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见‘普世’二字就发抖”？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8-05-12作，5月23日补充并发表　　

第一部分 自评《抛却派性三五天》 　　

　　

这是5月12日写的一篇帖子。我在我的《抛却“派”性三五天》里说过，写完帖子想发出时，网络出了问题，等到网络恢复正常，汶川大地震了。大震当头，举国震动，我就压下了这篇帖子，虽然发与不发，于世事世人无碍，但在我，却也只能做到如此。　　

　　

对于《抛却“派”性三五天》，承蒙《》版主先是在“时代观察”置了一会儿顶，接着又降阶“网友之声”加了一点红，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又在这个栏目置了顶，还有一些朋友来看，心中便感到了一丝欣慰。欣慰什么呢？欣慰在同胞遇难的时刻，我没有带着别的什么心思，总算是比较专注地想到了他们，这一点，竟为外人有所知道了。　　

　　

我知道，有的朋友是持不同意见的，批评我“文字感人角度错误”。我很感激对我文字的肯定，但也很反对批评我“角度错误”。我现在仍然认为，地震不是“派”间事，是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对话，面对大自然，人类显示出来的，应是人性，而不应是“派”性。而且，只有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人性才有意义，如果说人性有什么“普世意义”的话，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有。　　

　　

大自然与人类对话，是将人类看成一个整体的，并不将其分派，大地震并不专门死伤“左派”或“右派”，也并不专门发生在改革时期或不改革时期、革命时期或不革命时期。中国与日本政体各异，但都得面对多震的河山；国人将中国的前30年后30年分得很清，但大自然并不这样，它应力积聚够了，该地动山摇就地动山摇，不管你革命继续还是不继续、改革动摇得还是动摇不得，八级地震前30年后30年各来一回。我不是地质专家，预报不了地震，但我相信，八级地震，这一次可能是空前，但决不是绝后，以后，等地质板块运动的应力积攒得够大了，或者别的什么科学家还没有发现的因素具备了，还会发生这样的大地震。　　

　　

与大自然对话，不张人性而耍“派”性，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大自然听不懂。大地震来了，它来与人类对话，它的语言是闪光、轰鸣、震动、摇摆、地陷、山崩、河断，人类的语言是惊恐、奔逃、死亡、伤残、救援、互助，还有镇定、应接、幸存、健全、顾已。大楼陷下去，滚石落下来，不会是专埋“文革翻案派”，也不会专砸“改革新阶层”，无论阿谁将自己说得如何正确、显示得如何富有，身陷数米地下，头中千斤巨石，都只有一个相同的结果，死亡。面对大自然的狂暴是这样，面对大自然的温柔也是这样。阳光、雨露、鲜花、果实，这是大自然的语言，沐浴、承接、欣享、品味，这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不会是逃避、拒绝。　　

　　

但是，我并不是否定人类有“派”性。人虽离不开大自然，甚至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分子，但人猿揖别，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存在，更多的是它的社会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分了群，归了“派”，就非有“派”性不可。我只是说，面对大自然，别耍“派”性的小脾气，真要陷在地下，为石击中，一时命大，“文革翻案派”的一块方便面，“改革新阶层”的一瓶矿泉水，都能救你于不死，如果他们都能抛却“派”性三五天的话。　　

　　

我以为抛却“派”性三五天，即使是面对大地震这样的自然肆虐，也并非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大震当头，有的人觉得“辟谣”更为重要，真相走在了谣言前面，他更是走在了真相前面。救人要紧，有的人以为“军人也是人，也是公民。我们没有权利要求用他们的命换别人的命…”，显示出了茅于轼“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愚蠢想法的快乐的帕累托改进” 的教育效果。帐蓬紧缺，有的人争辩曰“我可以捐一百万为什么不能用帐蓬”，突显了“新阶层”的“经济实力”。国人纷纷捐款，有的人却论证“捐款是心意而不是对富豪的清算”，充当了为富翁富婆护院的家丁。刚刚发表了“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愚蠢想法”名文的茅于轼，既为地震中用自己的脊梁保护了四个学生的老师所感动，也为“执政者是一个族群的瘟疫”而恨恨不已，抛却“派”性，茅先生连三五分钟也没有做到。这些人士平日里总是“人性”“普世”不绝于口的，但到了与大自然对话的当口，要这些人士拿出点人性来的时候，他们却囊中羞涩，一点人性也拿不出来了。做侦探，当家丁，实践帕累托，歌颂法西斯，“派”性十足起来了。　　

　　

但是，我之“抛却派性三五天”，却并不是专对茅于轼、张维迎、“南都北青”的，它首先刺向的倒是我自己，其实是律已之作。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从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及实践中，发现他们并不总是单讲阶级斗争，他还要讲生产斗争，讲科学实验，并以此作为发展自己的主义、丰富自己的思想的三大途径。我理解他们的意见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对话，阶级斗争，则是人类不同人群之间的对话，谁也替代不了谁，生产斗争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就是科学实验，三大实践各自的独立性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三大实践又是理论上的划分，在具体的人上，它们是紧密交织结合在一起的，地球上并没有什么纯粹的“生产人”“科学家”“阶级斗争分子”。愚公移山，他也得与智叟的意识形态斗。孔圣人最爱说仁爱天下，但也有“苛政猛于虎”传世，造反派的原罪可以追到他那儿去。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研究得全地球只有两三个人懂得，他也得在阶级斗争中逃命。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他们也画《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杆老钓翁》，《田横五百士》。毛泽东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大师，他仍然专为农业工业制定的了各自的“宪法”。将“派”性用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上，与将人性用在阶级斗争上一样荒谬，这样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来“抓革命”，非“误生产”不可。我以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来对待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很正确的，是战无不胜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正确与战无不胜，一个有力的最现实的例证就是对当前“主流理论家” 拼命鼓吹的“普世理念”的彻底戳穿。人类与大自然对话，轰轰烈烈之地震，毫无例外之死亡，无穷无尽之圆周率，氢二氧一之水分子，普天下就是一个声音，人性彰显，“普世”得很。人群与人群对话，“人权”之我有你无，“民主”之你真我假，“自由”之我爱你恨，普天下声音历来多多，“派”性沟壑纵横，到处都是楚河汉界，鸿沟难越，哪来的“普世”？　　

　　

地壳渐稳，余震渐熄，大自然赏给人类展示人性的难得机会在向人类挥手告别，又去默默地积攒它的地壳应力去了。人类在强压“派”性三五天之后，又开始争先恐后地显示自己的“派”性了。让真相抢了先的谣言，仿佛脚步又快了起来，又跑到了真相前边，给本来就万分紧缺的救灾帐蓬添了一点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之外的麻烦。 “改革新阶层”是有了护院的家丁，“国际铁公鸡”却又被赶上了墙头。有的“资深评论员”发现了“不许人自己决定捐款”与“不许人评价你的捐款”两种“霸道”，奋起来做起公允的清道夫，为“捐款人”说话，为“评价人”办事，二者得兼。还有的号召“有空挑刺不如多为灾区做点实事”，号召民众带着肉中刺来为灾区做实事。更有中国社科院的名流，将人类与大自然的对话扩大到了“两国关系的理性思考”，也就是更大的两组人群的对话上，指导民众从“象征意义的救援”中看出“善良”来，反省自己的“以往中国舆论一谈及日本就很情绪化”，树立起“记住历史忘记仇恨”的“普世理念”。　　

　　

好吧，话题终于又回到“普世理念”上来了，“抛却派性”的“三五天”已过，《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见“普世”二字就发抖》上贴的机会到了。5月12日大地震前的帖子还放在我的“文档”中，粘贴很方便，下面的便是。　　

　　

第二部分 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见‘普世’二字就发抖”？　　

　　

“资深评论人”熊培云近日撰文批评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首呈，就其在一次讲座中称“强势英语制造了、影响了、俘虏了我们的价值观”，说：“‘强势英语俘虏了我们的价值观’，这个结论着实会让有些人血脉贲张，仿佛中国已经‘国难当头’了。只是我不知道，在这里，被西方世界‘俘虏’了的‘我们的价值观’，究竟是哪些具体的价值观。如果不能列出来，这种担忧多少显得有些空洞。”　　

　　

的确，如果王先生讲座中做“英语俘虏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论，那是应当受到讥讽的，他的“担忧”岂止于“空洞”，简直是没有道理。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岂能不知道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统一使用的交际工具，它是全民的，它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其字母也罢其方块也罢，就像利钝巧拙的其它工具一样，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无所谓势强势弱，效验如何，与使用它的人相关，与它本身则无关，哪种语言也“制造”“影响”“俘虏”不了谁的“价值观”，它的确“普世”。（那时汶川大地震还没有发生，如果有了大地震，熊先生论“普世”就不用“强势英语”做标杆了。苏杜后注。）　　

　　

因此，我以为，应当受到熊先生批评与讥讽的，倒未必是这位王院长，或者说不止于他，现在的一些“主流论坛”，也难外其列。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发明了一种“敏感词语”的名堂，将含有“敏感词语”的帖子，交“程序”枪毙了事。词语分出“敏感”与“迟钝”，真是时下一大创新，然而，虽是创新，但也犯了语言“普世” 的讳。如果套用熊先生的逻辑，那就是：究竟哪些词语属列“敏感”，如果不能列出来，那这种“枪毙”虽然很“充实”，但多少有些蛮横。　　

　　

不过，我们不必再顺着熊先生的逻辑批评下去了，因为，他的本意并不在阐释语言的“普世”，他的本意，另有所属。熊先生说，“诸如人要自由、要吃饭、要平等、要说话、要选举等价值观，这些都不是技术决定的，而是全人类共同共有的要求。现在有些人听到‘普世’二字就发抖，其实‘普世’也未必狰狞。就像空气是一种为世人所需的普世存在，一个国家再讲多样性、讲特色，但人们呼吸的总还是氧气，而不是什么本地化的氮气、氨气；同样是有氧呼吸，人们也倾向于亲近清新，拒斥污浊。” “应该说，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任何价值传播都已经突破了技术上的瓶颈，所以重要的是你是否能为人类提供厚生利用的普世价值，而不是实现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价值观的征服或者对抗。世界在融合中进步，更不必为不同的价值观争个鱼死网破、马革裹尸。”“普世理念”，“普世价值”， 这才是他之所以批评王院长，或者借批评王院长而予以阐释的要旨。　　

　　

不错，“吃饭” 是“普世”的，“说话”“呼吸”自然也都是“普世”的，但“新阶层”吃的是几万或几十万一餐的饭，是“女体盛”，是“黄金宴”，“销路很好的”四川凉山童工在东莞吃的是三天才有一回的“米饭”，而他们的父母吃的是连三天一回的“米饭”也摊不上的“饭”；能够“真话不全说”，有选而说，待机而言，还标榜这是“假话全不说”的，只能是国学大师一级的人物，因为发了几个帖子几条短信就犯了“诽谤罪”的国之小民，怎可与之讲“自由”论“平等”？ 为全世界生产着几亿双鞋子的“中国工厂”里，“农民工”吸进的空气足以让他们掉头发、脱牙齿、未老先衰、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又是谁剥夺了他们“亲近清新拒斥污浊”的“普世理念”？（欲寻地球纯粹“生产人”，真比到火星上寻找生命迹象还要难呀。苏杜后注。）　　

　　

其实，熊先生所言之“现在有些人听到‘普世’二字就发抖”，恰恰证明了“普世”本身就不“普世”。“普世理念”之下，“有些人听到就发抖”，另“有些人”，如熊先生者，则见到“有些人发抖”就赶忙上前敲打，以验证他们是不是“空洞”。“有些人”在“发抖”，熊先生们则在“发威”。连“普世理念”也将“人们”分成了“发抖”与“发威”的两“些”，让“普世”如何“普世”？（不讲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区分，硬讲“普世”，是故搅混水的一种论法。苏杜后注。）　　

　　

英语是语言，它是“普世”的，但“强势英语”还是语言吗？“吃饭”“说话”“呼吸”是“普世”的，但 “强势吃饭”“弱势说话”“无势呼吸” 还“普世”吗？“价值”是“普世” 的，但“能为人类提供厚生利用的普世价值”有吗？“主权”“内政”，这都曾是西方提供的“普世理念”“普世价值”，但“人权高于主权”又怎么讲？“人权面前无内政”又怎么说？中国对津巴布韦售武不行，美国停止过对台售武吗？布什在2007年布拉格“民主与安全会议”上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继续开放本国的经济而不用改革其政治体制。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在俄罗斯，曾经一度赋予公民权利的改革已经偏离了轨道，对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我们良好关系的一部分就是可以公开地谈论我们之间的分歧。因此，美国将继续与这些国家保持关系——但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或我们的价值观。” 布什就是要用他们的价值观来征服别人别国的价值观，拼个“鱼死网破、马革裹尸”，这世界哪来的“在融合中进步” ？哪来的“能为人类提供厚生利用的普世价值” ？　　

　　

山东有青岛，青岛有崂山，崂山有道士，道士有“穿墙术”，其“穿墙术”经过实践检验，无不应验，直为真理，“普世”之极，但慕名而来并自以为学有所成的“王生”偏是用之不验，回到家中，老婆面前，“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 “穿墙术”在“王生”那儿之所以“普世”不了者，并不是因为道士存在着什么“传播上的瓶颈”，没有互联网，而是“王生”窃财偷色的“价值观”作祟其间也。要问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见‘普世’二字就发抖”，盖为现代国民又作“王生”状，手捧“普世”，额上坟起，如巨卵焉，“有些人”忍俊不禁，大笑而抖也！　　

　　

这自然是玩笑话。熊先生正色曰，有些人一听见‘普世’二字就发抖“普世”未必狰狞。是的，“普世”不狰狞，相反，它看起来很悦目，听起来也很悦耳，然而，它的狰狞之处也正这里。这无需多说，这只要看一看“普世理论家”在“融合”什么“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理念”时为山西窑奴、广东童工的“呼吸”“吃饭”“说话”所做的种种“解读”，“发展是硬道理”呀，“发展要有代价”呀，“长袖善舞”呀，“胆子再大一点”呀，就会明白，慈眉善目的狰狞比青面獠牙的狰狞更狰狞。　　

　　

　　

附：　　

《英语俘虏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吗》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10日07:58 新京报 　　

作者：熊培云　　

　　

　　《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首呈在最新的讲座中认为，强势英语在扩张，“它获得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文化、政治、价值观念，或者说它制造了、影响了、俘虏了我们的价值观。”　　

　　

　　“强势英语俘虏了我们的价值观”，这个结论着实会让有些人血脉贲张，仿佛中国已经“国难当头”了。只是我不知道，在这里，被西方世界“俘虏”了的“我们的价值观”，究竟是哪些具体的价值观。如果不能列出来，这种担忧多少显得有些空洞。　　

　　

　　面对中国传媒业的“悲观现实”，王先生开出的药方是中国要“抢占数字传播高地”。一国发展数字传播技术，让传媒业“有点尊严”本是众望所归，但是上述理由着实有些靠不住，而将别人的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简单归功于人家“技术好”，更是将技术与价值混为一谈。　　

　　

　　诸如人要自由、要吃饭、要平等、要说话、要选举等价值观，这些都不是技术决定的，而是全人类共同共有的要求。现在有些人听到“普世”二字就发抖，其实“普世”也未必狰狞。就像空气是一种为世人所需的普世存在，一个国家再讲多样性、讲特色，但人们呼吸的总还是氧气，而不是什么本地化的氮气、氨气；同样是有氧呼吸，人们也倾向于亲近清新，拒斥污浊。　　

　　

　　技术的归技术，价值的归价值。没有价值的价值观，怎样传播都是一厢情愿。旧时的中国，诸如孔子、老子的学说能在西方流行，显然不是仰仗现在报纸、电视，正如今日一些价值观不能远播海外，也不是因为传播技术落后。如你所知，这些价值观要么不入流，要么停留于从西方舶来的二手货，而且有的还走了样。前者如今日满街流行的“厚黑成才学”及“缩头养生学”，后者的确是“来料加工”还有功课要做。　　

　　

　　应该说，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任何价值传播都已经突破了技术上的瓶颈，所以重要的是你是否能为人类提供厚生利用的普世价值，而不是实现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价值观的征服或者对抗。世界在融合中进步，更不必为不同的价值观争个鱼死网破、马革裹尸。　　

　　

　　与此融合对应的是，事实上今日任何一种语言所传播的价值观，并非完全代表母语国家或者为其所有，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人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会在英语世界流行。同样，如果中国有飞行员能写出《小王子》那样的经典童话，相信世界上任何媒体也不会拒绝讨论。语言只是思想或者价值的载体，《小王子》的价值显然不在于哪种语言传播它。　　

　　

　　最值得回味的是甘地与美国。上一世纪，亨利·梭罗的“公民不服从”思想，辗转传到了印度，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甘地“非暴力”运动的精神来源，然而，谁能就此断言这一价值观的传递，意味着美国人当年俘虏了印度的价值观？　　

　　

　　熊培云　资深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