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袭警问题之前，应当涉及一些背景和相关问题。

　　

我想有必要首先认识一下自己。本人在农村长到16岁，老家离上海的直线距离不超过　100公里　。家族中有三个舅舅、一个姑姑、许多伯伯叔叔以及同辈等，先后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海人，其中有的解放前落脚上海，有的跟自己从小一起长大。在与上海人的交道中，耳闻目睹的故事数不胜数，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内心感受，并且显然是有成见的。最终结果是年过二十之后，我再没到任何上海人家中作客。

　　

谈家庭的故事，显然已经没有意义。上海人以及上海社会的特点，十分鲜明。凭心而论，上海人确实相当精明，这一点应当得到公认；整体素质较高，即使街道文化活动，往往也自愧不如；工作认真负责，只要看看马路商场等公共场所的协防老人即可。但上海人的缺点也多，长期局促蜗居的小家之气很浓，待人态度内外有别，市井氛围比较厚重，等等。近年来，上海社会在国际化道路上，许多陋习得到改观，但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也有西方化的内在趋势。

　　

上海警察的办事风格，公正地讲，相对是要文明些。从全国范围看起来，如果说上海警察对于上海人民，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为人民服务”素质，但在处理与外埠客人的事务或事件或案件时，也会自然流露出也许并不自知的冷漠、生硬和傲慢，外埠客人的心理感受往往并不外露，很难说不会存在隐性隔阂和公开矛盾。一旦隔阂与矛盾受到某种孤立事件的激发，事态很可能走向恶化与失控。

　　

这次闸北袭警也许存在偶然性，但偶然之中往往藏着必然因素。很难说上海警方究竟存在哪些过错，因此也很难进行直接批评。综合多方信息，结合上海警方今天公开披露的案件详细经过，目前看来真相可能仍然没有大白。在观察与思考过程中，事件的真相是个基本依据，否则所有激烈态度和批评言辞，至少是无病呻吟。假如由此进行深入发挥，无疑是荒唐幼稚。

　　

但是，有一点仍然能够肯定。包括袭警事件的主角杨佳，包括同窗相残的马加爵，也包括网上部分马甲（不包括借机生事的），整个社会都在浮躁和偏急中，这才是一种普遍的深刻问题。也包括本人在内，尽管我从不无的放矢，也同样存在对社会病态的仇视倾向，因此关键还是社会病态，病到一有诱因就随时可能爆发。这个问题本人一开始就关注，不断地揭露它，也是本人参与网络言论的主要目的。

　　

社会病态不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先天因素，而是随后天条件发展变化了的。假如有人认为是体制问题，那么首先是经济体制出了问题，背离了广大人民的普遍期待；进而又由经济体制问题扩散为意识形态问题，道德法制等的西方化，使全社会的“人”发生变化，利益思想日益加深，服务观念不断错位，并对人们的生活、生理、心理、精神，都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这才是需要关注的最根本问题。

　　

即便袭警事件中，上海警察负有责任，但杨佳发展到杀人地步，也不能由上海警察负全部责任；即便袭警事件妥善解决了，也许还有城管税管问题；即便上海问题解决了，也难保其它地方不会产生类似问题。说明盲人摸象并不能找到根本原因，就事论事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