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谎的茅于轼

体用不二

　　茅于轼以前是不是常撒谎我不知道，但这次茅于轼肯定是撒谎了。

　　据搜狐新闻2月15日报道（http://news.sohu.com/20070215/n248265853.shtml），茅于轼近日在与某主持人交谈时说：“从49年到77年20年改造成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没有任何的经济自由因素。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城里人吃不着肉，很少人能吃到肉，北京供应最好的一个人一个月有半斤肉，小城市就没有了，农村就更谈不上了。”

　　茅于轼还说：“完全没有个体工商户，连摆个小摊都不行的。到了78年开始有了集市贸易，等于是自由市场，现在我们很少叫自由市场了。那时候自由市场就是农村可以拿东西到那儿来卖，主要就是农民的鸡蛋、鸡、粮食出去卖，卖的价格比统购统销的价格要高，城市人口没有鸡蛋，去那儿买鸡蛋，尽管价钱贵一点可以买到。”

　　茅于轼完全是在撒谎。

　　我是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六、七十年代，我分别在四川和河北两个地方生活过。我这里就说说六、七十年代这段时间我所看到的四川和河北的生活情况吧。

　　1962年到1967年我一直在四川生活，我家住在离广元县（现为广元市）约25公里的一个煤矿上。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到离煤矿约两公里的镇子上去买猪肉的情景。那时每个月每人供应半斤肉，每次买肉都要排很长的队，常常还买不到，但只要有肉票，肯定能买到，只是什么时间能买到的问题。那时买肉讲究买肥肉，因为大家都缺油水。1964年，我上2年级时，有一次因为把时间搞错了，第三节课下课后，我就出去吃饭，到街上的饭馆里买了一份牛肉和一碗米饭，多少钱我忘了，但不会超过5角钱，因为当时我手里只有5角钱，这个钱数我还记得。为这件事，由于我少上了一节课，受了批评，觉得很没面子，我还大哭了一场。那时我在镇上的小学上学，我的农村同学都很穷，穿得都是补丁衣服，但他们都能吃饱饭，没听说过有饿肚子的。我们班上有两个孤儿，由政府照顾，也能满足温饱。

　　大约在65年或66年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件现在看来也是颇值得自豪的事情。我带着六、七岁的弟弟两个人饿着肚子，走了一天，步行了二、三十公里，来到只是听说过的另一个煤矿，去找并找到了在那里帮助工作的父母。

　　1967年我10岁，那时已开始了文革，我因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常常被一些比我大几岁的孩子殴打，迫不得已，当年9、10月份左右，父母安排我带着8岁的弟弟离开父母两人结伴回到了河北老家。这件事也颇有一点传奇色彩。我上高中时，我的一个农村同学对我说了这件事，似乎很有点了不起，这我才知道，就这么一个小事，在农村竟被传神了。回到老家那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住的街道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冬天还有西瓜卖，那两家卖西瓜的都是自己做买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个体工商户。到1973年七八月份，我高中毕业离开老家前（按当时的学制，我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他们仍在做买卖。我初中、高中同学中有一些家里利用临街的便利，一直在自己做买卖。我初中最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的父母自60年代初就一直开着缝纫店，从来没有间断过。改革开放后，成为我们县里最大、最有名气的缝纫店并建立了最大、最有名气的缝纫学校。曾租住我家房子的一对夫妻开着一家似乎是我们县里最大的磁器店，当然这个“大”也不过就是30—50平米左右。这对夫妻女的在县供销社工作，男的经营这家个体磁器店。我家前面的街道上有好几家个体的商户，有理发店、照相馆、熟食店、烧饼店，还有杂货店。我常常花一、两毛钱去买熟食吃。中国传统文化看不起商人，文革时期更如此。所以那些家里经商的同学多多少少都有些被鄙视。我们村里还有一家个体诊所，几代祖传，在我们县里很有名气。

　　我的一位本家伯父，大约从60年代初就一直在距县城约30里路的一个镇子上做交易员，就是每过几天镇子上有集市时，他做中间人，同时也帮助收税，每个月大约有20—30元的工资收入。这种经历使他有了比较开阔的眼界和经商头脑，改革开放后，他成了我们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我们村东头，是县里最大的集贸市场。每过几天就有一次集市，这个集市在我离开老家前，基本没有间断过，只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曾停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但很快就又开放了。每到集市这一天，我家前边的街道都挤满了人，但农忙的时候就没什么人了。我还曾从这个集市上买过一只羊来养，养了几个月卖掉后又买了一只，但这只被我养死了，这件事应该是在71或72年的时候。九十年代后期，我回老家，这个集市仍在，街道面貌已是大不相同了，但人满为患还和以前一样。

　　那时候老家的农村几乎家家都用土法织布，以解决家庭用布问题。一些能力比较强的人家除了自己穿用之外，还拿出一些到集市上卖。我姑姑不但会织布，还会染毛线，这在当时会的人就不多了。我姑姑经常买了毛线自己染，然后拿到集市上卖，有时候还买羊毛自己纺毛线，所以我姑姑家生活也还算不错。当时在农村，逢年过节都会买一些肉吃，但很少。一家五、六口人也就买两三斤肉吃。我老家这个地方大概有点特殊，农村人似乎不太喜欢吃肉，常常是不来客人就不吃肉。尤其是离集镇远的村子更是如此。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当时县屠宰场常把猪蹄拿出来卖，一只才2毛钱，但不好卖，似乎没什么人买，这些与四川很不一样，在四川，猪蹄是抢手货。

　　1973年7、8月份，我又到了四川，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我家搬到了旺苍县的一个矿上。那时每人每个月供应半斤肉还是一斤肉记不得了，似乎是一斤肉。但在这里买肉就远得多了。得到5公里外的一个镇子上去买。来回路上得步行两个小时。那个镇子也很繁华，有许多个体开的小店。但稍微大一点的都是集体或国营的。好像是每周有一个集市。每到集市的日子，附近的农民都会把自己的农产品拿来卖。各种蔬菜、野生药品、各种农副产品很多。在这个镇子上我第一次注意到还有看性病的个体医生，当时我想，大概看这种病应该没有生意吧。后来我医学院毕业实习时，老师告诉我，他们很多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医生都没见过性病，对性病只有书本上的那点知识。我们上课学习时也只是作为一个科目提了提，没有多讲。这里的农民似乎家家都养猪，有没有不养猪的我不知道。劳力好的家庭要养几只猪。几乎家家都有头一年做的腊肉。他们做的腊肉都非常好吃。这里的农民很讲究一个月吃了几次肉，似乎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到过年，家家至少要杀一头猪。这些农民养的猪屠宰后按规定必须卖一半给国家。这里的农民好像很少有养羊的。这些与我老家很不一样。我老家农村个人养猪的似乎不太多，还有少数人家养羊。老家农村似乎多数都是生产队在养猪，而且还都是城镇附近的生产队才养，比如我姑姑那个村子因离镇子比较远，生产队就没有养猪。他们养的猪几乎都卖掉，似乎没有听说过谁家杀只猪自己吃。

　　我觉得还要特别补充一点的是，我在老家上高小、初中、高中时农村学生都是免学费的，只有城镇户口的才交少量学费，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我没交过，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同学说交学费有困难。上高中时，农村学生不但不交学费，每个月还能得到几块钱的生活补贴。好像最少的是五块，最多的是十五块。

　　我的亲身经历证明，茅于轼是多么地无耻，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