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有点不依不饶的味道，有失厚道，但我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说实话，茅先生在网上的文章，无论是文笔、理性思维和见识，的确都是上不了档次的，如果署名不是“茅于轼”三字，很快就在冷落中沉下去了，人们没功夫也没必要搭理它。但是，由于多种社会因素的促成，茅于轼已成为一种思想倾向的代表，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关系到社会走势的思考和选择。这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所以要把话说得深入些，点穴点到位，并非与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头了有什么过不去。
茅先生在经济问题上出的一些点子（不成理论），如反对经济适有房，房价是由市场决定的，火车票应该涨价，等等，已遭到大量驳斥，甚至痛骂，其专业水平就不要说了。批评者把他划入张维迎和厉以宁之流，倒是简单，但他还是光亮的。因为在拥茅者的印象中，他是“自由派”，而且联系到其具体行为，把他与张维迎和厉以宁之流等同起来（我也曾这样），是有点过分的。他的实践行为受人尊敬，在道德上，不能与那些学界渣滓相提并论。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从思想层次上来看茅，一方面是对他个人品格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他思想的透析和清理。
茅于轼的骨子里真有民主自由吗？他的言论是在追求民主自由吗？
对这个问题，茅的《分析网上骂人》表达得相当清楚，稍事解读就可以明白了。

一茅于轼的社会主张：精英主义

本来是不必要如此浪费笔墨的，但为避免“断章取义”之罪，不得不专意列出《分析网上骂人》一文的推理过程。
此文先列举了网上如何骂他，然后说出自己由此而解读出关于骂人者的两条“信息”：
1、“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
2、“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
接着追问挨骂的原因：“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会用理性思考，思想简单，容易走极端，产生出爆发式的情绪？”
骂人者的个人原因是：“恐怕这和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关。”
有关教育的具体原因是：
1、“我们的小学校里，教的还是阶级斗争的那一套……”
2、“我国的初等教育还缺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礼貌教育。”
接着追问骂人者的社会原因：“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
他找到了骂人者的社会原因：
“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
既然骂人者的个人原因是没受到好的教育，社会原因是还存在有特权，那么出路何在呢？
茅于轼给的出路是：
“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
（注意，在这一段完整的话中，“治理者”和“当官的”是同意的！）
茅于轼又把自己给的出路重复了一遍：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
文章到此，已经把“精英主义”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了，接着就进行强烈地谴责：
“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
联系上下文，这个谴责的内容是：骂人者文化程度低，面对社会矛盾（包括当官的不为每个人着想），不懂精英主义之重要，而是进行着大范围的破坏。
虽然没有写出来，但由此逻辑强烈地推出一个结论：
1、 我茅于轼是精英！
2、 我应该是社会治理者！
3、 骂我等于破坏！

二、精英主义的实质是专制主义

写出这个判断句式的时候，我等于说了一句“猴子属于动物”一样的废话，可是又不得不说。
精英和精英主义，是两个概念。精英是指一个社会阶层；精英主义则是社会主张。精英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天使，而精英主义对人类社会来说则是魔鬼。当茅于轼提出社会应由哪个阶层来治理这个论题的时候，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在专制主义泥潭中游泳，浑身都是专制主义泥水，可是他还自以为了不得，觉得自己高尚无比。
先看宪政民主社会是否允许精英主义——
人们都知道，宪政社会的宪政内容是：民有，民治和民享。这时的“民”，指各社会阶层，并非为“精英”独占。在这样的宪政社会，不是专由“在朝者”治国，也不是专由“在野者”治国，不是由精英者治国，也不是由草根者治国，而是由任何阶层都必须服从的制度治国。各阶层在制度框架之下，自觉地，自主地，和平地，有序地按照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规则运作，无所谓谁治理国家，因为即就是公共事务者，也是制度在运转着他，谈不上由他来治理。
在宪政社会，政府不过是服务机关，人民纳了税来买它的服务，不是来让它来“举旗抓纲”，当人民的“指路人”而“带领我们向前进”的，国家和社会如何发展，人民有自己的选择。即就是有精英人才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也不是“指路人”，也不是“治理者”。
宪政社会的宪法，核心内容的限制权力，而不是管制人民。本着宪法，纳税人对政府有理所当然的监督权，逼逼官员必须老老实实地为纳税人服务。即就是有精英人才在政府机关工作，也不必让茅先生对他们寄于崇高的人治希望——“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因为他要是不老实，纳税人通过相关制度操作就让他滚下台了。
由此可见，宪政民主的本质，与精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再看精英主义的必然结果——
精英主义，还可以称之为“贤人政治”，也即通常所指的人治。这类政治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不讲上台的合法性，也不讲以什么途径上台，反正我是精英，我就应该上台，恰好与茅于轼“社会必须由精英来治理”一样霸气。你要上台“治理”，必须经过合法授权。未经合法授权者而行使“治理”权，不管你是何等的圣贤，都是政治盗贼，因为你首先剥夺了人民，摧毁了政治终极价值——以人权为出发点，也以人权为归宿。
2、让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本来应具有的服务型，癌变为统治型，从而绑架国人和社会，把民治权变为官治权，把人民对社会的发展选择权变为少数人的选择权，代替人民思考，代替人民规划社会，从来不经过人民同意，包括茅于轼在内的“精英经济学家”在 改革中“以产权换特权”就是一例。
3、只要自己的统治权，不要人民的监督权，把社会的良性发展寄托于统治者的道德自律。“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茅于轼的这一政治主张，是最典型不过的人治主张，同历代希望皇帝任命清官“为民做主”和希望不受监督的当今官员“为人民着想”，是一个黑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模一样。
4、不要人民选择，不要监督，而只靠精英定个社会目标，就要求人民做出牺牲，为之奋斗，具有欺骗性。20世纪，精英们设计出一个虚幻的、不可能的社会目标，死了那么多人，就不用说了。这20多来，“精英经济学家”把“产权换特权”、“管理层收购”、“管理层持股”政策化以后，要求民众为改革做出牺牲——下岗、自杀，卖淫，目的达到了吗？谁都看到，特权更大，底层民众劫难更多，社会更艰难！（你们不过挨些骂，轻饶了你们了！）
这四个特点，就是专制的特点，只要是搞精英主义，就不可能避免这四个特点。
所以，精英主义是文明社会的敌人！
有些人常用茅于轼的政治表态和办民间公益事业为论据，来为茅于轼开脱。其实这是两回事：愿意打江山的未必就想否定皇帝，搞公益活动未必就有民主观念，关键要看政治价值观，看骨子里那决定社会走向的东西。

三、如何辨认精英？

精英主义是文明社会的敌人，而精英人才却是相当可贵的。那么如何辨认精英人才呢？这就要先看精英应起什么作用。
精英人才，特别是社科类精英人才，其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知识、智慧和道德勇气，朝着宪政理想，构建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规则，由人民自主参与，自由选择，自己治理自己的社会和国家，而不是由精英自己代替或“代表”人民来治理，走“为民做主”之路。一句话，是做还权于民的工作，而不是做集权于精英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阿伦特所说，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打开”，而不是代替。
人类社会需要把统治者关起来的笼子，布什对这个笼子称赞道：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精英人才，正是这种笼子的设计者和制造者。设计制造好之后，把门锁和钥匙交给人民，由人民发挥自己的力量，管理笼子里的东西。精英自己如果成为权者，自己打造的笼子也会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关进去，因为设计这个笼子的时候，就把有朝一天关自己功用也设计进去了。现在，有些国家，这样的笼子造好了，但还要加固；有些国家还没有这样的笼子，正需要打造。
这就是精英的作用，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什么是精英——
能以独立的人格、高尚的精神、顽强的意志、丰富的智慧和高贵的普世价值，为全社会打造囚禁权力之笼的人！
茅于轼很强硬地说；“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我也毫不客气地说：精英受社会尊敬，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当上的！
从精英的使命和内涵来看，学识渊博，技术超群，文才出众者未必就是精英，说不定还是人类罪人和社会渣滓。二战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研究用细菌杀人的专家是精英？为希特勒策划战争的德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精英？还是以盖世之文才为希特勒当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精英？现在，中国为权贵抢劫出主意的“精英经济学家”是精英？在文学界，是“含泪 ”的余秋雨是精英，还是歌唱灾民“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是精英？在社会学方面，是宪政民主者是精英，还是精英主义者是精英？

众网友明鉴！
茅于轼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