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战争》——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粮食战争》序言——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粮食战争：世界食物体系中的权力、市场和隐形战争》
饥饿和肥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地球上仍有超过10%，全世界约有8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与此同时，有10亿人处于超肥胖状态，这一对数字的对比是如此鲜明。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肥胖与饥饿、贫困与富有之间的矛盾正在变得日益尖锐。在本书中，作者研究了世界粮食体系的历史和世界食物体系形成的几种方式，分析了那些针对食物体系的国际主义政治斗争。
作 者：拉吉-帕特尔 出 版：东方出版社
郭生祥
很荣幸，应东方出版社之邀，为拉吉·帕特尔先生所著的《粮食战争：世界食物体系中的权力、市场和隐形战争》（Stuffed and Starved：Markets，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一书的中文版作序。这是一本非常精妙的著作。对政府决策者、粮食食品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而言，了解和应对正在蔓延的世界粮食价格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次粮食价格危机既是世界物价的水涨船高的表现，也是四大粮商以及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商们精心设计所致，更有美国战略意图的阴影。这其中的惊心动魄和高超的手段，用“隐形战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第一节 最复杂的战争：多方参与的世纪之战
一、美国的角色：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1.美国的能源法案：不仅仅为了反制石油价格
在工业品、农产品、能源三者之间，只有能源是一个较大的变量。能源的一边是石油能源，一边是生物能源，在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此多彼少，或者是此少彼多，都可能引起激烈的竞争。如果是生物能源的话，那就是粮食作物大量用于生物能源；如果是石油能源的话，那就是石油储备开采量大大增加。但是在石油继续涨价的情况下，生物能源只要上市，必然降低石油能源的需求；即使不是生物能源也会是其他能源。
2007年12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自1975年以来的首个能源法案，该法案要求减少石油进口，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添加比例，实质是把出口的粮食转化为乙醇燃料。由于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美国又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出口国，这一变化对世界发生了重大影响。
粮食被大量用于生物能源，那么粮食价格肯定上涨，粮食价格上涨肯定会引起与工业品价格的竞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向农业，这样工业品的价格也必然会提高。
为此美国采取两手策略：先是大量买入工业品，库存增加以防工业品涨价；同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进一步让农业上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两手策略既可以对石油涨价来一个有力的反制，又可以检验世界各国粮食口袋是否牢靠。如果这个反制不得力，又能通过法案准许开发近海石油。在这一轮涨价之中，许多国家都露出了自己最脆弱的马脚。
目前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农业总销售量的比例高达25%。各国农业受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很多已经崩塌。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此后美国靠巨额财政补贴生产的大豆进入中国市场。2000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首次突破1 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此后几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连续攀升，而中国大豆生产却没有补贴，这种不公平竞争的结果使中国农民生产大豆越多赔得也越多。结果本土的大豆生产逐步萎缩，2006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减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减少40%左右。最近10多年里，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每多进口100万吨大豆，就可能造成130万农民“失业”。
2.能源政策在石油能源和生物能源之间的变动：主控了工业品和粮食品之间的价格战
失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廉价工业品生产线。开始为美国织布制鞋，几千万双鞋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美国低价买入这些包含了大量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工业品，把污染和通胀留给了中国。
一般工业品从投资到生产、到市场再到有点回报，基本上都是2～3年的周期，而农业周期大都是1年。如果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竞争，显然工业品会被动，转向成本大。如果存在着补贴，那么这个补贴成本也大于农业补贴。正是看到这一点，美国的生物能源战略是胜多败少。但是如果大家是恶性竞争，工业品减少供应，那么2～3年后工业品价格必然上升，反报一箭之仇。
2007年1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6.9%。其中，城市上涨6.6%，农村上涨7.6%；食品价格上涨18.2%，连续第四个月物价涨幅超过6%。这显然是2007年底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传导过来的影响。
亚洲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由于工业化占地导致耕地的消失，日本谷物的生产水平从顶峰下降了33%,韩国下降了31%,中国台湾地区下降了19%。在过去的37年间,日本粮食产量由1 589万吨下降到985万吨,包括饲料在内的粮食自给率由77%下降到目前的27%,下降了50个百分点。2003年韩国粮食自给率只达到26.9%。这与2002年(30.4%)相比下降了将近4个百分点，世界粮食进口的头号大国并不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是仅1亿多人口的日本,排在第二的是不及中国人口4%的韩国。
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当别人好不容易发展起来一点工业规模的时候，美国又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生物燃料，一下子导致世界农产品价格暴涨，直击新兴工业国的软肋。这不正是李向阳的声东击西、杨子荣的调虎离山之计吗？
亚洲各国大力发展轻工业、各国政府激烈竞争使得工业品越来越便宜后，美国现在开始减少农作物出口，美国计划把粮食转化为乙醇燃料。20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新能源法，推动美国每年乙醇燃料使用量在2022年达到360亿加仑。目前，美国已经建成114家乙醇提炼厂，还有80家工厂正在建设中。2006年乙醇产量超过50亿加仑，比2005年增加了1/4。然而这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缺粮。2006年，美国投入4 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按照全球平均食品消费水平计算，足可以满足1.35亿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
按照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生产150亿加仑乙醇需1.8亿吨玉米，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美国能源署官员称，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玉米仍将是美国乙醇生产的主要原料。由于美国的乙醇战略，美国玉米价格翻倍上扬，创下了10年新高。美国众议院在2007年12月18日通过新能源法后玉米价格更有加速上扬的趋势。据预测，未来几年美国玉米价格有望再创新高。而玉米在食品中应用广泛，也是重要的饲料，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势必引发食品价格的连锁反应。粮食的价格正在上涨，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很多。用于生产面包的粮食价格可能上涨30%～50%，豆类和植物油种子可能上涨60%～80%。
3.生物能源战略，仅仅是掠夺新兴经济体的手段吗？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5亿人每天只能花费1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用来购买食物的。如果食物价格上涨50%～80%，很多人将会陷于饥饿之中。乙醇战略有助于美国维持超级强国地位。虽然美国政府给每加仑乙醇提供51美分的补贴，但现在美国的乙醇生产厂商仍处于赔本经营状态。美国声称要通过生产乙醇来实现能源独立，但目前利用粮食提炼乙醇仅能满足3%的汽车动力需要，即使把美国出产的全部粮食都用来制造乙醇，提供的燃料也仅能满足美国18%的需要。尽管乙醇生产是赔本生意且实际上也无法满足其能源自足的目标，但美国政府仍然全力推动乙醇生产。这是因为乙醇战略对美国维持超级强国地位有利。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有大量土地可以用来生产农产品和乙醇，把多余的粮食转化为燃料有利于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该战略对美国总体有利，但却伤害到缺粮的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虽也造成美国通胀，但却可降低美国的农业补贴，从而降低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粮食涨价对粮食进口国伤害更大。美国先大量购入低端工业产品，诱使亚洲忙于生产衣服、鞋子、电视。用低价农产品挤垮亚洲农业，然后在能源自足的借口下把粮食转化为燃料。减少出口，导致农产品价格暴涨，从而打击新兴工业国的经济。
二、美元的角色：转嫁自己的危机
据报道从2004年到2006年，中国国内连续四年粮食丰收，2007年，粮食产量也与上年保持基本持平，但是2007年，国内粮食价格却上涨了20％以上。2008年，中国粮价涨幅达到18％，高于13％的印尼和巴基斯坦、10％的拉丁美洲、俄罗斯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至少部分说明不是粮食实体短缺与否的问题，而是国际货币动荡传导到粮食领域所引起的连锁反应。
在美国的金融投资家们看来，掌控油价需要的是发动类似于伊拉克战争这样的行动，但要掌控粮食价格却只要轻轻地拨动所谓的粮食库存数量——这个对新型的工业国来说是绝对的软肋——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几年美元所面对的危机，对那些投机客们来说，他们总在反问：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困之道了吗？从石油之外的粮食着手是不是能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呢？如果爆发粮食危机，是不是可以转移美元危机呢？如果说石油危机主要的受害国是美国的话，那么粮食危机中谁将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又将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这个受害者是否可以把这个危机传导到全世界，从而广泛地拯救美元，起到“围魏救赵”的目的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该轮粮食产品价格节节攀升的形势发端于2003年下半年。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全球食品价格累积上涨超过了75％，这正是石油价格暴涨的时候。而2007年全年，全球粮食价格则呈飙升之势，全年飙升了40％，此时恰好石油价格突破100美元大关。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的涨跌几乎是相伴而生的。但是利好方向却是相反的。
为什么国际主流舆论普遍渲染粮食减产和粮食的库存量严重不足呢？事实上，这些年来世界总的耕地面积并没有多少减少，少量的自然灾害也并没有使粮食减产多少，新的粮食库存减少也并没有完全抵扣以前的积蓄，到底余额是多少呢？哪些粮食是需要更换的陈粮，哪些占压成本是需要转嫁？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粮食危机更多的报道似是而非，频频见诸媒体的一些国际组织，并没有哪一个政府提供权威的详细数据支撑这一说法。
而粮食危机有粮食生产与库存造成的供应危机，也有货币危机造成的购买价格危机。本次粮食危机到底是哪一种危机呢？
自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贬值超过30％，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贬值进一步加速。而在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中，除了美国外，欧元、澳元、巴西雷亚尔等货币都非常坚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以美元结算的农产品价格上升。除了农产品以外，2007年国际所有大宗商品市场几乎都出现全面上涨行情。生物燃料的发展，更是打通了石油和粮食之间的价格通道。根据历史经验，每逢美元贬值的周期出现，粮食一定会涨价，并且一些国际机构也会发布一些导向性的数据，来促使粮食涨幅高于美元贬值幅度，以促进农业增加生产。
三、金融大鳄的阴谋：投资图利
世界粮食贸易量多年来一直稳定在2.5亿吨左右，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对稳定，而这一轮的粮食上涨周期呈现从期货到现货、各大粮食品种交替领涨的情况，显然与各路资本炒作有关。相比有色金属等品种，粮食的需求稳定，价格也相对低廉，比较受投机者青睐。但是库存却是世界的软肋，触动库存引起的预期弹性是立竿见影的。更主要的粮食危机所制造的恐慌更是挣钱的大好时机。目前综合起来看是投机资本看好粮食投机的最佳时机。
近来，罗杰斯、巴菲特等相继宣布，大量买入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期货合约。各大投行也众口一词，唱多农产品。在2007年11月到2008年1月的三个月时间里，芝加哥大豆投机持仓由6万张左右增加到超过7.5万张，大部分买多。而在澳大利亚的粮食期货交易早在石油价格暴涨的时候就同时买进、加仓，其总额大大超过正常的囤积，很多迹象显示其早就蓄意发动一场粮食价格危机，而澳洲的交易员历来只是欧美的跟班，从澳洲可见一斑。
2008年年初，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坚定表示，粮食短缺和进口是工业化中一个不可逆的变化，随着新兴市场对蛋白质需求提高和美国乙醇需求提高，农产品将进入长期大牛市。而美元所要攻击的对象恰恰是这些新型经济体，从2003年以来，产油国、劳动力资源富裕的国家纷纷积蓄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国家大都是粮食安全薄弱地带，正好粮食涨价，迫使他们吐出吃进的外汇储备。在罗杰斯看来，粮食供需失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10年内粮食仍将持续上涨。这就意味着这一轮的粮食价格上涨将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战略性的。然而，这轮危机却是金融指挥下的粮价危机，而不是历史上通常由自然天气控制下的粮产、库存危机。
尽管有一些数据似乎不太支撑这一说法。他们认为从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来看，2008年世界粮食供应虽然仍然偏紧，正由于供应偏紧，就会产生耕地增加、投资增加的可能，从而使粮食供应增加。但是，中国、东南亚粮食丰收的例子恰好说明实体粮食生产、库存不是这一轮粮食价格危机的关键性因素，顶多只是陪衬。而其陪衬的关联性权重在后面将有所述及。
一句话今天的世界粮食供给不足以产生实体性粮食危机，倒是从国际货币形势偏紧与国际粮食价格关系上看，恰恰多是虚拟价格部分由于弱势美元定价所造成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如果应对得不好，不仅金融损失会极大，而且的确也会从分配不公的角度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危机。
四、世界四大粮商：既是粮食实体价格的定价者，又随时可能参与投机交易
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们既是世界上粮食批发、期货等大宗交易的做市商，也是投机商。投机波动可能进一步拉抬定价者的权威，也可能把危机转嫁到自己身上，反而吃亏。
尽管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们同时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但在实体部分最拥有定价权的还是四大粮商。他们在近30年的历程中，把政府渐渐退出的粮食市场，从选种、耕种、面积、产量、储藏、运输、定价等所有环节都占据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定价能力。
1.四大粮商：垄断全球80%的交易量
ABCD代表着四家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中。2007年，四大粮商毫无悬念地成为粮价上涨中最大的赢家。注意：粮食领域是四大粮商的天下，而不是超级大国政府的掌控，所以，粮食商业秘密不单是外国需要知道的秘密，也是粮商所在国监管的对象。
（1）邦吉的报表显示，2007年前9个月的净收入增长高达107％。从2006年1～9月到2007年1～9月，邦吉的交易规模只增加了15％，但是其净销售额却增长了66％，全部门业务利润增长227％。一方面不断加大囤积，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价格即使出售少量的粮食也能获得较高的利润。邦吉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奇迹般的业绩归功于国际市场的高粮价。在四大粮商中，邦吉以注重从农场到终端的全过程为名，在南美拥有大片农场，一边向农民卖化肥，一边收购他们手中的粮食，再出口到其他国家或者进行深加工。邦吉目前是巴西最大的谷物出口商，美国第二大大豆产品出口商、第三大谷物出口商、第三大大豆加工商，全球第四大谷物出口商、最大油料作物加工商。2007年，所有地区业务都出现了增长，在欧洲和南美，谷物开发和油料作物的加工利润增加了；在北美，谷物出口则大幅增加。他们全方位地控制着世界的粮仓，如果人民币不协助中国粮食抢夺必要的市场，那中国的粮食就是他们的附庸，中国的安全就在超级粮商的手中，那是危险的。
（2）世界最大粮食贸易商嘉吉2007年8～11月的净收入达到9.5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4％。在过去的7年中，嘉吉投资了180亿美元来拓展自己的全球业务。在嘉吉的5大业务部门中，贡献最大的仍然是传统的粮食开发加工部门，这个部门负责在全球范围内粮食的采购、加工和销售。他们的囤积将会是细水长流地控制世界粮价，他们的打算是在未来10年中保持获利，而我们的政策：①继续对这样的超级公司限制出口，时不时向他们卖出迈进或者买进卖出，制造混乱；②培植东南亚粮仓作为我们的后仓；③开发自己的东北粮仓；④保持最强大的粮食基金，应对世界任何粮食价格风波。
（3）2007年6～9月，ADM的净收入增长是9％，明显低于其他粮商。拖累公司的是玉米深加工项目，一方面，玉米价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生物燃料乙醇价格下跌、交易量也减少。2007年6～9月，ADM在玉米加工上的收益，比2006年同期减少了3 600万美元，自从粮价上涨以来，美国的玉米深加工项目开工率不足20％。随着燃料添加剂的禁用，乙醇价格重新上扬，玉米加工仍然有利可图。在生物燃料部分，ADM最为激进，邦吉次之，路易达孚相对保守，而嘉吉根本就不看好这个市场。几乎在生物燃料出现之初，ADM就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生物乙醇生产商。在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生物燃料计划后，ADM就宣称在2009年之前，将在这个领域投资23亿美元，并且和大众等公司开展一系列的合作计划。该公司是中国粮食和人民币攻击和联合的对象，其目的要么在行动上联手相互合作抢占世界粮食市场份额，要么是资本入股，但是不要入股其生物能源，反而利用生物能源拖他的后腿，让该公司要么成为我们的同盟，要么被扼杀削弱。四大粮商之间的博弈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4）路易达孚是一家跨国集团，创建于1851年，总部设于法国巴黎，开创和发展了欧洲谷物出口贸易。150多年来，业务已扩展到十分广泛的领域。由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机构，在世界各地参与经营多种多样的商业活动，年销售额超过200亿美元。位于巴黎的总部通过管理及制定的发展策略，统筹策划整个集团的商业活动。目前，分支机构遍布全球。主要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巴黎、圣保罗以及美国的威尔顿和孟菲斯。它基本上控制着非洲和欧洲大部分粮食和加工品的供应，近来在生物能源方面的投入较多，忽视了欧洲粮食安全，长期以来对于南美的粮食市场垄断额较大，在食品加工领域位于四大粮商之首。在北京设有分支机构。
2.对我们的启示
（1）粮食市场的涨价并不能有效抑制需求，也不能有效扩大耕地，这是世界人口数量以及需求量刚性决定了的。因此未来不会有更多粮食可被用于生物燃料。另外，生物燃料的未来发展，直接取决于石油的价格。如果石油价格下跌，那么生物燃料将无利可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的石油商的确是美国的生物能源商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2）粮食贸易商的职责就是把富余地区的粮食运到紧缺地区，同时通过价格给农民传递信号，告诉他们增加或减少农产品种植的面积。真正决定全球农产品供需平衡的第一个层次是美洲、澳洲和黑海沿岸的农民；第二层次是这四大粮商；第三层次政府和一般企业的库存；第四层次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以及自然储藏数量。但最关键的是四大粮商，他们掌握了粮食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等一切领域的主导权与定价权。
（3）虽然四大粮商手握全球80％以上的农产品贸易，但只要存在着有利可图，他们就随时可能把世界上粮仓最少的那家变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这样的投机应对措施就是政府应该控制出口、鼓励进口。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世界农产品贸易可能陷入停滞，农产品WTO自由贸易体系面临崩溃。但是，首先摧毁的将是这些垄断性、投机性企业的如意算盘。
（4）中国粮食安全与稳定毫无疑问成为世界粮食安全与稳定的中流砥柱。2008年1月4日，嘉吉排名全球前35位的总裁全部来到中国。在一周的拜会过程中，分别拜访发改委、农业部、各重要农业省市领导。其目的就是为了诱使中国全面放开生产、库存以及粮食价格，走入全面的市场，以便更好地达到他们全球控制的目的。但是越是这样越不能放松把握住国内粮食生产、库存、基础基金的“头寸”，掌握头寸就是掌握链条上的关键。
（5）根据经济学家的统计，历史上的饥荒其粮食短缺真正的不超过5%。因此，为了抵制跨国垄断企业的操控行为，要保障粮食实体安全只要高价收购能够保证弥补5%的余缺，该年度的粮食就会处于最低安全系数，第二年就可能是粮食的丰收。要稳妥就可能加大储藏倍数，但是粮食紧平衡原理是第一原理，不能过于放大区间范围。
附：部分章节
作者简介
拉吉·帕特尔：曾经为世界银行工作，在世界贸易组织实习，为联合国提供咨询；但现在他投身于反对他的这些前雇主的国际运动中去。目前，他受聘为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研究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非洲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他先后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伦敦经济学院硕士学位，最后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发展社会学博士学位。
目录
序言：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第一节 最复杂的战争：多方参与的世纪之战
第二节 世界主要国家的对策
第三节 粮食价格危机：与其说是粮食实体匮乏，不如说是预期恐慌危机
第四节 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五节 迫在眉睫：建立我国安全的粮食市场机制
第六节 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之道
第七节 现实之道
第八节 粮食的高价时代
第一章 导言
我们时代的大矛盾
食物生产由谁决定
食物生产链的主宰
食物体系的瓶颈
农民与食物消费者联合起来
本章小结
第二章 世界食物生产者分析
“印度大放光芒”的背后
扭曲的谎言
自由市场的陷阱
韩国取消牛肉进口牺牲了谁
粮食商业化所产生的危机
控制市场的力量的力量
政府的选择
第三章 玉米之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的打击
墨西哥的“新思想”
“我们是种玉米的农民，我们活了下来，我们拒绝消失”
食物文化的侵略
加利福尼亚州的困境
天使之城的抗争
自由贸易巨轮下的碎片
第四章 世界食物低价供应的历史
食物和饮料秘史
罗德斯难题
食物冷战
美国食物援助之后
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全球食物新秩序
第五章 世界食物体系的政治与市场
永恒的香蕉共和国：联合水果公司
世界食物产业巨头的合并
政治与市场
给尼克松套上套索
第六章 与饥饿作斗争
印度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专利之战
反对基因改良作物
农业巨头伸向学术界的黑手
为了非洲
孟山都公司与马卡哈西尼平原的谎言
古巴农业模式
第七章 氨基酸之王——大豆
大豆的神秘成分
大豆在美国的兴起
大豆桑巴
完美风暴
大豆之王的申辩
旁观者的观点
巴西国家发展的危机
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运动的反抗
带它回家
第八章 超市的角色
现代食物体系的最高殿堂
超市控制了你
追踪消费者的购物车
超市走廊的规则
沃尔玛面临的挑战
沃尔玛——最大的罪犯
矛盾的超市便捷性
超市的食物歧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有机食品
未来属于社区支持农业
第九章 操纵我们食物选择的隐形力量
关于地点、口味和食品
食物来自火星
祸首——小麦
电视快餐上瘾
食物的种族和社会歧视
挑战肥胖
与不健康的循环作战
“慢食运动”的保卫战
反对垃圾食品
第十章 结论
脆弱的世界食物体系
改变世界食物体系的十条宣言
团结起来打造食物新体系
致谢
第一章 导言
·我们时代的大矛盾
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 作者：拉吉·帕特尔 2008-09-22 12:13
如今，当人类生产出有史以来最多粮食的时候，地球上仍有超过10%（即8亿）的人处于饥饿状态。与此同时，有10亿人体重处于超重状态，这一对数字的对比是如此鲜明。
全球性的饥饿和肥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消除世界性的饥饿也是防止全球性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途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可以同时解决。把食物从土地带到我们餐桌上的链条也把超重人口和饥饿人口联系起来。受利润的驱使，从事食物销售的企业会对我们的饮食结构和饮食观念进行引导和限制。在快餐店入口处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在美国和加拿大快餐店入口处，你会发现自己可以选择的食品无非就是小松饼和麦乐鸡之类的东西。但也许你并不常去麦当劳，觉得自己没有被麦当劳所提供的食品清单所限制，事实上，我们还受着隐藏体系的限制。
即使我们想要买一些健康一点儿的食品，我们仍然被限制在创造了“快餐之国”的这个体系里。比如，举个买苹果的例子。在欧洲和北美，顾客可以选择的品种不过五六种：红富士、布雷伯博恩（Braeburn)、澳洲青苹果（Granny Smith，别名史密斯），或许还有少数几个别的品种吧。为什么可选的这么少？因为这些品种看起来很漂亮——我们喜欢表皮光滑、无瑕疵的苹果；因为这些苹果的味道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讨厌；而且它们也经得起长途运输。当这些苹果从果园被摘下装车后，它们不会因运输过程中的碰撞而碰伤或破皮。通过上蜡和涂上化合物，这些苹果会保持良好的外观，摆上货架时看起来很漂亮。加之，这些苹果易于收摘，对农药和人工加工有良好的反应。所以，我们很难在货架上找到卡尔维尔R26;布朗（Calville Blanc）、黑牛津（Black Oxford）、扎伯格R26;雷内特（Zabergua Reinette）、坎迪尔R26;西纳普（Kandil Sinap）或古老的兰博苹果（Rambo）。我们不能完全根据我们的个人喜好做出选择。即使在超市里，我们所看到的商品也并非按照我们消费者的喜好陈列，当然也不会是按季节变化陈列，更不会是摆上由我们自己找到的商品品种。并非所有的应季水果都可以列入供应名单，也并非所有不同营养和口味的水果都可以找到。某一种水果能否被选入供应名单，完全取决于该种水果生产商的实力。
食品生产商关心的问题不只是如何把自家的产品摆上超市的货架。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预防食品的腐烂问题，这是现代食物体系最核心的问题。为了展示一小部分的人是如何能够系统地影响多数人的健康，需要进行全球范围的调查，从巴西的“绿色沙漠”到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从有史以来第一批被改良为农作物的植物到西雅图之战（the Battle of Seattle），莫不如此。这份调查会让我们发现为什么亚洲和非洲会发生饥荒，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地方有流行性的农民自杀事件？为什么我们对我们所吃的食物成分一无所知？为什么美国的黑人比白人更容易体重超重？为什么在洛杉矶中南部有那么多牛仔？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运动是如何进行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并最终改变我们与食物的关系。
我们以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饮食和生产食物的方式，来替代我们当前的饮食方式，这种新方式将会解决饥饿和与饮食相关的疾病。了解饮食方式和粮食种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会让我们更加自由，也会让我们重新获得饮食带来的享受。这个任务非常紧迫，因为收益会很大。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肥胖与饥饿、贫困与富有之间的矛盾正变得日益尖锐。比如，在印度，一方面是上百万吨的粮食被人为毁坏，或任由粮食在仓库里腐烂，另一个方面，最贫困人口吃的粮食，其质量却是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最差的。1992年，在同一个城镇和村庄，一方面营养不良开始侵袭极端贫困家庭，另一方面政府却允许外国的软饮料制造商和食品跨国公司进入一直以来受到良好保护的印度经济。不到10年时间，印度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糖尿病患者集中地：许多人——通常是儿童——在吃了太多错误的食物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
印度并非是此种矛盾的唯一集中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甚至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存在。在美国，仅2005年度，就有3 510万人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顿是产出自哪里。同时，美国患有像糖尿病这类与饮食相关的疾病的人口空前的多，食物也是空前的多。
人们很容易对这种矛盾习以为常；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只会让人轻微不快，比如在去往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的路上，我们会看到诸如“无家可归、无饭可吃”之类的乞讨标语。那些心肠稍软的人也许会自我安慰地想：穷人之所以饿，是因为他们懒，而有钱人之所以那么肥胖，是因为他们吃得太好了。普通人的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由来已久。在每种文化中，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形，即人们把自己的身体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账簿，上面记录的是个人的坏习惯。但是，这种责难性的语言对于我们理解为何饥饿、富足、肥胖如此前所未有的共同存在毫无帮助。
道德谴责只有当被谴责的人们选择分头行动起来的时候才算是有点儿效果。然而，饥饿和肥胖影响的人口有着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很难说这是个人的失败造成的结果。因为这是人类失败的结果。我们之所以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对人体的认识没有与时俱进。是的，体重超重是由于富人无法控制美食诱惑，这也许曾经是事实。但如今，肥胖已经不再是上帝对个人财富的诅咒。肥胖人口有着一系列共同特征。这里举个例子：在墨西哥这个人均收入6 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许多青少年都是肥胖人口，青少年肥胖人口比例前所未有的高，而同时，墨西哥的贫困人口数量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个人财富本身已不是儿童肥胖的原因：肥胖的关键原因不是高收入，而是由于他们所在地区接近美国国界。研究发现，越是那些接近美国，接近多糖、多脂肪饮食习惯的墨西哥家庭，他们的孩子就越容易超重——在肥胖问题上，地理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研究成果推翻了那种认为个人行为能够预防肥胖和预防饥饿的观点。我不禁想起了19世纪晚期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R26;迪亚斯（Porfirio Diaz）的哀叹：可怜的墨西哥啊！你离上帝如此之远，而离美国又如此之近。
关于我们的食物来源，有一个比较反常的现象是，那些以前根本填不饱肚皮的人现在都吃成胖子了。比如，在巴西圣保罗的贫民区，那些在儿童时期患过营养不良的人成年后更容易肥胖。由于身体在童年时期受到饥饿的损伤，成年后身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变得很差，消化、吸收食物的功能变弱。所以，当摄入质量较差的食物时，身体更容易储存食物中的脂肪。在全球范围内，穷人连吃一顿饱饭的钱都没有。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这种情况也依然存在，而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却是儿童。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建议，如果当前的消费模式仍然不进行任何改变的话，美国儿童的寿命将会缩短5年，因为终其一生，他们都要与饮食相关的疾病相伴。
由于受到媒体的引导，消费者误以为，在个人有食物选择权的经济体制中，不会存在集体饥饿与肥胖疾病的危险。但事实是，恰恰是这种“选择权”为肥胖疾病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突然犹豫起来：要不要从50种含糖的谷类食品中选些什么呢？要不要从十几种味如粉笔的牛奶中买点儿什么呢？要不要从面包架上那些抹了化学制剂的面包中挑点儿什么？要不要从充斥着含糖食品的商品过道中挑点儿什么？比如，英国的谷类早餐有28种品牌可供儿童选择，每种都是特别为儿童设计的。在这28种早餐中，有27种早餐的含糖量不符合政府公布的含糖标准。其中，9种儿童食品的含糖量达到40%。所以，在英国少年儿童人口中，患有肥胖病的6岁儿童和15岁少年分别为8.5%和10%就不足为奇。不仅如此，这些儿童的肥胖水平仍处于继续升高的趋势。儿童早餐只是肥胖的系统性特征中的一个。虽然加工食品的营养成分可能更少，但食品制造商仍然要生产加工食品，因为加工食品的利润更高。顺便提一句，这就是超市里谷类早餐品种比苹果品种多的原因。
我们的食物选择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比如说，世上可以吃的水果、蔬菜和动物的种类相当有限。要扩大人们的食物选择范围，必须来点儿广告宣传才行。我不禁想起了新西兰的奇异果。这种水果曾被称为“中国醋栗”，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新西兰一家食品公司改了名称之后推向世界食品市场，据说当时之所以给这种水果改名，是为了顺应当时人们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冷战思维。现在，奇异果成了新西兰人的传统水果，而事实上，在引进新西兰之初，没有人能吃得惯这种口味。随着越来越多种类的天然水果进入我们的生活，食品行业每年向超市货架上推出的新水果品种达到上万种，其中有一些水果还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甚至在下一代人看来，没有这些水果的生活简直无法继续。这就说明了我们的食物选择是多么的有限。同时，也说明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食物是如何生产的，哪里生产的，甚至，为什么能吃到这种食物。
食物生产由谁决定
麦当劳大叔有一个农场，咿呀咿呀哟，
农场里有一些母牛，咿呀咿呀哟，
在这儿哞哞叫，在那儿哞哞叫，
这儿叫，那儿叫，
到处都是牛叫声。
麦当劳大叔有一个农场，咿呀咿呀哟。
——美国童谣
大多数人所了解的食物生产故事主要是来自童话故事或儿童电视节目，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让我们了解食物生产过程。我们不可能去重温童年时期听到的食物起源之类的神话，所以，只能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祖先流传下来的那些说法：农夫把种子种到地里，给种子浇水，然后就等着太阳出来，庄稼就会长得又大又好。这确实是粮食种植的过程。但这只是食物生产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在讲述食物起源故事的时候，我们还常常提到，种庄稼是为了填饱乡下人的肚皮。当食物起源被简述为一条简单的生产线，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就太多了，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了。
比如，谁是粮食生产中的主角？——农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能吃得起什么粮食？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才会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农民都在受苦。有些农民只能卖掉自己的土地才能会分到一小片养家糊口的耕地。有些农民必须迁往城市、甚至国外，才能生存下来。而剩下的一小部分的农民，只能选择自杀。
但问题远不止这些。比如：农民该种些什么作物？大多数农民选择种庄稼。这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的，比如：耕地类型、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能否赊购，以及粮食生产中各种各样的有形、无形因素。没有人可以舔一舔手指头，在风中晾一下，就可以一下子判断出下一年要种什么庄稼。假如种的粮食是为了卖掉而非自家消费，大多数农民，尤其是南半球的农民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种植符合市场需要的粮食。
总体而言，种植业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我们这个说法其实掩盖了市场处于险境的事实。如果农民真的可以选择种植哪种作物，做出选择也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必须在多种参数中做出最优化选择，并且不容出现任何差错。市场以贫困来惩罚那些做出错误选择的人。对那些已经债台高筑的农民来说，一个错误的选择将意味着灭顶之灾。银行和粮食批发商研究出新奇的方法来对付那些破产的农民。例如，通过合约式农业或土地租种方式，把原先属于某个农民的土地租给该农民耕种。如今，麦当劳大叔把全部农场都出租给农民来耕种。但农民们似乎都愿意接受这种新的耕种方式，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由于银行以土地赎回权相威胁，对于农民来说，无论那种耕种方式，包括无土地权的租种方式，都比无田可耕要好一些。
当农民们被迫在银行提供的耕种方式中做出“选择”的时候，其他各种耕种方式已被排除在外。而同时，农民们可以选择的耕种方式不过寥寥的几种，其他人——那些权力群体、企业、政府部门——拓宽了自己的选择范围。在食物生产的每个阶段，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比如，由谁选择农药的安全级别？如何界定“安全”这一标准？谁来决定食物的生产地？谁来决定农民和农场工人的工资？谁来确定安全的食物加工技术？谁从食物添加剂中获利最大？这些添加剂对人体是否有害？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便宜能源用来运输粮食？
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甚至像是火星上才会发生的事情。然而，这些因素已经影响到超市里那些花花绿绿的货架。所以，这些问题最后变成了这样：谁来决定在超市货架上货物的品种？谁来确定货物价格？商家花了上百万美元作广告，却发现面包的烘焙味道和英伦歌手安妮R26;蓝妮克丝（Annie Lennox）的叹息声才是顾客慷慨解囊的原因，这又是为什么？还有，到底是谁制定了让穷人无法承受的高价？
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我们在超市货架之间的过道里体会到了产品的有限丰富性，在收银台看到了醒目的低价格，还有那些几乎立刻拿到手的食品，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消费者得到的廉价优惠。“便利”这个字眼麻痹了我们消费者的神经。由于这些商品所谓的“便利”，我们便不再提出刁钻的问题，所以，不仅我们的个人口味和偏好都被牢牢地控制了，而且我们在超市里的选择也决定了农民种植什么作物。
第二章 世界食物生产者分析
·粮食商业化所产生的危机
我前往韩国去了解更多有关李耿海的死因。在他去世的时候，他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女儿李智慧(Lee Ji Hye)说，“他自杀不是为了成为一个英雄，或者让别人关注他个人。他以死来表明韩国农民所处的困境——这也是他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了解的。”当她听到父亲死讯的时候，她正在环游世界的途中。康基甲（Kang Ki Kab）当时在场。作为一名农民，他现在的身份是韩国国家立法院（South Koreas National Legislature）的成员。康基甲曾经是韩国农民协会的一名老兵——他了解农民政治的最新发展情况，他是一家小农场种米的农民。和李耿海一样，他知道有关韩国农民困境的第一手资料。以下是他对这一情况的了解：
对人类来说，最本质的事情是四大元素——太阳、空气、水和食物。这是人类生命的最基本原料。上帝把这四种元素定为所有人均可享受的东西，所以所有人才能活下去。他没有想过我们会独占这些元素——然而，因为这些元素太充裕了，人们才把它们当作微不足道的东西，人们没有把这些元素当一回事儿。世贸组织背后的动向和趋势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全球化。根本性的矛盾是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有人也许会说这是竞争的自然逻辑。但是如果你是个有理智和良知的人，你会认为世贸组织应该被取缔，尤其是在农业和市场压力下。农产品应该被作为人权而保留。人要活着就必须有吃的。你不能把它商业化。粮食商业化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它不仅仅是反社会，而且还是反人民的行为！
那么，这个跟李耿海在世贸组织的自杀有什么关系呢？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你们理解这种贸易体系对韩国农民的影响。世贸组织的政策对农民来说无异于一颗炸弹。他们甚至无法容忍农产品。以前，一年的收入相当于11袋大米。现在，11袋大米价值700美元，只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薪水。在大多数农业城镇，70岁老人所占的人口比例是60%至70%。由于种植大米已经无利可图，这些农民都负债累累。他们都还不起债务。
在世贸组织影响本地的情况中，债务是最重要的一项。农民债务问题是个全球性问题，我从世界各地的农民那里听说过对这一问题的大概描述。第一笔债务不成问题——的确，它是更好生活的保证和希望。但是，当第一笔债务无法偿还的时候，借债人的梦想就开始破碎。在韩国，1996年以来，作为一个富有的乡村俱乐部（OECD）的成员，整个村子因债务崩溃。由于必须不停地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村民们发明了借贷俱乐部，他们为彼此的贷款互相担保。他们频繁地用自己的土地做再抵押，以至于除了内部人以外没人愿意再借款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利用了韩国的传统，采用了公共金字塔银行方案。这个系统涉及贷款、土地转抵押和重新募集资金，他们以此来尽量长久地维持那些亏损农场有工资可以发给工人。这个系统极具独创性，也是农民们的绝望之举。这样就延缓了土地被债权人收回的时间。但是，这个系统本身根本不稳定。当某个农民拖欠还款时，整个俱乐部的成员都会受到影响。当一个成员破产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及时还款，无法及时还款的人就会被破产管理人看管，这样，就会触发破产的危机。
这也是美国农民面临的一个现实。美国家庭农场联盟（National Family Farm Coalition）的农民和领导者乔治R26;奈勒（George Naylor）是这么说的，“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事实显然是，商品价格低于1970年初的价格水平，也低于2000年时消费者能够满足耕种和养家的商品价格水平，这意味着，靠农场养家糊口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其他任何商业中，也许老板会逃避、放弃，或试一下其他行业。但是农民们经常劳作的土地是他们的父辈留下来的，从他们出生起就一直是他们自家的财产。如果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遗产在某一代人手中丢失，这一定是一个难以承担的责任。对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民破产浪潮也是同样道理。而且，这个趋势并非最近才刚刚开始的。他们被迫离开土地的进程从很久以前的沙尘暴年代就开始了。
近10年以来，美国农场的数量在下降，而农场规模却一直在扩大。债务一直是农场规模扩大和农民家庭毁灭的唯一原因。为了使农场更加赚钱并在经济恶化时期偿还原始贷款，农民们负债累累，把他们耕作的土地都做了抵押。当银行前来没收这些土地时，有些农民选择自杀以表示自己对失去祖祖辈辈一直拥有的——一直以来的全部——财产感到耻辱。美国那些自杀身亡的农民，甚至包括20年以后也许会重蹈美国农民覆辙的印度农民，都具有相近的特征：人到中年、诚恳勤勉、受人爱戴、略显腼腆、爱家好男人。
那么，这些农民为什么还不起债务？显然，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下降。但是，低价格并不是世界末日，至少在短期内不是这六的。我们有解决低价格的办法。如果你知道你种植的庄稼要卖出低价，你可以先做个计划——比如，转而种植其他作物。但是，在转向种植市场上其他作物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讽刺就是农民们在加入世界市场之后已经失去了对市场效能的判断工具——价格信号。
假设你是一位农民，最近才进入南非的自由市场。你要寻找可以让你收回投入在某种作物上的投资。或许你决定不再种植粮食作物，而把所有的耕地都种上棉花——因为1993年至1996年期间，棉花价格很高。但是，这之后的6年间，随着世界上最大纺织品消费国——俄罗斯纺织品行业的急剧收缩导致棉花价格下跌。在本地市场上，粮食作物主要用于消费，你知道，如果当年整体收成很好，那么你种植的粮食就卖不出好价钱，但由于产量很高，所以总体收入不会太坏。如果每个农民都种植很少的话，这种粮食的价格会升高，你的收入也不会太差。但是，如果你种植的棉花是为了出口的话，你就要承担一系列你无法控制的力量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你无法理解的风险。美国是不是向棉农提供了补贴，让他们的棉花以你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低价出售？俄罗斯纺织品价格的暴跌是不是会因中国市场需求量的增加而得到抵消？甚至，当棉花市场恢复正常的时候，汇率是不是会降低到了让你的棉花可以出口的水平？如果缺乏有效的最低价格系统，你根本没有任何保障。换言之，市场全球化已经有效地把种植的控制权从农民手中夺走，转而塞到那些可以决定市场发展方向的人手中。
第三章 玉米之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农业的打击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济联盟，它是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之母。虽然它不是第一个此类协定（因为早有欧盟从很早就是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第一个由两个富有国家与一个极度贫困国家之间结成的联盟。不仅如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明确地把农业贸易包括进来，把墨西哥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与世界上最富于生产力和极度需要补贴的农业放在对立地位。贸易协定背后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有观点认为，财富的火花会跃过国界，把自由、企业和好生活从一个具有高度潜力的国家带到另一个消费水平较低的国家。对一些墨西哥农民来说，这个火花的确点燃了财富的轻轻燃烧。而那些有更多土地和住在美国边境附近的农民与富有消费者的距离更接近了。由于有机会接触到资金和专业的建议，相对富有的农民挺过了困难，有些甚至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受益颇丰。大体上，这些农民都有机会进入美国的园艺市场，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种植水果和蔬菜，供应边境另一侧的美国消费者。但是，种植水果和蔬菜是个艰难的生计——墨西哥所提供的水果和蔬菜仅占美国总消费量的2%。只有那些有充裕资金和得到支持的农民才能够参与这个市场的竞争。
在远离边境和财富的地方，小型农场的境遇要差得多。的确，对大多数贫困农民来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打击是很严重的。因为他们种植的庄稼在谈判过程中会受到轻蔑、漠视和否定。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缔结条约的时候，谁负责种植墨西哥60%的耕地，为占总人口8%的300万农民生活提供来源——那就是玉米。墨西哥是世界玉米种植中心。它是玉米发源地，直到今天，墨西哥还种植着40种独特品种的玉米，还有几百种其他玉米品种仍然存在。玉米到现在仍然是墨西哥人主要食物的一种，更不用说它还是墨西哥人身份和社会的根源。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一点是，玉米种植会受到贸易自由化的重创。美国农民的玉米出售价远远低于他们的生产成本。比如，2002年美国玉米每蒲式耳的销售价是1.74美元，而它的生产成本则是2.66美元。这是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美国农民的支持，并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机械、化肥、贷款和运输等方面的补贴。由于贸易自由化的出现，受到美国政府补贴的美国玉米显然要破坏墨西哥农村地区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墨西哥，生产玉米的成本远高于美国补贴的水平。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是被美国和墨西哥两国政府批准了。
这些事实不是什么好兆头。几乎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实施的同时，1994年1月1日，墨西哥的货币比索崩溃了，比索对美元的汇率贬值了42个百分点。虽然有刚开始时的价格陡升，墨西哥农民的玉米价格还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之后开始持续下跌。但是，墨西哥农民并没有立即减少玉米种植量。事实上，墨西哥农民种植玉米的数量反而增加了。如果有人相信供需规则的话，他就知道这么做显得太奇怪了。价格应该是社会的伟大的沟通者——一种清晰无误地宣布社会需求的途径。当价格下降时，通常表明该种商品数量过多，无法保证生产者赚取更多利润。那么，生产者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生产该商品。
但是，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确能够预测这种恐慌。微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注意到了世界不可能在一天的时间里重新开始。要把资源重新分配，就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发出市场信号。所以，当价格浮动时，我们可以把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时、短期和长期。在“即时”期间，当价格信号突然变化时，吃惊的生产者除了继续生产别无选择。在短期时间内，生产者改变生产的商品种类，而在长期时间内，供需逐渐达到平衡。
在墨西哥，当玉米价格下跌时，许多农民收到的信号是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政府在推诿责任，农民最好找到其他养家糊口的办法。农民们面对着下跌的玉米价格时选择的做法是种植更多玉米，以此增加收入，以应对他们自己无法自给的那些商品的涨价。虽然，自由市场的假设是农民可以转而种植其他作物，但事实是，基本上没有农民具备转产所必需的财力。缺乏资金、技术和销售网络，所分配的土地土壤质量差，没有灌溉设施，而玉米又非常适合现有条件，在此情况下，农民没有别的什么选择。所以，在北美自由协定实施之后，那些可以提高种植量的农民只有选择提高玉米种植量。
但是，有些农民陷入了绝望。在印度，农民自杀率在上升。在1990年，印度男性自杀率为3.9/100 000，女性自杀率为0.6/100 000。到了200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6.1/100 000和1.2/100 000。这是印度全体人口的自杀率。研究发现，农民自杀率要高于这个数字，而与自杀有关的死亡人数的报道几乎一定是低于实际数量的，这是把那些天主教国家对自杀的耻辱感考虑在内所做?的断言。我们不应该把自杀作为我们所感到的社会压力的唯一出路，不仅因为它生硬而不快地记录了贫困和绝望，而且它也削弱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减少身体所受的严酷折磨就要减少那些仍然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们的日常辛劳。农业省份自杀率的飙升（2001年墨西哥东部的坎佩切湾和塔巴斯克的自杀率分别是9.68/100 000和8.47/100 000），是我们去理解这一问题深层原因的开始，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然而，也许农民的困境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事。生产者不应该是贸易自由化中的赢家。的确，在自由贸易竞争花言巧语的外表下，有一个根本核心，正好瞄准了生产者。通过强迫假想中为数不多的生产者进行互相竞争，他们生产的商品价格下跌。当很少的几个（生产者）获利减少时，市场把利润重新分配给消费者，他们购买的价格稍微便宜了一点点。
支配这一模型的是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即，市场是一个金字塔，越向上走，人数越少；越向下走，人数越多。问题是农业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农业部门，在金字塔顶的人数很多，他们经常是那些比消费者更穷的生产者。对于这些生产者——最贫困的农民和农场工人来说，大幅削价的后果就是收入减少。结果是，这些生产者能够消费的商品数量极少。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可以事先预知的。毕竟，这是经济变化发生作用的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发生作用的结果，效率低的生产者被淘汰掉，为效率高的生产者留下创造的空间。那么，这些效率低下而几乎没有选择的贫困农民又该怎么办呢？有观点认为，从贸易中获取的社会财富之和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更大的利润，那些受到变化冲击最大的生产者就更有可能分得一些资源以缓冲变化带来的打击，锻炼他们更好地面对不可知未来的能力。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贸易自由化很少有配套的机制把利润重新分配给穷人，也鲜有通过市场轮班制为那些失业人口提供有意义的工作机会或再培训机会。这是因为自由化是更高层级的政治理念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干预（甚至提供基本的权益保护）被认为是无端干涉，因而是影响效率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协议时代同时也是日益不公平的时代。甚至在全世界整体上变得更加富有的时候，大多数穷人也正在被抛在身后。根据其定义，现代资本的“创造性破坏”伤害的是那些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的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少得到重视。贸易协定作为创造性破坏的一部分，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政治的顶峰，它标志着弱化的而不是复兴的社会再分配的承诺。所以，墨西哥农民运气那么差，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
随着玉米价格的下跌和随之而来的供应过剩，人们会以为城市地区有点儿收入的人口能以更低价格买到玉米。的确，希望能从这个神奇的自由市场竞争中受益的确实是那些消费者。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吃未经加工的玉米，玉米总会经过某些加工。在墨西哥，人们的主食是玉米圆饼。按照传统，玉米粉圆饼是手工制作的，做饼的人通常是妇女，这个制作过程主要靠手工完成，第一个工序就是把未经加工的玉米放在石灰水里煮。经过这个工序，不仅将玉米皮去掉了，而且水的碱性会释放烟酸和其他营养成分。彻底地冲掉玉米中的石灰水后，将玉米磨碎，并揉成一种叫玛萨（masa）的湿面团，并最后制作成玉米圆饼。
当玉米价格下跌的时候，人们会以为玉米圆饼的价格会随之下跌。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实施的时候，玉米圆饼的价格反而升高了。1994年1月，1公斤玉米圆饼的平均价格在0.50比索左右。到了1999年，这个价格上涨了7倍之多。如果我们把玉米圆饼价格看作社会成本和需求的表现，就会再次出错。自由贸易无法实现向消费者提供更便宜的商品这一承诺，原因有很多。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比索崩溃后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这时价格开始整体上涨。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单单这个原因无法解释玉米圆饼尤其受到通货膨胀压力影响的原因。
让我们重新看看沙漏食物体系的上半部分吧。系统上半部分的大量生产者不是直接向广大的城市消费者提供食品，而是向为数不多的食品加工商提供粮食。正是这些中间商受益于玉米成本价的下跌，而非消费者本身。在墨西哥，玉米的主要用途是制作玉米圆饼。在玉米圆饼市场，食品加工商的数量的确非常少——仅仅两家。这两家食品加工商吉姆萨(GIMSA)和名莎(MINSA)共占有墨西哥玉米粉市场97%的份额。占有墨西哥磨面工业70%市场份额的吉姆萨属于Gruma SA集团。这个墨西哥跨国公司的营业额为22亿美元（合11亿英镑），它在美国知名度较高，与米兴食品(Mission Foods)一起主导着玉米圆饼市场。墨西哥政府改变机制，向磨面企业提供补贴，这个新的机制使得墨西哥政府对两大生产商的补贴从1994年的20亿美元（合10亿英镑）提高到1998年的50亿美元（合25亿英镑）。除了这些，墨西哥政府决定紧缩贫困人口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仅在国有商店内出售便宜的玉米圆饼和基本食品。
由于收入支持的减少，贫困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提高——当价格飞涨时，穷人受到的打击最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后果是，130万墨西哥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结果是行业工资下降10%。回归家庭的女性发现，她们的贫困程度增高了50%。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带给墨西哥消费者更便宜的商品为名，在市场会带来效率的旗帜下进入了墨西哥。如果它根本做不到这些，则会给穷人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已经被预言了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政府为什么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入墨西哥市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背景和墨西哥的历史。
第五章 世界食物体系的政治与市场
·世界食物产业巨头的合并
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然后密切关注着这个篮子，不要分散注意力。生活中最大的成功在于集中化。
——安德鲁`卡内基
如果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的男主人公本杰明R26;布雷多克（Benjamin Braddock）在今天参加一个派对，他从事什么交易不会显得那么重要。如今，钱是这么一回事——合并。或者，换个说法，市场力量的集中。在整个食物体系中，市场力量的集中已经形成一个趋势。就像联合水果公司让我们想起的那样，市场力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一个世纪以前，全球从事粮食贸易的公司只有嘉吉、大陆、邦吉和路易达孚四家公司。但是这种集中化形式和广泛性意味着这些农业综合企业巨头们无所不在，它们改变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者对食物企业分支机构的合并速度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计算出一种农产品或农业服务在美国市场上的总体规模，然后算出这种农产品或农业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四大企业，并最终计算出食物企业分支机构的合并速度。这就是著名的四大企业合并率，即CR4。美国市场上的CR4趋势描述了食物的历史和未来。
图5.1说明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组织控制下的市场集中化程度，以及从家禽养殖业到零售业跨行业的集中化增长情况。这一合并跨越了整个食物体系。世界最大的10家公司控制着世界上一半的种子供应。这1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着价值200亿美元的兽药市场55%的份额。10家公司控制着将近300亿美元农药市场84%的份额。分析家指出，截至2015年，这种集中化趋势最终会造成三大企业控制整个行业的局面。在12.5亿美元的袋装食品市场上，十大食品饮料加工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达到24%。集中化趋势表现最明显的行业是零售业，十大企业占据了这个3.5万亿美元产业24%的市场份额。在酒类市场上，世界啤酒市场的41%份额控制在5家欧美大公司手里。
这一系列数字清楚地表明，食物体系中存在一个核心矛盾。通过竞争，市场本应带来高效率和低价格。但是，把食物生产放在市场中进行，反而导致竞争减少，而大公司的结构力量变得更强大。消费者承受的恶果是——根据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市场集中化导致美国33类食物中的24类价格上涨。农民们也深受其害，正如农业经济学家CR26;罗伯特R26;泰勒（C.Robert Taylor）于1999年向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作证时所指出的那样，“从1984年以来，一揽子食物市场价提高了2.8%，而该食物的耕种价值反而下降了35.7%。”
我们也许愿意信任某些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竞争”委员会或“反垄断”委员会，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真的是阻止此类寡头的形成。但这种信念显然是错误的。当企业想要进行合并的时候，他们拿着各种各样的“正当”理由跟这些委员会进行交涉。他们的基本论点是进化论：市场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机制，政府不应予以干涉，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中必将灭亡，那么，它就不值得政府去挽救。在效率的名义下，兼并被认为是正当行为，两家企业的协同行为则以规模经济为借口。当兼并权由管理者控有时，协同企业则会呼吁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有时，政府会通过一种类似于旋转门的方式完全回避问题，当某些政府官员在任期内有出色表现之后，企业会邀请这些官员在企业内担任一些挂名职务，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高薪报酬。虽然，这种做法的最终受益者是股东。
最近，种子行业的一个兼并案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在收购蔬菜种子公司圣米尼斯（Seminis）的过程中，药业巨头孟山都（Monsanto）拼凑了一篇介绍文字。文中提到：“技术能力是互补的：现在孟山都的研究范围更大了。”这句话是说，孟山都和圣米尼斯的专门技术结合起来之后，可以促进更多的研究和开发，这将让消费者最终获益。但是，捞钱（即经验丰富的投资商或逢赌必赢的人投资所得的盈利）的人不可能过多关注技术研发。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指出，种子行业的集中化和种子研究的私有化导致研究和投资的减少，而非增加。该中心还指出，蔬菜种子是“农业中高价值、高增长的部分”，农业内部的兼并会巩固农业两大巨头的市场地位，并使孟山都领先其竞争对手杜邦（DuPont）。
如果我们要寻找公众的最大利益的话，那么，我们找到的，一定是错误的协同作用。企业承认自身之所以从事商业不是为了更大的社会目标，而是为了利润。虽然有时我们会听到“更大的社会效益”之类的说法，这样的话往往是投资者言不由衷的说法。公关部门的新闻远不如投资者关系新闻那么可信。
我们还是看一眼世界上最大的跨国联合食品公司奥驰亚［Altria，以前叫菲利普R26;莫里斯（Philip Morris）］最近正在采取的协同行为吧。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奥驰亚正着手控制卡夫食品公司（Kraft Foods），卡夫食品公司旗下还有纳贝斯克公司（Nabisco，即National Biscuit Company的缩写，曾经是雷诺烟草集团的一部分）。奥驰亚将继续持有南非啤酒-米勒集团（SABMiller）30%股份，而它本身又由南非啤酒-米勒公司共同持股，奥驰亚还保留了核心业务——烟草。把烟草和加工食品合并在一起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烟草行业曾经经历过传统市场的衰退，法院传单堆积如山，菲利普R26;莫里斯曾投标买下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s），由此把单一的烟草经营转向多样化经营，同时避开烟草业的债务问题，并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但是，烟草行业买到的不只是摇钱树。随着1992年菲利普莫里斯对卡夫的收购，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公司产生了，万宝路伙计（Marlboro Man）不只是在购买食物。通过卡夫的配送网络，菲利普莫里斯改变了人们的饮食方式。
烟草公司应该在食品方面进行多样化投资吗？这种想法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是有先例的。早在1887年，伊西多尔（Isidor）和蒙塔古R26;格拉克斯坦（Montague Gluckstein）两兄弟就对家族经营的专售削价货品的烟草公司进行多元化，他们向餐饮行业进军。多元化经营之后，两兄弟的生意不错。到了1894年，他们买下了一家小型工厂进行大规模食品生产，同年，他们在伦敦皮卡迪利（Piccadilly）大街开办了第一家经销店约瑟夫R26;里昂斯公司（J.Lyons and Co.）茶店。这家茶店是英国的标志性店铺，成为该公司食品生产的支柱，它的加工配送网络遍及英伦半岛，而且仍在继续增长中。该公司的传记作者提到，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食品王国。约瑟夫R26;里昂斯公司的规模巨大无比。它在非洲东南部的尼亚萨兰——现在的马拉维——曾拥有一个茶叶种植园，从茶叶到桌上沏好的茶的整个配送过程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当茶室不再流行的时候，里昂斯公司通过1953年成立的温比（Wimpy）连锁店向英伦居民推荐快餐。该公司的资产管理要求在技术上进行高额投资和创新，由此催化了世界上第一台商业计算机的出现——里昂斯电子办公室第一代（Lyons Electronic Office I，LEO I）——这个计算机对快餐店的所有环节进行跟踪。里昂斯也聘请了一大批食物科学家对其食物产品线进行开发，其中包括牛津大学化学专业年轻的研究生玛格丽特R26;撒切尔。里昂斯公司现存的部分一部分由雀巢持有，一部分由联合里昂斯公司（Allied Lyons）持有，后者同时还持有邓金甜甜圈连锁店（Dunkin Donuts）的股份。虽然里昂斯的结局或许颇为难堪，但是，这一结局与其产业安全是一致的。
与前辈里昂斯公司一样，奥驰亚公司也是食品业巨头。奥驰亚公司2005年食品销售净收入为300多亿美元，它的产品包括奥利奥奶油巧克力夹心饼干（Oreo）、星巴克咖啡、三角巧克力（Toblerone）、奥斯卡梅耶尔香肠、万宝路等。与里昂斯公司相同的一点是，奥驰亚在市场的地位给它提供了动力和财力，让它不仅能按照市场规则参与竞争，而且积极地改变和决定市场规则。
作为食品市场的主角之一，奥驰亚公司有机会接触华盛顿的最高政治圈子。比如，奥驰亚公司是美国贸易代表的农业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会员之一。与华盛顿这帮人混在一起可不省钱。1998年至2004年期间，奥驰亚公司支出了1.0122亿美元用于向华盛顿当局游说，找了50多家游说公司与包括美国农业部和铁路退休理事会在内的20多个联邦政府部门进行接洽，让它们支持奥驰亚公司的观点，并照此观点制定法律和政策。
由此可见，合并可以带来更深层的权力——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在市场建立过程中，市场的作用显著地体现于世界贸易组织——或许，如果考虑到世贸组织程序的保密性，显著这个词用得并不合适——但是政府谈判内容并没有写进日内瓦总部的文件中。这些政策和法律都是在华盛顿、伦敦和北京的宾馆会议室里精心制作的，谈判官员的吃喝玩乐费用全部由糖和香烟的利润支付。
第九章 操纵我们食物选择的隐形力量
·食物的种族和社会歧视
1948年当人们欢呼胜利时，南非国民党（South African National Party）就立即巩固了以隔离和歧视为特征的种族歧视制度。种族歧视制度的政治哲学支持大量立法，以给予政府在种族划分上的依据［1950年《人口登记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使不同种族间的性关系非法化［1950年的《背德法》（The Immorality Act）］，将国家划分成黑人区域和白人区域［1950年的《集团地区法》（Group Areas Act）］，阻止白人和黑人使用相同的海滩、厕所和其他场所［1953年的《隔离设施法》（The Reservation of Separate Amenities Act）］。在立法的过程中，南非不仅建立了官方的国家种族主义制度，还大量生产了一种新的食品，并推广其新的食用方式。
当然，在种族隔离的监狱里，种族隔离制度对各种族的食品和空间做出了复杂精确的规定。比如说，“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种”与“班图人（Bantus）”的配给量是不同的。例如，白人政府不向“班图人”供应任何面包或果酱，这些加工食品是白人的特别待遇。这些是给比非洲人“文明”的有色人种和亚洲人所做的体贴让步。但当种族隔离制度的狂想在监狱里每时每刻被执行和监控的时候，在铁丝网之外，种族隔离制度也试图影响数百万人的饮食，但这个企图被颠覆了，从中我们将会吸取关于今日食品和消费的教训。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开始，黑人和白人被禁止一起用餐。比如，在德班（Durban）的灰谷（Greyville）高尔夫球场，黑人高尔夫球童不能和白人的高尔夫球员使用一样的刀具和冲洗装置。但是他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餐完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离开高尔夫球场工作岗位的时间。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新发明的产生，它将两种均是移植进德班的烹饪传统完美地结合起来。这种新式的与种族隔离制度相容的食品包括将一勺咖喱［一种被契约印度劳工带来的食品，这些劳工被英国人带到南非的纳塔尔（Natal）省的糖料种植园劳动］加入一块挖空的白面包（一种英国人自己喜欢的食品）中。注意这里是白面包，绝不是黑面包。这位将两种配料放在一起的极富创新精神的古吉拉特R26;兴都斯（Gujarati Hindus）的种姓是布尼亚（Bunia），于是德班的招牌食品“布尼三明治（bunny chow）”就这样诞生了。它最值得称赞的是咖喱又热又稠，挖出来的面包也可以蘸着布尼吃，你甚至可以拿着面包的边角在汤里捞取大块的土豆或鸡肉吃。你只需用手拿着就可以吃了，但是不一会儿你的手就会被咖喱中的姜黄染上黄渍了。这种食品的确十分美味。
布尼三明治的主要特色就是它是热腾腾的、随时可以食用、有馅、味道好、便于携带（尽管不能太远，因为咖喱会浸入面包，把两种东西糊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球童们可以在奔波的途中，吃到他们喜欢的食物，这些食物滋养着他们，体现他们的身份，这种身份意味着和种族不平等的斗争。在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设置的边界上，通过将黑人和白人的食品加以结合，布尼既是对现有法律的顺从，也是对烹饪方法的嘲弄。
不管是把种族隔离制度变为冷酷无情的现实，还是创新地利用布尼进行反击，都给我们一些偏好和选择上的启示。南非的隔离制度不仅为白人开设专门餐馆成为可能，以及为黑人囚犯提供不同的伙食，而且使成百上千的伙食承办者必须开发一种新的快餐食品，以适应那些刚好能维持生活的穷人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种族隔离制度预示了今天大都市的情况及其居民的饮食方式。
在北半球的美国，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隔离用餐，与南半球的南非遥相呼应。美国和南非的肥胖水平几乎是惊人的一致。南非是南半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在北半球有着最多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2.7%）。在美国，有色人种和穷人在如此生存环境下更容易导致肥胖，而他们的富人和白人邻居更容易得到新鲜、营养、低盐、低脂肪的食品。在许多美国社区，可以发现穷人社区的超市数量比富人社区少4倍，穷人找到喝酒场所的概率要比富人高3倍。即使根据商业活动水平、高速公路出现以及中产阶级家庭价值观进行统计修正后，快餐店还是集中在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社区。
然而环境不仅仅是商店，它还是我们的房子的结构支持，在那里，我们进行工作、进餐、玩耍、学习、休息和祷告。要看清这一点，值得审视一下孩子们眼中的环境格局。在家中乃至在国家的各处，尤其是在学校里，孩子们被迫接受电视广告和品牌推广教育的轰炸。必胜客（Pizza Hut）开展了“读书奖励计划（Book IT）！”麦当劳掀起了“全美读书挑战（All-American Reading Challenge）活动”，可口可乐旗下的美汁源（Minute Maid）发起了“美汁源（Minute Maid）夏日阅读计划（Summer Reading Program）”；在德班，威姆派（Wimpy）德式牛排连锁甚至设法赞助了一家印度学校。这些营销都通过一系列的搭卖和赞助活动成功完成，通过这些活动食品企业成功地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以孩子为目标的食品越来越容易买到，在父母很容易妥协孩子们吵闹要求的环境下，儿童的消费力被商家所利用，从而导致了孩子们的健康问题。英国组织“持续”（Sustain）的儿童食品运动（Childrens Food Campaign）协调员理查德R26;瓦特（Richard Watts）说，每年光在美国就有超过100亿美元花在向儿童推销食品上，全球在推广健康食品上每花1美元，就有500美元花在推广垃圾食品上。
那些可能导致儿科疾病的食品广告并不局限于纸媒或电视。广告媒体已进入儿童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教科书到网络空间到游乐场、公园再到各种包装的设计。这里并不是暗示食品企业对儿童的各个方面达到了极权主义的掌控，而是为了说明儿童们的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各种选择，并且食物体系利用和放大了这些环境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儿童的案例能够给我们如此大的启示作用的原因，我们趋向于认为儿童在做选择的时候需要引导，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仅影响着他们的选择，而且还塑造着他们。当我把孩子当成是最不容易做出独立的选择的个体的时候，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已发现儿童经常能够判断出什么是广告什么不是。得到的启示是可以让儿童接触广告，因为他们能够理解，但是他们理解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其次，可能的结论是：虽然成人思想较成熟，但成人对消费诱惑的反应不比3岁的孩子要高明的多少。
对孩子进行广告推销食物的结果是儿童和成人的某些疾病的诊断结果必须进行区别，如“成人源发”的糖尿病被重命名为“II型”，因为越来越多的儿童也患上了这种疾病。在中国的城市里，儿童肥胖非常普遍，其比例从1989年的1.5%上升到1997年的12.6%。在巴西，一系列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发现，穷人家庭的儿童被剥夺了得到充足平衡的营养的机会，长大以后肥胖的危险更高，这一点已日渐明确。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孩子们的命运将会影响到成人。换个角度理解，我们的观点是儿童是矿井里的金丝雀，不过成年人也一点不少地被刺激做出不健康的消费选择。我们认为儿童是冲动的俘虏，尽管他们能够在充斥着垃圾食品和不健康小吃的世界遨游，他们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充分负责。然而他们的健康已经开始受到那些每天对他们进行狂轰滥炸的甜食的影响，这就是他们成为食物产业的利润中心的代价。但是，围绕儿童身边的食品、他们所接受的营养信息与成人面对的没什么不同。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潜在的危险，并且肯定有不健康的食品。
物质世界及其含义，还有我们与它的互动都可能促成凯莉R26;布朗奈尔（Kelly Brownell）所说的“有毒环境”。主要街道和高速公路都变成了宣传推广能够快速提供高卡路里食物的载体。麦当劳的金色拱门（McDonalds Golden Arches）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和基督教的十字架相比，它更有可能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甚至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自动售货机吞进零钱，吐出含糖食品，以适应我们日益不规律的工作时间。除了工作，在娱乐中，我们也发现环境在影响着我们获得和消耗卡路里的方式。
不论是在美国或是其他地方，城市中的穷人系统地接触绿地和娱乐设施的途径更少，而这些对健康有直接的影响。在整个欧洲城市中，如果保持收入变量为恒定，绿地拥有率更高的市民的生活状态要活跃3倍、肥胖的概率要低40%，而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绿地、到处都是涂鸦社区的居民肥胖的概率要高50%，锻炼身体的概率要低50%。
在美国，穷人社区缺少游憩设施是不言而喻的，就像南非城市里的黑人一样，美国非洲裔所居住的社区绿地、沙滩和游泳设施奇缺。绿地对于在家照看孩子的大人们，对于玩耍的孩子们以及家庭成员聚会来说，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而且，公共绿地日益成为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
影响饮食的不只是空间，还有时间。对于美国的上班族来说，缺少时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随着房屋市场的形成，穷人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增加了。美国最近的一项报告显示为了在住房开支上节省1美元，通勤者就会在交通上花费77美分，在这1美元上省下的23美分并不包括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简单的事实——通勤增加了肥胖的概率——一个人花在通勤上的时间越长，肥胖的概率就越高。恰恰是出于赶路上班的压力（也可能是随后赶赴第二份工作）使相对贫穷的上班族基本上不能很好地进食。在这样的情况下，凭借在食物体系中的优势，快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茶滋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工人阶级一样，1美元的双层吉士汉堡和炸薯条对于辛勤工作了一天的人来说也是一顿温暖的美餐。
认真思考布尼三明治的故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异常现象。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很容易理解黑人是如何被剥夺掌握自己生活节奏和空间的权利。所有的一切都有法可依，警察会确保空间秩序一丝不苟地被遵守。每个人都会毫无异议地承认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是个人的改变，而是社会的反抗、颠覆以及广泛的变革。今天，当越来越多、相对贫穷的上班族被迫面对相似的情况时，矛头没有指向问题社会和政治的深层去寻找根本的原因，而是指向它最表面和肤浅的后果——肥胖。这好像意味着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身体肥胖的原因并不是种族隔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贫穷，所以解决这一切的办法不是挑战种族隔离制度，而是要变得富有。
附图书信息：
作 者： （英）拉吉·帕特尔 著，郭国玺，程剑峰 译
出 版 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9-1
定 价：39元
售价：31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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