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仇和现象”的来龙与去脉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8-03－05

“仇和现象”并不是“后三十年”特有的现象，它在“前三十年”也有，更早更远，也有。

“后三十年”，“仇和现象”是卖光，卖得越便宜， “改革力度”越大，附加优惠越多， “思想解放”越彻底；是强拆，拆得越野蛮， “改革力度”越大，给予补偿越少， “思想解放”越彻底。此类行为，如今叫“锐意进取”。“前三十年”，给党员同志提一条意见，“右派”了；对“大忽隆”略有微词，“右倾”了。仇和同志昆明“挪位子”这种事，“前三十年” 叫“拔白旗”。 “现场会”上，“亩产”少报了10万斤，就当“白旗”给拔掉，“下放基层改造”去了。据说有的地方还真的制造了白纸旗，给拔掉的“白旗”举着，离开会场。此类行为，那时叫“立场坚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词换了，其实还是一回事。“前三十年”的“坚定立场”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并不搭界，“后三十年”的“锐意进取”也与科学发展的改革事业毫不相干。

有理论家与实践家总喜欢将这种前后都有的“仇和现象”归罪于共产党的暴政，领袖的专制，我之以为，这大概是美国书念多了的缘故。要透视这种现象，非多念中国书不行，因为，这种现象，其实不过就是“先意承旨”而已。悉心揣摸“上头”的心思，早于它甚于它地去做，意在为所发现，图在为所重用，是与科举并重甚至更重的“自举”，是千锤百炼的一种国粹。略念过几本中国书，便可以知道几个先意承旨创造性地打或捧的例子来。它存在于中国，至少也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与只有百十年的共产党，几十年的领袖，并没有多少关系。如果硬要说有关系，那也只能说是它的革命还为时太短，无法深及，来不及彻底地清除它，三十年河东也好，三十年河西也好，它都能得势，得力，得益。

但这并不是说它就能万寿无疆。其实，从它诞生之时起，它就命中多舛，即使在暴政下，专制中，也为服于暴政的子民，忠于专制的臣子所不齿。这是不必远证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的，在“前三十年”，它就被触及了，只是未被革掉命而已。“文革”之初，有人揣摸是第二次“反右”吧，大打出手50天，结果不是。“文革”之中，又有人揣摸是“大树特树毛的权威”吧，大写文章一大篇，结果又不是。“文革”之末，仍有人揣摸是“两个凡是”了，立呈效忠信一封，结果更是大相径庭。可惜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先意承旨”死而不僵，甚至连死也没有来得及死，又以另外的形式活跃起来。然而，本性所制，虽然活跃，却无法腾飞。先意承旨，“宁右勿左”，逢毛必反，遇共必铲，虽也是一时的风气，但终难成大气候。“仇和现象”一出现，就立即遭到了揭露与抵制，便是一个明证。尽管在“稳定压倒一切”之下，尽管于“改革不可动摇”之中，这种揭露与抵制十分艰难，但还是令一些理论家实践家在感叹“解放思想为什么这样难”，撸胳膊挽袖子地要“杀出一条血路”。由此把来，“仇和现象”的去脉，也不十分地预后良好，而从历史的经验看，先意承旨虽然可因“立场坚定忠心耿耿”而得宠快，甚至宠于一时，但失宠也快，甚至一蹶不振。因为，即便是暴政，是专制，需要打手或歌手，他至少也要有一点武艺，或懂一点唱法，不能只是一味地发飆。 “仇和现象”的同志们，有的自以为“拉网式招商”合了“发展是第一要义”，有的以为向“新阶层”频频“释放善意谈笑风生”是应了“和谐”，纷纷锐意进取，个个不甘人后，但只要用“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顺应人民意愿”其中的任何一点加以检点，他们都有马上倒台的可能。危在旦夕，也许不是为他们的杞忧。

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这些点，对于“仇和现象”来说，还是只治标而没有治本，对于它的“先意承旨”的本源，还是未从根本上加以触动，时机一遇，下个三十年，它又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立场坚定”“宁左勿右”的“拔白旗”，是告别了；“锐意进取” “宁右勿左”的“挪位子”，也要告别了，但“极高明而道中庸”又来了， “宽容” 《色戒》， “包纳” 藏独，反偏激，和为贵，已经在国人与世人面前玩出了若干先意承旨的新花样。70院士支持，300亿花费的“中华文化城”，比起共产党员纷纷地领导中国儿童诵读《四书五经》来，在200所“孔子学院”门口自豪得不能自己来，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小样”。这不用讲什么共产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的“政治基石”，便是拉出国民党的胡适之老前辈来，恐怕也差到十万八千里。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从官员到教授，谁都觉得是得了真缔，循了规律。不过，与胡适博士比起来，从官员到教授，却晚了40多年。我们还在与“三年自然灾害”做斗争的时候，胡适博士就在谈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了。可惜，他遵循的不是“和谐之道”，却对“中华精神文明”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他说：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去掉一个深深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很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胡博士甚至说，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应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的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我相信，如果不是我在文中预先说明，“改革派”不必说了，“中庸派”也会认为这是“文革派”言论，或者是鲁迅语录，会颇不以为然的。我引出胡适的话来，从作文的角度看，确是“叉”得太开了一点，但为了将“仇和现象”的来龙去脉能说得明白一点，也只好如此。先意承旨，貌似革命的“拔白旗”，状如改革的 “挪位子”，不过是“古老东方文明”的一条支流。连胡适这样的“反共老手”，都早以为“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自己反倒仆身跪在这种“文明”脚下，孜孜以求新花样，津津乐道为高明，希望祈祷出什么神灵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