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成毛泽东未竟之志而努力　　
读《毛泽东是超越了人的神》随笔　　

文中说：“我曾经读过一本控制论的书，里面把民主定义为’自下而上的控制’;把专制定义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专制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基本上存在着神治、人治、兽治三种形式”：“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总是象九金老太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退化的厉害。第一代是神，第二代是人，第三代就成了兽，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公式”。　　

民主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控制”，是专治“专制主义”弊端的手术台，手术台上的手术刀就是实行全民“对各级领导人直至最高核心领导人行使评价权，对于那些丧失神性，沦落为兽的领导人，对于那些推行窃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必须以人民的名义用最残酷的刑罚给以最无情的制裁”。手术台上的技艺就是实行全民公决， 在“全民公决的选票上只须印着神、人、兽三种可供选择的图案，公民投票时只要在相应的图案下画勾就行了”。就是说，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全民“公决”制，才能把官的命运掌在民的手中，才能治住官的腐败,治住因官的腐败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弊端。　　

上述思想，也就是说：一，官不能没权，因为官没了权，官再怎样想为民办实事，也无法实现，因此人民不但要给当官的权，而且还不准以民主之名，妨害他对权力的正常行施，这里用得着一句老话，就是“用而不疑，疑而不用”，不要把民主变成妨碍官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借口，要使民主变成发挥当官的才智的最力工具；第二，官违反了民意，到一定的时候，民不但有权直接罢他的官，而且有权直接严惩它。以此来达到官只能按民意办事，再不能出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局面，把官由“牧民者”的职能，变成只能遵照民意，成为实现民意的最佳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有使官做到这一步,才能治住官的虚伪性，才不会使官只会在口上喊“为民”，实际则只是以权谋私，一旦出现以权谋私，人民就有权直接按程序惩处他，不但不会使他逍遥法外，更不能使他凭着权力，还要堂而皇之地强迫民把他当圣人尊崇。　　

这第一点,实际就是指专制的内容;第二点就是指民主的内容.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做领导的,都离不开这两点,但真能辩证地把这两点用好,可就不太多了.毛泽东能领导中国人民做出那样大的成绩,实际就是靠辩证地使用这两点来实现的,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最专制的，也是最民主的”，他通过辩证使用这两方面的技艺，既达到了维护真理和实现真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着各级干部的为民的才干，也“引导人实现了超越”，达到了官民高度的一致:官为民服务,民爱官如子,从官口中说出的为民的话,也都是民要想做的事,而且在官的领导下,也无不兑现,所以在那个时代,“官话”、“官腔”这样的事已被彻底埋葬,真正实现了官民一家,不分彼此,使人像活在了神的世界,而且也只有“神”才能领导大家走到这一步,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毛泽东的尊崇,胜过对神的尊崇,后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当然会说:“毛泽东是超越了人的神”。　　

毛泽东靠民主,使官几乎达到了只能为民不能谋私的炉火纯青的高度;又靠专制,使官绝对不准离开为民的规道,官的才智只能在为民的规道上发挥。这对那些一心要谋私的官来说,民主对它就成了专制,专制对它更是专制,从此在他们眼里,毛泽东就成了只有专制,没了民主的人,成了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人, 就这样,他们把专制说成了绝对的坏,这就不仅仅是对毛泽东的问题了,而是成了要不要实事求是,要不要追求真理和实践真理的大问题了.　　

我们抛弃偏见,再来看“专制”与“民主”,其实:没有民主，就不会有发展；没有专制，也不会有成功。专制与民主,正是追求真理和实践真理不可缺一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也就是说，当我们找到了真理,要把这真理变成现实,这时就要靠专制来实现,对违反实践这真理的行为，就要实行专政,不这样，就不能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就不能共同为实现已找到的真理而奋斗，也就没了成功。但与此同时,为了在实践中不走弯腰和少走弯路，也是为了使真理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更是为了用实践来检验这到底是不是真理,这一切又都得靠大家提意见来发现来实现,没了这个最广泛的民主,就没了真理,也就不能调动大家群策群力，自觉地起来为实现这真理而作忘我地奋斗。结合这两方面内容,毛泽东创出群众路线，教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教群众掌握真理后,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民主形式，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毛泽东能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人，不是因为他父母生下他就是个神，而是因为他认准真理后，能以最大的专制技能来维护真理和发展真理，同时又能用最大的民主技艺，使大家都来实践这个真理，都来发展这个真理,从而使真理成为指导大家共同行动的指南.正因为毛泽东在”专制”与”民主”这两个方面做出了超人的成就，所以世人才像神一样的尊崇他。同时也告诉人们，要使领袖对人类能做出贡献，对民主与专制就不能偏废，偏废就是灾难，就是罪孽。　　

毛泽东用专制和民主创建起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新社会.对这个新社会来说,却是刚刚开始,但对毛泽东这一代老革命家来说,却已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对有成就的人来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富不过三代”,就是说,老子做出了成就,成了“富豪”,可到儿子时就走向了物极必反的路,到孙子时就会破产,于是出现了第一代神治,第二代人治,到第三代兽治的局面.怎样就能使老一代创下的业绩,不像这样地走到反面,其实毛泽东早考虑到这问题,这就是在选接班人上,不能靠这些老功臣们,必须另辟新路,于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基本完成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列主义应有分店的新课题 ,可正在这时,党内外的反对者都冒出来了,先是右派的疯狂进攻,接着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的猖獗,尤其这修正主义者,因为他们原是党的功臣,在群众中有威信,现在他们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真理,并且打着为民争“民主”的旗帜，这虽是以假乱真，可大家又怎能识别出来?等识别出来后，时过境迁，早进入另一个时代，这时除了只能默认上当受骗外，再无别的纠正办法。这些以假乱真者一旦上台，因为怕大家识破他的真相,，就会找个借口，干脆宣布“不搞争论”，从而把真理彻底埋葬,同时也就把维护真理的专制，变成了镇压真理的工具。对这一切,毛泽东在世时,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新贡献,但却耽误了他从制度上解决这问题的时间,以至他离世之后,使的他在世的一切成就,很快都遭到了破坏.于是使我们又回到像旧社会一样贫富严重不均的那个时代.　　

旧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引起了人们的前仆后继的革命,新社会变成了和旧社会一样的社会,当然有济世之志者,同样要前仆后继地来想办法变革这世道,《毛泽东是超越了人的神》这篇文章中，所提的全民“公决”制，正是这行为的表现,所以应为这行为叫好! 　　

“公决”的主要落脚点,是把“文治”和“兽治”者拉下台，并按民意给予严惩,这当然大快人心,但对再怎样达到“神治”就没了下文。可解决不了这问题，在实践中就易形成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局面。从这点看，还是毛泽东总结历史所得的结论对，他说：“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就是说，毛泽东在解决这问题上的思路,是要建立一党多派竞争的分店制,即通过实践把证明是”神治”者,由群众确认后,及时推上台,这里的重点在治,不在惩,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处.　　

毛泽东的这办法,最大特点,对中央接班人的选定,不再由老一代革命家来决定,而是由老百姓来选定,这就把中央的传宗接代的大权交给了百姓.百姓对自己选出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会”用而不疑”,也当然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领导.最后再根据他们领导大家实践的结果,对他们进行评述,大家认为好,就再选他当领袖;认为不好,不但不选他,而且可用全民”公决”方式,对严重者以”无情的制裁”,以警新上台者.　　

对新上台者的方针政策有严重分歧者,在党的领导下,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主张,给他们一片”封地”,就像南街村和小岗村那样, 如同让他们各开了个”分店”,最后用他们做出的事实,由全国老百姓来选定.一旦选定之后,就选他们进入中央组阁,成为新一届的中央政府的领导,把他们的做法由他们亲自推向全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权者认定.由权者来推广,因为这有两大弊端:一,权者认定的东西,只能体现权者的意志,不一定体现了全民的意志.权者说他们代表着全民的意志,实际成了强奸民意的行为;二,在推行中,权者可以随时按自己的意志进行修正,并不是忠实地推行这个分店的原意,实际也只是把这个分店当了推行他们意志的利用工具,有利时则用之,没利时则抛之.总终成了换汤不换药的行为.所以分店制不再采取这办法.　　

总之民主与专制,各有各的用,只有不偏废,又不死搬教条,并在实践中能辩证地把这两者溶为一体,才能保证时代永远处在”神治”的时期.　　

从现在看,毛泽东的一党多派竞争的分店制,就成了培养和发现这”神治”者的最好制度保证,因此我们要为实现毛泽东的这未竟之志而努力奋斗到底.　　

有关毛泽东的一党多派竞争的分店制,我曾在<谈领袖在治世上的得失与建议>一文中谈到,有兴趣者,请参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