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私有化是腐败加专制的必然结果

——兼评《不许再卖》（五）

改革开放前的国企自然是有很大弊病的。企业完成的是实物生产计划，几乎从来就没有把最大利润作为企业经营的首要目标。因此，倒不如把企业领导人说成是“官员”更加恰当。所以如张维迎说的：“……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帐’和所谓的‘社会帐’，而不是经济帐。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务升迁（‘读书’08年第七期第19页）”。那时候厂长经理都是由上面任命的，这个“上面”如张维迎所说，“是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保证他们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

改革开放了，广大企业职工首先盼望的就是改变这种局面。通过企业民主化，让广大职工群众自己来选举让群众放心满意能搞好企业的理想领导人。因为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少年下来，有的厂上缴的利润已经够造几个厂子了，不让工人作主，让谁作主？第二，我们党历来都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传统，谁行、谁不行群众眼睛最亮，即使选错了，也随时可以由职代会按章程进行撤换和改选，这不是天公地道、顺理成章的事吗？

可不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这种合理自然的愿望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改革并没有朝着民主的方向，而是背道而驰，“放权让利”“一长制”一步步朝着更加专制的方向行进，到最后，达到极致，实行“权贵私有化”。那些下岗工人和重新沦为雇佣性质的工人不由得仰天长叹：“改革，究竟要走向何方？”

我衷心地希望同志们认真阅读左大培博士的“不许再卖”这本书。就本文主题，我推荐同志们阅读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第221页到234页）以及第十五章第二节的内容（第276页到285页），如已所述，我们毫不否认文化大革命以前企业所存有的弊病，但那时国有企业管理严格、工人工作积极性高，也是不容否认的。改革开放后，“放权让利”“一长制”将企业一切大权都让厂长或经理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不许再卖”第280页）专制必然导致腐败，也果然腐败。而且腐败得那样彻底，可以说叫人大开眼界、大跌眼镜。

首当其冲的腐败应该数“体外循环”。就是在左大培书中第273页所说：“公然开设私营企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自己私人所有的企业转移财富”。请同志们注意这种腐败是最厉害的，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略举几例：拉到好生意自己私企搞，弄到廉价好原料自己私企吃，甚至调包：国有企业一级价格吃二级货，而自己私企则二级价格吃一级货；自己私企做“皮包公司”吃利润大头，而国企则作为“加工厂”拿少得可怜的加工费，意思意思（有时这种加工费还不够弥补成本）。你说再好的国有企业能经得起这种利益输送、经得起这样折腾吗？还不全被掏空了？

腐败之二是在采购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收受回扣，这是最普遍的，有关法律规章不少，却从来没有被真正执行过。

腐败之三是财务会计完全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完全沦落为经营者贪污和挪用资金的工具。公开帐、秘密帐、大金库、小金库、做假帐都成了公开的秘密。

至于奖金滥发、公款消费，那更是司空见惯、泛滥成灾了。

这种种由专制所导致的腐败充分说明，在名义上的权贵私有化之前，我们不少企业实际上已经权贵私有化了。在那里，那些腐败了的企业领导可以象处理自己私企一样随意自由。所不同的是，在名义上的私有化之前，他们会糟蹋国企，不仅会从那里向私企转移财富，甚至还故意“哭穷”，作假帐，搞成“亏损” 、“负资产”什么的，以便能廉价贱卖、甚至零资产转让，而在名义上的私有化之后，自然大功告成，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国企被搞得不行，除了腐败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主要是一批主流经济学者在與论上散布“国企所有者虚置”、“国企永远搞不好”等种种谬论，要求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使得多少年以来，国家不再新建和扩建国企，“拨改贷”政策执行以后，银行对国企信不过，不轻易贷款，而企业应收款一到帐，银行不管企业死活，统统扣下，用来填补以前所欠贷款，当时许多企业明明有订单，就是不敢接单。眼睁睁看着企业被活活“饿死”;税收部门对外企税收优惠，并且监管不严，使之逃税容易,而国企却有习惯性的纪律约束，老老实实向税务局交纳高比例税金;再加上国企退休职工越来越多，年轻职工由于国企不扩招，所占比例越来越少，领养老金人数占全员职工比例越来越高，从而使国企越来越不堪重负。

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国企怎么办？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朝着企业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反腐败的力量在哪里？群众啊，应当恢复广大职工群众原来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选举一个真正放心满意的领导班子，来反腐败、除蟗虫，拨乱反正，搞好企业，而政府应当调整政策，对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输入资金，重新认可这个亲儿子。另一条就是象我们现在这样，屈服于腐败者的“逼宫”行为，干脆把企业贱卖给他们，为这早已死亡的婚姻颁发离婚证。（你要掏空国企，干脆送给你，也就无所谓掏空不掏空了。）但是这样一来，流失的是全国人民共有的资产，倒霉的是国企职工，他们或下岗，或是卖掉身份，重新沦为这些新生资本家的雇佣工人。

当时任深圳市体改办主任的徐景安专门著文写了当时的思路历程：“搞产权转让会发生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然而不搞产权转让更会发生国有资产被非法剥夺。企业日常经营中的猫腻更难监管。国有资产非法的、无序的、潜在的不断流失，正是下决心进行国企产权改革的原因。”（摘自徐景安《我所经历的改革决策过程》）请看，原来是内部腐败迫使了企业的贱卖、被鲸呑，多可怕，腐败多厉害。作为深圳市体改办主任的徐景安对此深有体会。他还用郎咸平所举保姆为主人的例子说，“你挑来的保姆，经常报告各种意外情况，需要增加维修费用，你很难辨别真伪，当然你可以请人审计，但又得付费。后来你发现这么多房产，虽然在你的名下，但实际上是保姆在享用，而你还必须付管理、水电、工资等各项费用，“私有资产在不断流失”，这个保姆成了房产事实上的主人。所以，你下决心卖房子，而且想赶快脱手，折一点价算了。”听，亏损由于“保姆”们腐败，不发动群众反腐败，反而牺牲群众利益，“甩包袱”，奉送企业给“保姆”，这就是身为深圳市体改办主任之类政府官员当时的真实想法。这足以证明权贵私有化使得腐败达到极致，是腐败和专制的必然结果和最终归宿。

权贵私有化是腐败和专制的结果，而权贵私有化在企业进行的整个过程也是极为专制、反民主的，根本没有把民众放在心里。在今天媒体如此发达，资讯如此快速的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影响千千万万人民生活的运动竟然可以瞒天过海悄悄地进行。报纸不登、电视不播，“四大”不准，悄悄地、悄悄地千千万万工人下岗了；悄悄地、悄悄地多少权贵一夜暴富了；悄悄地悄悄地，一个偌大的城市，上千几百个企业几年之内大变样，企业性质变了，工人身份转换了。可是你能从电视和报纸这两大重要媒体见到一丝一毫的信息吗？看不到，看不到。人们不仅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使那些人这么害怕與论、这么怕见阳光，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有不少职工起初还真不知道“改制”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工厂真的不行了，咱们工人阶级老大哥要为改革贡献点什么、牺牲点什么，有些人真是二话不说，含着眼泪当场签字画押，卖断工龄，费用上面说多少就是多少。渐渐地渐渐地发现不对劲了，那些共产党的厂长经理一夜之间非但没有下岗，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新生资本家，才觉悟了起来，但为时已晚，懊悔莫及。

工人不是没有反抗过，但有用吗？静坐、请愿，最后的结果还不是被分化、被劝退。权贵私有化得到“上面”默许不是一清二楚吗？那个官方的工会有用吗？还不是摆摆样子的？到法院去控告吧，法院早已得到通知：不受理。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文：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有个漂亮的说辞叫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至于权贵们,“权贵私有化”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盛宴，其分赃过程自然就充斥着种种腐败。刚开始时，权贵们对自身的得益也不是完全清楚的。因为公有制企业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家底，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认识深入人心，要想撼动这一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毕竟有风险啊。中央有文件，也只是提改制、提行政性调整划拨，只是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并没有直白地提私有化、提买卖企业啊。但是堡垒终究松动了，每一场运动，总有胆大妄为者来打头阵。天上不是掉馅饼，天上是掉金元宝，一夜暴富的美梦怎不使人惊喜若狂、辗转难眠呢？一个个敢吃螃蟹者纷纷出笼，大显身手。底下人一看没事，便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坚冰渐渐打破，邪气微微弥漫，终于风卷残云，大面积铺开。最后是谨小慎微者也纷纷上阵，坐上了盛宴桌。在要价上，权贵们也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开始是担心没钱购买，或者怕有风险，怕曝光，后来知道，没钱根本不是问题，企业总是要卖掉的，办法总比困难多；至于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于是空手套白狼、“银行抵押贷款转让”，甚至干脆“零资产转让”都乌七八糟的应运而生。什么评估，什么竞选，还有什么规章，都是假的，全可以突破。在股权分配上，开始还搞搞领导、中层、基层干部人人有份，只不过大小不等，到最后贪欲十足，干脆“第一把手统吃”。（当然上面主管部门的领导肯定少不了好处。）在权贵私有化前夕，临阵换将，换领导班子的事频频发生，以便主管部门让自己的亲信人士接任这个肥缺，自己从中分得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