命的镇压，只剩下一万多党员。敌人到处捣乱。但还是照这个规律:

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很强大，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只能在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德国希特勒，也是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被赶到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了九十万。然后是解放战争。我们的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打了三年，累计起来，被我们消灭了八百万。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的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中南美国家的欧洲移民要同本地印第安人团结起来。从欧洲移入的白种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统治者，另外一部分人是被统治者。这样，这一部分被压迫的白种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因为所处的地位相同。

　　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我们同你们性质相同，只是所在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89--292页）

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O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些重要指示。

　　一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三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四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它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它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它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五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六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写的几段指示。

　　一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二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它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三

　　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四

　　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它要害部门，则须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五

　　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9--41页）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⑴，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⑵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⑶，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⑷，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⑸，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⑹，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⑺，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⑻，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⑼。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