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富士康员工跳楼反思中国极左和极右思潮的利与弊　　

甄城　　

任何社会中的任何路线都是有其优点和缺点的。现代人宣传文革时完全倒向了左边，打压精英，停滞了经济，结果酿成了悲剧。倘若完全倒向了右边，吹捧精英，巩固精英的地位，完全退回到了旧社会，就不是停滞经济那么简单了，也不是富士康员工跳楼以求解脱这么简单了，发展得严重了，搞不好穷苦人第二次起来闹革命，重走长征路，也同样会酿成悲剧。目前的“和谐社会”就应该想办法从左右思潮中提取精华弃其糟粕，如此这般，才能逐步地创建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客观地评价极左和极右到底给社会带来哪些伤害和哪些成绩？哪些经验值得吸取和哪些教训应该铭记。　　

昨天从地摊上花五角钱买了一本过了期的《杂文月刊》，其中有一个叫沈敏特的人写了篇文章《何必“你死我活”》。看完之后，颇有感想。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文革”中教育人民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图景，并指明那些图景都是人为地布置的。原来《高玉宝》中的周扒皮的原型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宽待农民的地主，而刘文彩“收租院”中的种种残酷细节，也是搞展览时按“你死我活”的标准虚构的，那个令人恐怖的“水牢”本是“润烟池”，从来没有泡过人。……　　

作者的用意似乎也是想保持中立。我觉得奇怪，看了看刊物出刊日期，为零九年的刊物。距离那个动乱的年代已经相隔三十多年了，《高玉宝》中的周扒皮和刘文彩的“收租院”人们大都已经淡忘了，文章作者干吗要旧事重提？很明显，是为了挣稿酬而写的。　　

我也想保持中立，可我发现当代人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旧社会的一些腐朽的东西现代人都能挪为己用，惟独不能提“文革”。似乎“文革”就是洪水猛兽，一无是处。骂“文革”的文章写的在臭也能登出去，夸“文革”的文章写得再香也难见注于报端。极右可以，偏左绝对不行，这就无法让人保持中立了。只能倒向右边，或倒向左边，这种思想完全违背“和谐社会”的宗旨。目前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社会已经严重偏右，应该往左边拽一拽了。　　

一谈到极左，人们立马想到了“文革”，“文革”对国家的伤害，众所周知。三十多年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把“文革”糟践得一无是处。从来听不到另外一种声音。“文革”真的就一无是处吗？作家、学者、教授们怎么就不能客观地评价一番“文革”呢？　　

我是一个大老粗，在言论自由超级泛滥的今天，辱骂开国领袖都不会吃官司的今天，我们这些拥护伟大领袖的劳苦大众也应该有说话的自由。报刊不给刊登无所谓，写作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得到稿酬，完全是为钱而写作，还不如去掏大粪看大门扫大街呢。　　

直至今日，我仍然固执地、坚持地认为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好的。他老人家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彻底改变人民的文化以及思想，彻底告别封建思想意识的残留，迫使拉关系、走关系、行贿、受贿、投机倒把、自私自利、贪恋官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丑恶人物以及现象彻底杜绝，让人民懂得什么样的人才值得让人尊重。让老实巴交的穷苦人也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也能有一小块儿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

然而，毛主席犯了急脾气。欧洲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才将民众的思想由封建意识转变成资产阶级意识，毛主席想用十年的时间就将百姓的思想由封建意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境界。怎么可能？五十年代初老百姓的思想觉悟高，那是因为人民刚刚得到解放还饱有激情。对旧社会深恶痛绝。激情过后，一谈到钱，老百姓尘封已久的封建意识仍会抬头。

如果说五八年工业“大跃进”，毛主席是因为过分自信。那么，六六年的文化“大跃进”，就是因为毛主席过分担忧了。他怕，他怕自己的国家也会象苏联那样搞修正主义；他怕他闭眼时无法面对成千上万个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誓死不瑜的英烈们；他还怕等他去世以后人民还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顶着一切压力他也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事与愿违，文革期间填鸭子式的教育，强迫国民与封建思想做斗争，最终宣告破产。原因是毛主席高估了中国人民的智商。他认为宏宏五大卷，怎么也能让劳苦大众脑子开开窍，可他却忘了，劳苦大众大多都是刚刚脱离了文盲的半文盲，让玩命行，让看书比玩命都难。尽管那个年代每个家庭都收藏着《毛泽东选集》，但能认真阅读的却寥寥无几。失去了理论的指导，只能是瞎胡闹，老百姓连什么是封建思想都整不明白，怎么斗争？很多悲剧都是国人的文化水平偏低造成的。一些很正常的现象在那个时期被强行管制，爱美成了臭美猴，恋爱成了耍流氓。老百姓极力地迎合着领袖的号召，一些民间自创的流行词开始诞生：拍马屁、马屁精、走后门、媳妇迷、臭老九、破鞋、烂货儿、舔屁股、溜沟子……等等。

但是，单靠百姓的自创语言完成改造大多数人的思想这一重任是不可能的，必须得到知识群体的帮助。而知识群体对文革是反感的。《毛泽东选集》他们也看了，但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他们是不能认可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喜欢的是小资情调，爱情、感觉、怀旧、欣赏气质、行为浪漫以及对异性的心动。大老粗嫌这些麻烦，他们对待什么事物都喜欢直截了当，那就是——冲动。红卫兵破四旧乱砸东西是冲动，造反派迫害老干部还是冲动。很多过激的行为连毛主席都是始料未及的。所以，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大老粗怎么可能斗得过那些文化人？他们写的那些文章连小学生看了都撇嘴，哪家报纸会发表？但是，没文化也要响应领袖的号召，文章臭，登不上大雅之堂，咱就张贴。那个时代，大字报满天飞，也就是必然的了。文章的内容粗俗不堪，由最初的坦诚揭发，慢慢地发展到相互诋毁，相互谩骂，相互造谣，相互陷害。文革时酿成的所有悲剧还是跟国民的素质底下有关。将所有怨气都发泄到毛主席一个人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政治家的身份决定着他在社会动荡期间必须做出一个抉择，至于对还是错，也只能靠实践来检验了。暮年时的毛泽东也意识到了文革中的某些失误，所以他说：“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毛主席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全天下的劳苦大众，并非是只为了他自己。如果只为了他自己，以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想搞独裁，完全是易如反掌。根本没有必要让人民参与进来。

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也曾经客观地评价过毛泽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是党今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文革时，文化上的差距造就了知识分子和大老粗之间的互不理解和互不谦让。文化人瞧不起大老粗，很简单的一句话，大老粗就是整不明白，不明白也就算了，还喜欢强词夺理自以为是。然而大老粗也能看出文化人对自己的态度，但并没有促使老粗们放下架子向文化人认真学习，而是想着法儿地整治文化人。本来是想让国民跟自己的封建思想以及各类阶级做斗争，结果成了大老粗跟右派、文化人相互间斗上了，且一发不可收拾。再加上“四人帮”的搅和，使得一大批无辜的老干部、右派惨遭迫害。大老粗耍起愣来，谁都拦不住。

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一提起大老粗仍是心有余悸的。他们基本不跟我们这些大老粗打交道。应聘个工作先问有没有文凭，尽管那个工作只是个销售马桶或管理食堂一吃一屙跟文化毫不沾边儿的粗活儿。我认识的一个学子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现在在某尖端企业给知识分子群体管理食堂，因为人家有博士文凭。每次见了我特牛逼，因为人家月薪两万。

我至尽仍在家待业，其主要原因，我想干文化人干的活儿，却安上了一个大老粗的身份。在今天几百万大学生待业的行情下，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只能归类到文盲的行列中去了。可我真的很喜欢当一个文化人。想靠写作维持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存。当一名自由撰稿人是我终身的梦想。博士管理食堂，老粗乱做文章。豁出去了！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早已成为了历史。当今社会是精英们的社会。精英们操纵那些拉关系、走关系、行贿、受贿、投机倒把、自私自利、贪恋官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各类人等犹如囊中取物。仰仗着自己的地位、名气、威望、权力……什么都不干就能坐享其成。譬如：一名老掉牙的歌唱家收学生，一堂课就好几千元学费，孩子们为什么要跟他学呢？因为以他在演艺界的地位，想使一个新人步入演艺圈简直是易如反掌。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存在着这种现象。

唱歌的如此，演戏的、跳舞的、写字儿的、开煤矿的、经商的、办工厂的、经营饭店的、办公司的、开麻将馆和黑网吧的、搞房地产的、仰仗着自己在供销口上工作多年跟自己的工厂做买卖的……等等，都跳不出这个怪圈。不去拜码头，不去给当权者进贡，什么事儿都办不成。难怪现在的官迷会那么多？谁不喜欢坐享其成？

总之，“极左”打压精英对社会的发展百害只有一利：不存在腐败现象。而“极右”吹捧精英巩固精英的地位，无疑会使精英们的行为肆无忌惮，旧社会那些欺压百姓，剥削百姓的丑恶行为仍会死灰复燃。

深圳富士康员工的十一跳，不知《何必“你死我活”》的作者有何感想？他应该用他的《何必“你死我活”》的理论去解劝一下员工们。光解劝员工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应该用《何必“你死我活”》的理论去教育一下精英们。富士康员工的死应该对精英们起到一些警示的作用了。如果精英们对员工的疾苦仍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何必“你死我活”》的理论就应该将“何必”两个字去掉了。不要再用“心理障碍”“心理疾病”来搪塞了，“文革”时，学者、作家、老干部频繁自杀，没有一个人的死被现代人扣上“心理障碍”的帽子，都是“文革”的过错。现在失业工人、企业员工、打工仔、打工妹频繁自杀，顿不顿就是“抑郁症”造成的。那么“抑郁症”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带有“抑郁”的基因或细胞，还是后天有理没处说，有苦没处诉，长期压抑而造就的呢？

“和谐社会”的宗旨是希望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一个好的企业管理高层并非只看重自己企业以及自己要得到多少利润，员工的疾苦也应该去加倍关心。可现实呢？企业高管除了大捞特捞，根本不管员工的死活。有个“抑郁症”做挡箭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那么，“文革”时那些自杀了的作家、学者、教授、市长、局长、厂长……会不会也有“抑郁症”呢？因为并非那个时期的所有精英都去选择了自杀，自杀的仍是一小部分人。现在三十多年前的自杀人物天天见注于报端，锲而不舍地为他们喊冤，而眼跟前的自杀现象总是拿“心理疾病”来搪塞，这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吗？精英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2010 5 26

附：.寻求一家愿为百姓牵线搭桥的出版社 自荐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