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玮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

一、国家强大才能带来国家安全

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走出的人类主宰了这个星球，却永远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皆因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人类的冲突不可能避免。

虽然以单个人来看，人已经具有了良知、忍让、勤勉等优良品性，这是因为任何个人对于整个人类之微不足道。而观诸各种利益群体，“群体兽性”有过于动物界无不及，只是以更为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全球第一经济强国，一方面是由于流淌于中国人血液之中的和谐文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社会人均产出在几千年里停滞不前。此时，经济的强大取决于人口数量，而人口的数量又取决于社会稳定。

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人口数量不再是决定经济强弱的唯一因素。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无限扩张能力，使得“丛林法则”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在这个星球上扩张。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到为了争夺资源与发展空间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残酷。

近代以来，中国因为远离工业革命的中心，以及清政府的闭关锁国，被西方列强远远抛在后面，沦落为列强们刀俎上的鱼肉。于是，“强国”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内心的呐喊。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战争已经六十年没有发生了。在许多人善良的看来世界和平将会一直延续下去。笔者并非穷兵黩武之辈，只是要提醒人们“利益的冲突”是人类永恒的冲突，正如丘吉尔的名言：“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著名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即是利益。

资源有限性与人类欲望增长无限性的矛盾是社会群体冲突的根源，“群体兽性”比动物界的“丛林法则”更为残酷，只是更为隐蔽而已。所以，国人应以强国为己任。那么如何走向强国之路呢？

二、应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中央集权

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建立普选制的直接民主，这一观点在高等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这一观点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腐败，而教科书上说，根除腐败的根本手段是权力制约。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不然。

笔者以为，固然权力制约可以消除腐败，但在腐败横行的社会条件下直接民主只可能更糟。再者，存在外部干预的条件下，直接民主制度也会导致恶劣的结果。我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相反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中央集权可以有效地抵御外国的干预，而地方权力制衡下的国家却往往被外国势力所干预。这可以从诸如拉美民主化下的腐败，东欧“颜色革命”后的动荡中可以得到验证。

伊拉克战争的表面理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是美国借推行民主价值观以干预中东国家，所谓“民主安全论”是其理论基础。只是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宗教国家，美国才遭受失败。马基雅维利指出：“宗教国家是不可战胜的”。

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价值观是推行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三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其本质是消灭国家与文化的多样性，是让其他所有国家成为美国的第N个州。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赞同，因为他们觉得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美国是人类最为完美的民主制度。其实大谬不然。

完善的民主制度应该按照各个群体的力量来分配其权力，可以说是普选制直接民主的理论基础。但心理学、行为学的许多研究揭示，人们因为受到外在影响而作出决策，甚至无法确切地了解此决策的后果。譬如，陈水扁从依靠“两颗子弹”赢得大选，到后来声势浩大的倒扁浪潮，雄辩地证明了民众观念、行为的前后不一致。

所以，笔者认为不可能存在完美的政治制度，而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应该做到学者、媒体、立法、司法、行政五权分立。何谓学者呢？学者是指具有独立、执着、良知，有专业成就的人士（现在的许多“学者”其实是伪学者，窃居其位而已，本人向不敢以学者自居，实在是很难达到学者的标准），学者的重要性反映了国家治理不能超越一般道德。媒体既传播学者的专业理念，也传承其道德精神，还连接大众的利益、需要与感受。学者与媒体的道德应该卓然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当下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质疑在于媒体独立性的丧失与学者的被边缘化。

马基雅维利指出，如果存在腐败任何法律都失去意义。也就是说如果缺乏社会道德，法律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以是观之，“胡温新政”的本质是重建社会道德。从“科学的发展观”、“和谐社会”、“新三民主义”、“八荣八耻”都是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精神。从历史上看，太平盛世都是道德复苏、文化复苏的自然结果。

笔者以为，精神层面欠缺只能通过精神层面来解决。为了推动中国道德文化的建设，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只有强力的中央集权才能纠正经济发展中的偏差，才能重建社会道德。所以，在一定时期，我国应该加强中央集权。在社会道德出现比较大的改观以后，在国家强大之后，公民的权力可以逐步扩大，我国代议制民主制度可进一步得到完善。

三、产业竞争力是强大国家的支柱

我国经济27年来保持年均接近10%高速增长的内因是建国30年的积累，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外因是90年“华盛顿共识”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九十年代兴起的IT革命。我国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用，在全球开创了一个外商直接投资大发展的新时代。但应该看到，外国目前出口额的70%份额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包办的，可见我国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依赖。与此同时，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大大高于国内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与外商投资企业资密切相关的。我国得到外商投资青睐的主要优势：一、中国低成本高产出的劳动力资源；二、中国低成本的能源结构；三、对于环境污染的忽视。以低成本能源结构为例，我国一次性能源比例中煤炭占70%，世界平均水平是25%，目前的油价与煤价之比是10：1，而原油的热能与煤炭的热能之比只有2：1，使得我国电力的价格仅仅只有国际水平的一半。在这种比较优势下，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大量向我国转移，导致我国原材料、能源极度紧缺。地方政府不加保护地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极大地耗费了国家的资源存量，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不断攀升的贸易顺差不仅成为国际上打压中国的借口，也形成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持续压力。相反地，我国出口的初级制成品出口价格往往只有进口高级制成品的几分之一。以是观之，中国出口顺差越大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越脆弱。当然，目前中央政府已经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譬如有色金属征收出口关税，禁止高污染的加工贸易等，无疑都切中时弊。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国除了资源性产品外有哪些产品出口能够保持较高的利润呢？有多少高利润出口企业？这个问题可谓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笔者认为很少。也就是说经过27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仍然极少拥有世界级的企业，反映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释放型的增长与技术资源扩散性增长，与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

在经济一体化时代，经济的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一国不可能长期通过资源耗费来获得经济增长（俄罗斯计划在2015年后实现石油零出口，可为中国借鉴），必须通过产业竞争能力的提升来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产业竞争力是指拥有一群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缺乏是发展模式所决定的，也是由于政府、金融政策失当与支持不够所造成的。

总之，在资源稀缺冲突不断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强大是产业竞争力的强大，就象日本、韩国的汽车产业，美国的计算机与软件产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是我国当务之急，而产业竞争力提升之道需要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联合支持。

四、金融自主性是国家安全性的保证

金融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光荣与罪恶的显明分歧，既有“威尼斯商人”、“郁金香泡沫”的血腥，也有“罗斯福新政”的光荣。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金融就有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国家。金融的要义在于支持什么，抑制什么。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金融也是仅次于战争的手段，因为金融是最直接的利益。如八十年代欧洲国家曾向美国表示要减少美元储备，美国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战争行动。而从历次拉美金融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美国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金融对内应该服务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国家战略，对外应该实现金融自主性以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

从实现产业竞争力提升而言，资本市场是重要的工作平台，而中央汇金公司应该是这个工作平台的主角。最近，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中央汇金公司应该仿照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强调应该以战略性代替收益性。中央汇金公司的任务不能等同于社保基金，而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具有产业升级可能的公司可以通过向中央汇金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来低成本融资，此模式可以绕过金融一体化下的一些规则限制。

从实现金融自主性来看，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人民币资本项目的适当限制是必须的。国际金融理论界有一个“三难选择”，就是任何一种汇率制度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自主性、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稳定的目标。笔者认为一方面同时实现未必比不实现更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定的策略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同时实现。

比如说，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会带来外汇储备过多，基础货币投放过量，带来信贷扩张，以致产能扩张，经济过热。笔者以为，只要央行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额回笼就可以解决，如果担心干预成本过高可以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零，如果因此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可通过财产税来抑制。

总之，只要有强力的中央集权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欲形成强力的中央集权，须以强国为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