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央台“对话”和读《唐山警示录》后的感想

　　

前天晚上看了中央台一场关于地震预报的“对话”节目，昨天晚上读了转载的《唐山警示录》，有些感想。　　

中央台关于地震预报的对话节目无论节目的编排、嘉宾的邀请都显然是有目的的，整个节目没有任何反方嘉宾，甚至没有反方意见，完全成为主持人按照事先准备的题目让国家地震局和方舟子一唱一和，羞辱持“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观点和嘲笑“群测群防”的一场闹剧。这一点很多网友也都看出来了。在这场闹剧中，国家地震局“权威”直言说：观测动物反应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迷信”行为，是西方国家不屑做的。闹剧中主持人与地震局配合默契，说一个不点名的“老地震专家”今年十几次所谓地震预报准确率为“零”。对于没有多少地震知识的贫道，看的时候确实产生过“也许地震确实无法预报”的认识。但是有一个疑点让我产生怀疑，也就是一直到节目做完，始终没有敢涉及唐山地震和青龙奇迹，完全一个事先编排用以制造舆论的感觉，促使贫道产生读一遍《唐山警示录》的想法。　　

想在网上读这个报告文学并不容易，因为全部都是买书的网站，偶尔在看到有这篇报告文学。　　

读到最后，一股凉气从脊梁骨直冲头顶。　　

每当你看到电视上西方科学家，尤其是美国地震科学家满世界的在研究地震，非常认真卖力，会觉得西方对地震科学研究比中国人高明，有更加系统的理论，更加认真和有信心，而西方政府更加“以人为本”。　　

其实这都是假象。首先，西方国家地震预报准确率是10%，中国是30%，西方从来没有中国高明。其次，西方科学家目前认为地震尤其是7级以上地震是不可预报的，这一点在对话节目中也表现了，而中国总理周恩来早就说“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预报的”，指出 “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李四光提出来系统的关于地应力测试地震的理论，并在海城、唐山地震中得以证实。同时，西方政府由于种种考虑，从来没做过地震“预报”，只有中国真正做过地震预报和防震组织（1975年海城地震和1976年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县县委），由于同样原因，日本政府甚至停止了地震预报的研究和经费，美国政府也大幅度减少了地震预报经费。你看到的关于地震的研究，都是纯“科学研究”，都是事发后的研究。因此西方政府并不比中国政府更人道。　　

地震预报难在哪里呢？首先，按照西方“科学”理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因为科学方法需要的是“可观测”，需要的是“确定性”。西方对地震的“科学研究”也就百十年，虽然知道了地震的成因，但对震前现象却没有资料可用。即使是李四光的地应力预报学说，也存在测试的地应力曲线即使发生变化也并不一致，没有确定性，要靠经验来判断的问题。也不是科学的精确判断。因此，西方科学目前无法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准确率只有10%。　　

这种情况下，地震预报对政府和地震科学家来说，确实是很尴尬的事情。 西方“政府要求科学家拿出准确的预报，科学家拿不出来；政府认为你拿不出准确的预报，我就没法办……所以呢，就别让老百姓知道什么震情，封闭得越严越好。科学家说要有地震，政府说你有把握没有？科学家往往无言以对。有一天真发生地震了，政府就告诉纳税人：对不起，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还不行，很抱歉！”（引子启示录，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中国协调办公室主任刘小汉教授语）

　　

这就是为什么贫道脊梁骨发凉的原因。因为贫道在中央台对话节目中看到了刘小汉教授揭示的状态。　　

问题在于，地震真的不能预报吗？中国30%的准确率是蒙出来的吗？非科学的方法就一定是迷信吗？还有就是，“凡是”毛泽东时代做的事情就一定是错的，“凡是”毛泽东时代提倡的都应该抛弃吗？　　

地震预报难是事实，但如果有“人定胜天”的想法，就一定会解决。周恩来和李四光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时候，是邢台地震后，这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形成关于中期和临震预报的理论和经验。但是他们为什么敢这样说，这样想呢？周恩来敢这样说，是因为李四光这个大科学家说了，李四光敢这样说，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干部，是接受了“人定胜天”思想的人，毛泽东敢提出人定胜天的说法，是因为他要为为中国亿万老百姓考虑——中国富强的困难要比西方大得多，如果没有点精神，事情就办不了。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提出了地震可以预报并认真按照这个思路去做（1974年甚至发了一个69号文件，直接指示研究华北地震的预报和防范），才有了30%的地震预报准确率和海城、青龙奇迹。　　

中国大地震预报准确率达到30%，显然不是蒙的。因为假如唐山地震不是由于种种偶然原因（警示录说的很清楚，甚至如果不是特别较真的唐山地震办主任杨友宸在震前几天被下放，就可能实施预报）没有预报，这个数字还要高。去读《唐山警示录》而不是去听“对话”，你就知道究竟中国地震预报是不是蒙的，以及是否可以做的更好了。同时，西方人也承认中国地震预报是世界领先的。　　

接着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非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究竟能不能用非科学的方法认识世界并有所作为。说到科学，很多人干脆把这个词作为“正确”的同义语，其实，科学本来的意思是“学科”，也就是某方面的学问。后来科学被赋予更多的内容，也就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就是要求用可观察的重复验证来说明道理，不可观察的不算，不能在给出同样条件下发生同样结果的不算，不可观察的和无法重复验证的认识方法，都算“非科学”的认识方法。　　

李四光的地应力测试，看起来是科学的思路，但还是依赖非科学的手段。因为地应力曲线的变动是否预示地震要发生，第一是要靠经验判断，也就是像中医一样，是老中医治的了的病，新中医并不见得就看得准。其次，如果预报了，不仅只是一种概率指标，而且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曲线与地震的概率关系。科学研究在无法说清楚原理时是“不科学”的。因此，即使李四光的理论，也不是科学理论。耿庆国的“旱震”理论，虽然也能解释点大旱与地震之间的物理关系，但并不能用“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方法”来检验。因此也不“科学”。至于“土法”观察，更是与科学无关。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鱼在地震前会乱跳，而且并不是每条鱼都有一样的动作。也就是说，中国预报地震的理论是建立在非科学基础上的，是一种近似中医诊断方法：凭经验和感觉，识别症状而不能提供可观察的联系情况下就下结论。　　

假如你把科学作为认识方法的一种，就会发现科学方法对研究某些问题是非常有效的，但有些问题是没有结果的，而且没有结果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还没有研究到这一步”，而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缺陷决定科学方法永远不适宜研究某些问题。比如一个特别复杂的体系，因素非常多，其中很多关联是无法观察到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承认有些东西是“测不准”的），比如人体与自然之间关系，这样的系统就不适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另外，一些会“发展”的事物是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观察的。因为发展就意味着“没有可重复”的条件，比如非常多的社会学科。第三，从实用角度看，一些复杂问题在人类刚认识时，用科学方法还没办法解决，而事情又非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科学会束手无策。比如非典已经飞速扩展而究竟是衣原体还是病毒没有搞清楚，更不要说没有找到疫苗的时候。　　

同时会发现，凡是这类问题恰好是非科学思想方法能够解决问题。比如中国人在刚进入农业社会时期就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医疗理论，这个理论所叙述的道理虽然无法观察（甚至都不能明白什么意思，比如热-寒，燥-湿，虚-实，更不要说五行之间的转化了），但是却能够完全根据这个理论治病。因为人这个系统太复杂了，而且本身就与自然和环境关联程度很大，很多关联是观察不到的。中医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根据经验把有关联的事物联系起来，通过识别“症状”来进行诊断。　　

自从科学成为“正确”的同义语，中国传统认识论和方法论就被贬为迷信了，不仅中医是这个下场，包括李四光的地应力预报理论，包括辨症治疗的群防群测，都在文革后被彻底抛弃。甚至李四光的理论是在联合国的科学家认为还有价值的时候，由联合国资助重新研究（还是在国外）。　　

抛弃掉一种发展了几千年，被证明非常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只剩下一种，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全人类的悲哀。道理很简单——你将生活在一个没人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这个地方会地震的世界里。读完《唐山启示录》，贫道为中国人感到悲哀，也为科学成为一种迷信感到悲哀。　　

看完启示录，给贫道最大震动的是：我们这30年最大“成果”是丢东西，丢掉一些几千年，几百年，或者自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的思想成果，而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些成果的替代物。最经常发生的是我们在不得不解决问题时重新拾起这些东西。　　

我们丢掉大飞机，过20多年没办法了再拾起来；　　

我们丢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唐山地震时期的基本口号，可以在启示录中多次看到），到危难时候再重新提出来；　　

我们把中医摆在可有可无的位置，让多数中国人不再认为中医能治病，甚至有人要取消中医的时候，才发现中医的宝贵；　　

我们把中国地震工作者关于地震预报的理论废弃了，把已经建立的地震群测群防体系废弃了，回到“地震不可预报”的愚昧状态中，至今还不清醒。　　

最可怕的是，我们丢掉了执政党群体，全国干部群众的思想武器，这个思想武器本来是系统的，有效的。我们抛弃了以后，并没有建立一套新的，系统的，能够指导全党全国的思想武器，只是几个“代表”之类含义模糊的话。如果你读一下作者采访原青龙县书记冉广岐的对话（作者基本按照录音照本记录的写法），会发现无论作者提出再刁钻的问题，冉书记都有一套清晰的，有力的，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下面简单记录一下：　　

对于记者问冉书记为什么二十多年了从来不接受采访。回答是：“第一呢，我自个说这事是王婆卖瓜。第二呢，老人家有教导：‘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你老吹自个做什么呀？（笑）”【回答不仅自然没有做作，因为这句话恰好能说明问题】。

一个部队转业干部任县委书记，到任后却认真学起来地震知识，还大本大本的看。作者问他为什么，回答是：“为啥呢？一方面被震情所驱使（中央69号文件），另一方面老人家有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还说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我就学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这简直是“活学活用”的代表，既切合实际，又要点突出】　　

县委是没有权利决定预报地震的，虽然冉书记开了常委会决定预报并组织抗震，自己承担了责任，但总应该向上级汇报（汇报不准确，起码应该“通报”）。作者问其原因，冉书记回答：“咱们请示地委，地委能马上请示上级么？正乱着，谁管这个事呀。半年也批不下来。咱们不是讲活学活用吗？老人家怎么说来着？‘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这么具体的一个问题，甚至完全是工作方式和程序问题，一个县委书记就能找到个思想武器来解决，真实绝了】　　

对于作者问“假如唐山大地震在明后年发生，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冉书记先判断：“不好说。现在确实有人心里不装着老百姓，而是一门心思地琢磨怎么跑官啊，怎么捞点啊……市场经济了，说光想钱有点冤枉他们，不想钱的也到不了一半儿。”然后还是用毛泽东的话评价“这叫‘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要是没私心就敢决策，要是有私心就不敢决策。”　　

冉书记无非是一个工农干部，没什么学历。县委书记遇见的问题很多，尤其当时他面对的地震预报问题，以及成功后如何处理很多事情，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都不是能很容易找到一个思想武器说服自己和说服他人的。假如现在一个县委书记遇见冉书记当年的问题，他能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中找到相应思想武器吗？而且找到的不是一个笼统的，而是针对性的，有效武器吗？可当年冉书记很容易的就找到了，而且正确处理了问题。　　

不要以为丢掉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套系统的思想武器没什么了不起，贫道看来，这个事情恐怕是最大的！所谓“仔卖爷田不心痛”，恐怕这块田是看家的田呢！　　

一点读后感，希望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