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评选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随想

　　
　　2006年四季度，由“五叶神文化薪火工程之创造改变中国科技成果展”引发，并持续三个月的“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正式落下帷幕。据了解，“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
　　
　　“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最终入选。然而这“新四大发明”与“两弹一星”、“核潜艇”都诞生于毛泽东时代，但这与对毛泽东时代现有评价主流是很不相吻合的。这些都代表一个国家的核心科技成果，那么这种差异的深层次来源究竟是什么呢？
　　
　　都记得30年前中国的“科学大会”，最响亮声音是，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这30年间又有多少核心的科学成果鼓舞着国人之心呢？那么，咱们到底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而没有能真正拥抱一个“科学的春天”呢？似乎有一种像农民工唱的“春天里”歌流露的那么一种苦涩与无奈的感受呢？
　　
　　“新四大发明”的三个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而“复方蒿甲醚”实干什么的？她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主要用途是治疗高传染性疾病“疟疾”的一线用药，也是我国化学药品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几十个国家的指定用药，也是世界上发明专利覆盖面最大的药物之一。此项成果启动与六十年代，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
　　
　　评选三大标准：“具有原创性”、“具有世界级影响力”、“能产生社会效益”。有人说，“复方蒿甲醚”是爆冷门，看其对人类所做的贡献，她当之无愧的。更玩味的是属于中国发明的第一“西药”，不是诞生在把中医“打入地狱”狂潮中，而诞生在“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上。
　　
　　说起上马“治疟疾的新药”，那是因为1965年春越南胡志明主席访华给毛主席讲了越南“疟疾”肆虐，已经影响到作战部队了，请求中国帮助解决。毛主席对“疟疾”太了解，在井冈山时期毛及其许多红军战士得这个病，毛自己几次差点也都快不行了，知道这个病的厉害。也知道这个病对中国现实危害。所以，攻克“疟疾”是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批示的“紧急战略任务”！呢。
　　
　　记得我小学二年级（1961年）是家乡金山爆发的“疟疾”，有些生产队连下地能干农活人几乎没有，收割季节真是急死人了！全县病人两万五，几乎是平均十个人有一人犯“疟疾”。在儿时的记忆中这一点是很深刻的，第一号是“血吸虫病”，第二号就是“疟疾”了，猖獗，非常猖獗！
　　
　　什么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农村医疗而言，我看到了“集中起来好办事”的优越性。就我县“血吸虫病”在人民公社成立后至1978年间治疗总人次数近40万等于全县人口总数，治疗“疟疾”这些年间也将达到一半。要是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能行吗？新中国就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青蒿素”的发明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然而，今天太多的盲目无度消耗性发展，能警醒多少善良的人们呢？　　
　　

附：现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全都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现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天　父

　　前不久评选出的现代中国四项新发明，全都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带头下，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这一创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获得成功的国家，袁隆平以此为科学依据发表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彻底推翻了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断语。

　　1974年以后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全国性推广，仅1974年至1978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袁隆平和他的课题小组研究成果，成功解决杂交早稻“优而不早，早而不优”的技术难关，实现早、晚双季杂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国杂交稻的第二次大发展，形成一个多类型、多熟期、早、中、晚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为中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

　　1975年9月，王选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实现。

　　1976年底，王选教授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王选教授的设计理念终于为人们所接受。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1975—1976年期间在封关锁国的情况下完成设计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意义与影响是巨大的。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多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

　　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了“523项目”。这项以启动日期命名的重大项目，揭开了年轻的共和国研制抗疟新药的序幕。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治疗疟疾快速、高效、抗药性小的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为我国消灭疟疾作出了贡献，也使世界抗疟事业翻开崭新一页。从此以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抗疟之路上不断奏响凯歌，他们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蒿甲醚等疗效更强的衍生物。为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再次“抬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又将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研制出新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堪称抗药性疟疾的“克星”。

　　从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我国获国际社会承认、在国际医药界最有影响的两个药物之一。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治疗疟疾，3天就可见效，较传统氯喹疗法减少了4天。临床应用30多年来，尚未发现疟原虫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初已经接受全球基金的拨款，拟在5年内每年出资1亿―2亿美元，为非洲国家从中国购买以青蒿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作为全球抗疟疾首选药物。

　　1991年开始，中外双方相继在世界63个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专利组织申报复方蒿甲醚专利，截至2002年，已获得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共体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复方药物发明专利权，成为我国率先在国际上获得专利的化学药品，也是世界复方类药物中拥有发明专利保护国别最多、专利覆盖面最大的药物之一。

　　管它什么受不受“迫害”，能出活儿，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不出活儿，无论如何，都是狗屁。

　　现在，企业老板对待不出活儿，且又无团队精神的知识分子，就两个字：“滚蛋”！难道，这也算迫害？呵呵……

《南风窗》：中药迎来“唯一机遇”？

NEWS.SOHU.COM　　2004年07月06日10:42　　来源：南风窗

　　本刊记者 龙 坪 发自广州

　　5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由中药青蒿所提炼出的王牌抗疟疾药物青蒿素能够有效治疗疟疾，目前全球各主要卫生机构正全力抢购青蒿素制剂。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2005年前，全球至少需要1亿剂青蒿素制剂，因为西方治疗疟疾的传统化学药物，因疟疾原虫已发展出抗药性而无法遏制病人死亡率急升的状况。

　　其实，青蒿素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唯一被世卫组织认可的按西药标准研制开发的“新药”，在1973年即已获得临床研究验证。多年之后，青蒿素才凭借其实际疗效突破西方对中医药的偏见和欧美制药企业的消极抵制。

　　特殊背景下的政治任务

　　疟疾，俗称打摆子，是由疟原虫经蚊虫叮咬传播的传染病，目前是世界第二大传染病，也是流行最广、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热带寄生虫传染病。几千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在《疟论篇》和《刺论篇》中记载了其症状和疗法。

　　国际疟疾风险基金(MMV)负责人克拉夫特说：“全球近25亿人生活在疟疾疫区，临床病例数达3亿～5亿人，每年死亡人数超过300万，其中一半为5岁以下儿童，非洲死亡人数占70％。”

　　平均每30秒杀死一个5岁以下的儿童的疟疾，已经成为导致非洲经济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非洲GDP每年损失1.3个百分点。因此，世卫组织已经把遏止疟疾列为21世纪前10年的首要医学问题。

　　说到青蒿素的发现，不能不提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当时随着战争的爆发，热带丛林抗药性疟疾肆虐，战争双方都苦于疟疾带来的非战斗减员，寻找抗疟新药于是变得非常急切。越南无法获得被西方国家全面封锁的药物，于1964年初，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求助苏联无果的情况下紧急求助中国政府，并派越南总理范文同秘密访华。

　　毛泽东亲自接见并作了承诺。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饭店，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抗疟药协作会议，决定由国家卫生部、化工部、总后勤部、科委、国防科工委组成全国抗疟研究领导小组，以国家军事医学科学院为首，联合国内7个省的几十个科研单位开展新型抗疟药物的探索与研究，时称“523项目”。作为国家高度机密，其受重视程度堪与当时的“两弹一星”计划媲美。在“文革”的一片混乱中，跨区域、跨部门的协作研究因此得以避免较大的干扰。

　　从中草药中寻找抗疟新药一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初步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研究陷入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2月，当时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临危受命，“我坚信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许多值得我们努力探索的精华。”

　　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现为中医研究院青蒿与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的屠呦呦，在2003年举行的第二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造力与发明国际论坛上，回顾了青蒿素的具体研制过程：

　　“我们经系统收集历代医籍、本草，从中整理归纳出200多方药。历经380多次样品的鼠疟筛选，1971年10月终于在经历大量失败后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筛选的成功。1972年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命名为青蒿素，对鼠疟、猴疟的原虫抑制率达到l00%。1973年经临床研究取得与实验室一致的结果，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

　　此后在全国各地的大力协助下，临床应用进一步扩大。至1978年，共治疗2099例，病人全部痊愈。

　　1977年3月，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科研论文首次发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研究成果在1978年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1年10月，世卫组织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在北京召开，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了题为《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与会的国际专家表示：“这一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这种化合物独特的化学结构，它将为进一步设计合成新药指出方向。”

　　青蒿素的成功研制被中华医学会评为“建国35年以来20项重大医药科技成果”，屠呦呦本人也于1987年被世界文化理事会授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

　　青蒿素产业化的中国机遇

　　中药青蒿治疗疟疾最早见于公元340年间的东晋《肘后备急方》，作者是东晋医学家和炼丹化学家葛洪。可以想见，在中医药基础上研制出来的青蒿素，要想得到西方医药界的广泛接纳，必然需要一个“靠疗效说话”的过程。

　　美英等世界各主要捐助国一度反对普遍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理由是青蒿素价格偏高，尚未在儿童身上进行广泛测试。负责替全球贫困国家购买药物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埃塞俄比亚爆发疟疾大流行时，也以供应量不足及在疟疾流行进程中途换药将导致混乱为由，反对使用青蒿素。

　　但在抗疟的严峻形势面前，许多国际组织和医学专家相继认可了青蒿素的作用。2001年12月中旬，世卫组织在一份公报中指出，“治疗疟疾的最大希望来自中国”。2002年2月2日～3日，法国《解放报》连续并大篇幅刊登了《传奇般的抗疟中药走向世界》，3月14日，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刊登了《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

　　今年1月29日，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为研制出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中国医学团体颁发泰国最高医学奖—玛希顿亲王奖，以表彰他们对治疗疟疾作出的杰出贡献。这是国际科技团体又一次对青蒿素这一中国自发研制的抗疟王牌药物的充分肯定。

　　作为中国唯一被世卫组织认可的按西药研究标准研究开发的中药，青蒿素已被列入国际药典。但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介绍，“我国青蒿素类药物生产销售十几年了，至今出口市场占有额只有0.5％，而全世界抗疟药每年销售额为13亿～14亿美元。这对于我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余的药品仍为传统西药类产品，大部分市场为国际大型医药公司把持。

　　然而2003年8月5日，国际疟疾风险基金(MMV)负责人克拉夫特和世卫组织热带病专项官员泰勒博士，在广州举办的有关青蒿素研究会议上表示，MMV将拿出500万美元资助青蒿素衍生物Artekin的后期研究及全球注册工作。该药物是在国内原有研究基础上研制的青蒿素复方制剂，疗效更显著而且价格便宜。

　　“中国人研制的药物，他们在后期投入500万美元支持研究；这个新药将会在全球多个国家进行注册，一切注册的具体事宜由世卫组织进行协调，我们只是负责药品技术上的保障；也就是MMV出钱，世卫组织出力帮我们搞全球注册，而知识产权归我们。这在中国新药研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符林春对记者说。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据悉，双方合作的一个硬性条件是：将来生产出来的药品一定要以优惠价格提供给疟疾疫区的国家公立机构或国际机构，保证穷人消费得起。而疗效好、成本低一直是中医药治疗方式的优势所在。

　　据世卫组织估计，2005年以前，全球至少需要1亿剂青蒿素制剂，而全球现有制剂仅及需量的1/3。全球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及疟疾基金会的疟疾顾问南图亚也表示，希望各国尽快把青蒿素列为一线治疗药物，该基金会预计在5年内将花费4.5亿美元购买青蒿素。

　　这是我国中药产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为什么只有这一种

　　然而这一被称为目前我国中药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唯一机遇”，是否能为国内争议不断的中医药现代化指明发展方向呢？

　　对此，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邓铁涛表示：“中药现代化必须在中医现代化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脱离了中医，中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西方医学界目前仅接受中药单方制剂的提取，并不认可在中医药领域占据核心位置的复方药的使用。邓老认为，中医药现代化不应该总是想着进入西方市场，因为中西医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就是我们进去了人家也不会相信，不会使用”，青蒿素是我国的王牌药，但主要也是用于非洲、东南亚等热带地区的疟疾病，因为欧美基本没有疟疾。

　　“而且不能把单体提取的西药研制模式当成是中医药界的榜样，当然我并不反对提取单体，但是单体只是治疗疟疾这一种病而已。如果以这个为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就本末倒置了。”

　　“其实，现代中西医的体系之争并不集中体现在某种具体的药物上，”国际健康之友国际组织的医务顾问游向前博士对记者说，“广义上，按照中医理论进行治疗时所使用的物质都可以称为中药。比如西药中的青霉素可以消炎退烧，把它当作性凉的清热药使用，就是把西药纳入了中医的理论范畴。”

　　“而西医药物研制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提纯获得单一化学成分，比如青蒿素，已经制成了针剂，针对其对疟原虫的有效杀灭程度来使用，这完全是西医直接从疾病着手的治疗方式，而不再需要中医的辨证施治。这其实是中药被纳入西医体系的过程，只不过是在西医药典里增添了一种新药物。”

　　对普通民众而言，很难具备中医辨证施治的基本知识，而“辨病”使用药物就相对简单。或许这正是为什么西医界往往凭借发明某种新药而影响人群，而中医每每依靠杰出医家悬壶济世的缘故。

　　中医自身，也在不断适应人们简化诊断过程的要求，比如很多中成药的使用，患者基本上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自行购药服用。

　　而一直回响在记者耳畔的，是邓老的那句话—“脱离了中医，中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