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路线葬送干部　　

　　

一年来，重庆市有9名区局级干部因腐败而落马。其中，6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他3人正在相关的法律程序当中。　　

带团出国考察滞留不归，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被“双开”。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有松总计涉嫌贪污4个亿，其中最大的竟一口“吃”进3亿多元。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前院长郭生贵，8年敛财700余万元。就连法院大门外摆放的两对石狮子他也不放过，从中收取回扣32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俊胜　10月26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作报告时说，从2003年至今年上半年的5年中，全国法院判决的犯罪案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是4525人，同比上升77.52％。　　

北京市检察院公布，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该市共批捕26万余人，其中，省部级高官共1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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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本人随意从近日新闻媒体上读到的几则关于党政官员腐败的消息。看了这些消息，任何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为今日中国官员队伍腐败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也为这么多的官员走上犯罪道路而感到痛心。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干部、包括省部级高官走上犯罪的道路？反腐倡廉的调子似乎总在声嘶力竭地高唱着，打击腐败的重拳似乎总在高悬着，可是腐败不断没能被遏制，反而以77.52％的速度在上升着。30年中，仅一个直辖市，因腐败而判刑的省部级高官就有10多个、平均一年被判刑的罪犯有9000余人。腐败官员如此地多，社会犯罪率如此之高，这究竟是为什么？　　

诚然，就那些贪官污吏而言，他们忘记党的宗旨，违背为官之德，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利为所欲为，受到法律的惩处原本是罪有应得的。然而，难道这些人生就的就是一副贪官污吏的坯子，当了干部就只能落个坐牢、杀头的结局不成？事实决非如此。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也因此他们才能够得到选拔和运用。他们变坏原因，既有他们自己的主观因素，更有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就客观原因而言，当局错误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是他们从人民公仆堕落为罪犯的根本性条件。　　

大贪官李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想当初，李真也曾经是一个好孩子、好青年。他刚当干部的那会儿，曾立志做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官。然而，当了干部以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不公平，他的心理逐渐失去了平衡，又得不到及时的纠正，终至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那条不归之路。当他在囹圄中回顾这些历程时，虽然追悔莫及，却为时已晚。其实，30年来具有这样心路历程的犯罪干部，绝非李真一人，而是带着普遍性；他们被暴露后，都曾有过类似的忏悔。所以，在讨论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堕落问题时，这个“外部环境”正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因为人都是现实中的人，没有什么人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干部也是如此。而人的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受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　　

说到“外部政治生态环境”，它包括现实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当局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这两个方面。就前一个方面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数千年私有制社会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随着开放搞活更加沉渣泛起；经过30年“以欧美为师”的持续改革，商品经济和私有制卷土重来，与之相伴随的商品和私有观念随时腐蚀着人们的灵魂；经过30年名为“与国际接轨”实际是与欧美资本主义接轨的对外开放，随着国际资本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经济领域，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汹涌而来，并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今日中国的外部环境，它给干部们走上犯罪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外部环境也还并不可怕，只要执政当局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正确，这些东西原本是不可怕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路线正确，干部队伍中的腐败问题就不会严重到如此程度。然而，30年来，恰恰是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出了问题，才招致腐败问题的愈演愈烈，才招致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的干部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这是贪腐干部层出不穷的根本性原因。　　

从理论上来说，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太多。比如说吧，提出“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消除所谓的“普遍贫穷”，就搞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为了这个所谓的“大政策”得到有效贯彻，就号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带头先富”。这是许多干部所求之不得的。于是，一些党员干部就合理合法地、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以便实现“先富裕起来”的目的；　　

以“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作为评判是非、好坏的标准，又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软道理，干部只要能在发展上有所作为就都是“能人”，都是“好猫”，都得到提拔和重用，至于思想觉悟、道德水准等等则可以一概不察、不究。这些形而上学猖狂的歪理邪说，在鼓动干部们去“逮住老鼠”的同时，也腐蚀他们的灵魂，放纵他们的行为； 　　

鼓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只要获取了一纸文凭就成为了先进阶级的一员，规定“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干部”，其他的都被排斥在干部的行列之外，号召社会的人们无条件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的当然就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要“尊重干部”。这就把各级各类干部置于高高在上的所谓“精英”的地位，置于精神贵族的地位。于是，干部的思想改造不提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废除了，与基层群众实行“三同”的作法取消了，以发动群众整顿干部作风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不搞了，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了，干部的工作条件和经济待遇却越来越优厚……　　

从表面上看，这些理论、路线和政策迎合了许多干部的私心杂念和特权观念，迎合了他们害怕艰苦、贪图享受的心理诉求，似乎是对干部的爱护。而实际上，这些理论、路线和政策，都是毒害干部的精神鸦片，是怂恿、放任干部们犯罪的迷魂药，是对干部的不负责任。实际上犯罪干部们都是这些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的牺牲品。如果在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下（比如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是联系群众、善始善终的好干部，都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虽然30年来被葬送的干部是如此之多，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干部中的腐败仍然呈日趋严重的势头。就拿经济犯罪来说，过去，如有干部贪污受贿几万元、十几万元，那就是不得了的罪过。可是，到了今天，贪污受贿几千万元还不算是最多的。过去，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如有一个干部被判刑，那是绝大的事儿。而今天，涉及十几人、几十人的窝案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而当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造成此种严重局面的真正原因从来就不肯正视，更不要说从根本上进行检讨和认真纠正了。而社会上的人们包括那些犯罪干部本身，对此也都没有真正的醒悟。这种状况的存在，预示着将还要有更多的干部源源不断地走上犯罪的道路，着实令人感到忧虑。为了拯救正在和将要走上犯罪道路的干部，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该是当局和社会清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