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2200万，石仲泉负了什么责任　　

　　

石仲泉在强国社区作客，谈到了三年大饥荒饿死问题，在短短的六百来字中，他一连用五个“很负责”，肯定了三年饿死了2200万。　　

石仲泉究竟负了什么责任呢？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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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仲泉很负责任地推介了出笼2200万的三位权威人物。他说：　　

　　

“一个是蒋正华，是退下来的副委员长，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研究，他认为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700万。”　　

“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做“库尔”的材料，库尔的材料是2700万，”　　

第三个是国家统计局的前局长李成瑞，“李成瑞这个老同志还在，他的思想观点我想网友都很熟悉，这是很负责任的。”　　

那么，这个很负责任的李成瑞的观点是什么？石仲泉也很负责任的告诉了我们：　　

“国家统计局的前局长“李成瑞”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他把2700万和1700万加以比较，得出2200万。”　　

原来，很负责任的李成瑞就是很负责任地做了一道一加三等于四再除以二等于二的小学算术题，在蒋正华的1700万与科尔的2700万之间取了一个平均值！　　

蒋正华其人如何？石仲泉只介绍了一个“退下来的副委员长”身份，是否也和李成瑞一样“很负责任”，他没有说。我们在此也假定蒋正华“是很负责任的”吧。那么，那个外国人库尔呢？到底是哪国人，石仲泉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是不是那个美国人科尔？　　

堂堂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尚且如此不负责任，一个外国人库尔，凭什他要向你石仲泉“很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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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仲泉很负责任的推出了“饿死2200万”的源头，他说：　　

　　

　　

“1982年全国普查资料之后，对于建国以后的这些材料都公布了，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　　

两个材料之一是前面说过的李成瑞的“研究材料”，另一个就是“李成瑞材料”的源头也就是矛盾百出的被披得体无完肤的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人口数据。　　

石仲泉对这个材料中的纰漏和错误只字不提，便以这个材料中的1961年的66207万人比1960年的67207万人少了一千万人，认定60年非正常死亡为一千万人。这也是反毛精英大炒特炒1960年人口负增长1000万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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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材料可信而这种计算方法也可信，那么1962年的66859万只比1961年的66207万人减少348万人，也就是说61年的非正常死人数为348万人。　　

1963年的总人数为67295万人比60年增加了1436万人，因此，这一年肯定没有非正常死亡，也就是说，三年中实际上只有60、61两年有非正常死亡，总共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348万人。离2200万人还有一个852万人的缺口。石仲泉必须负责从国外进口852万死人堵缺口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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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全面地分析这个材料，也会出现石仲泉要调拨死人或从国外进口死人的尴尬：　　

按照1959——1960年的死亡率和年平均人数计算，三年总共死亡3608·4万人， 　　

以1959年以前的最低死亡率即1957年的10·8‰为参照计算，这三年的正常死亡人数也有2152·8万人，饿死的人数最多也只有1455·6万人。与2200万也有一个745万人的缺口，石仲泉也得负起调拨死人堵漏的责任来。　　

只有以1949——1982年的三十三年间死亡率最低的即1979年的6·21‰为参照，三年非正常死亡才达到了2370万人（正常死亡1238万人）。　　

要求三年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从1957年的死亡率10·08‰的水平上，一觉醒来，就要达到1979年的死亡率6·21‰的水平，也是建国三十三年间的最好水平。不说讲党性吧，只讲人性，相信石仲泉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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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仲泉的五个“很负责任”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明白了，石仲泉告的“很负责任”，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那么，他究竟很负责任了什么呢？　　

1、他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材料在1997年中国大事研究，作为一个打头文章……李成瑞的文章叫做“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我们发表在《党史研究》1997年。”　　

2、他很负责任地说：“（李成瑞的材料是）我去阅的稿。”　　

3、为了突出“我”的很负责任，他又很负责任地重复强调一遍：“我所知道这个材料是我亲自阅稿的，亲自面谈的，是经过程序往上报了的。”　　

4、为了打足“我”的底气，他很负责任地说：“，当时我是主编，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史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的身份他就没有“很负责任”地说出来了，因为不说许多人也知道。　　

5、感到了“我”的底气还不太足时，最后他又搬出了自己的后台：“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党史研究室的认可，……他讲的情况我们领导也认可了”， “这是公开负责任的”、“这个我也可以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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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了“我”、“我的领导”、“我和我的领导的《党史研究》”的“三认可”，所以，石仲泉一开口就可以“很负责任”的申明“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了。　　

三个这样的“认可”就可以变成“国家的认准”，在民主精英石仲泉的眼里，这个国家究竟由谁作主、究竟是属于谁的？他是不打自招了：国家就是由他们几个人作主，国家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这个“国家的认准”究竟又“准”在哪里呢？一桶浆糊，他是莫名其妙，听李成瑞的！李成瑞呢？听蒋正华和外国人科尔的！蒋正华和外国人科尔听谁的？石仲泉没有说，一个解释是听他们自己的。二个解释是，如果他们还要假借“科学”两个字扯淡的话，那就是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的！统计局这个数据听谁的？大家心里都明白，听前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　　

　　

李成瑞还听谁的没有？这里无法揣测了。不过，却可以这样认为：　　

就这么听来听去，听在我们耳朵里，只有一句话：全是扯淡糊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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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附：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谈客观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　　

http://live.people.com.cn/bbs/note.php?id=49100507080332_ctdzb_062　　

[首席班主]:石会长，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因为饥荒到底饿死过多少人，国家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吗？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公布这些历史数据。 [09:03]　　

　　

[石仲泉]:这个问题如果网友关心可以看看基本的材料。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这些问题都是没有讲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全国普查资料之后，对于建国以后的这些材料都公布了，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　　

一个是，从1960年困难时期开始，跟1959年两年人口比较，非正常的死亡是1000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70年中都用了这个材料，人口普查，国家计生委的材料是很详细的。　　

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前局长“李成瑞”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讲1963年到1958年，这样一个非正常的人口死亡是2158万，接近2200万，这个材料在1997年中国大事研究，作为一个打头文章发表，当时我是主编，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史工作，我去阅的稿，这是很负责任的，　　

李成瑞这个老同志还在，他的思想观点我想网友都很熟悉，这是很负责任的。一个是蒋正华，是退下来的副委员长，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研究，他认为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700万，李成瑞比较了蒋的材料，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做“库尔”的材料，库尔的材料是2700万，他把2700万和1700万加以比较，得出2200万，　　

李成瑞的文章叫做“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我们发表在《党史研究》1997年，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翻看这篇文章，这是公开负责任的。我所知道这个材料是我亲自阅稿的，亲自面谈的，是经过程序往上报了的。 　　

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党史研究室的认可，这个我可以负责任，其他的数字得出的结论不好说，这个数字我采访过他，他讲的情况我们领导也认可了，我是可以负责任的讲这个事。所以不存在有些事不讲，这样那样的说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